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世界”理论与民族志研究方法

　　编译者按：曼殊纳特·彭达库（ManjunathPendakur）是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AtlanticUniversity）传播与多媒体学院荣休教授。他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拉斯·斯麦兹（DallasSmythe），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传播、大众文化、民族志研究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但遗憾的是，与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丹·席勒（DanSchiller）、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其他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相比，彭达库的学术成果并不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唯一的例外是《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一个印度村庄的转型》（PoliticalEconomyandEthnography：TransformationsinanIndianVillage）一文，被收录于1991年由他、珍妮特·瓦斯科（JanetWasko）和莫斯可为追思斯麦兹而编著和出版的《照亮盲点：纪念达拉斯·斯麦兹论文集》（IlluminatingtheBlindspots：）一书。

　　本文在彭达库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一书所做的序言基础上编译而成。在此，彭达库以自己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姻缘”为线索，批判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者对于媒体所有权与资本控制、阶级与权力、種族与去殖民化、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宏观议题采取“远观”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与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政治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本篇序言中，彭达库将读者拉回到20世纪70年代，和他们一同置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使他们清晰地感受到个人的生命历程、历史前进的车轮和它们所在的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所带来的压迫感和紧张感。虽然今天的读者因为历史语境和时代的变迁，重读“三个世界”理论时难免会产生隔膜感和陌生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殖民地国家通过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纷纷走向独立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印度脱离大英帝国建立起现代、世俗化、民主国家历史的参与者，作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世界和平构成持续的威胁，以及在此背景下，大量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加入不结盟运动历史的见证者，彭达库对于美帝国主义霸权扩张、世界秩序中核心和边陲不平等关系的批判，因为它的真实性而得到读者的共情。这种真实性还表现在他所一贯主张的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研究方法相结合上，这种结合既赋予研究者深刻洞察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能力，又有助于他们更近距离地感知和体验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兼具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研究方法为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注入更多对经验生活再现的同时，也使它更具真实性和感知力。

　　最后，这篇序言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对于理解我们当下媒介生态有何助益？我想回答上述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在于对全球性和地方性关系的再思考，这也是彭达库在这篇序言中反复强调的。今天，当跨国媒介集团凭借其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加速该地区媒介产业（包括广播、电视、出版、互联网等诸多产业）的私有化、去管制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运作的同时，本土和全球的媒介组织之间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是否正在形成？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如何保留民族特色的媒介文化和本土化的媒介生产这一与“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紧密相扣的议题亟须重回公众视野和公共讨论之中，只是这一次它们被历史语境和时代的变迁赋予了“新”的意涵。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沐春风

　　为什么我从研究生阶段起就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路径所深深吸引，并始终将它作为自己的研究旨趣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从个人的学术经历谈起。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在当时美国的主要研究机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中，与传播相关的研究生项目或研究院系几乎都不会涉猎政治经济学，而是长期聚焦一系列狭仄的议题，研究者就在这些议题上“裹足前行”。在这一领域，历史研究者可谓一种另类的存在，与结构—功能主义者相比，他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上“独辟蹊径”，而不像前者那样，将自己的研究问题和范式局限于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与秩序之中。如在当时，选举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结构—功能主义者往往会根据有限的数据来推测选举和其他事件的结果，这是一项极易失败的工作。即使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他们也通常“近观”事情是何时发生的、谁对谁做了什么等微小的细节，而对核心（或者宏观层面）的议题往往采取“远观”的态度，如为什么媒介产业以现有的方式存在和运作？它是如何并以何种方式从整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虽然在当时的研究者看来，媒体对于民主的福祉至关重要，这也是他们所密切关注的议题，但却很少提出媒体如何对意识产生影响等问题，因为后者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域之内。事实上，当时大部分研究者醉心于用最“时髦”的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将之呈现在会议或是课堂上，以此来获得无上的自豪感，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时间、耗费了无尽的想象力。对于研究生来说，诸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术概念很少被用来审视当前的（社会）议题，无论是在课堂上评价媒介产业，还是在为了完成课业而必须递交的各种论文中。

　　于我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并不愉悦。我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产业的结构和功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媒体是私有的？媒体和更为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民主社会中，媒体是如何形塑和强化公民身份的？所有权如何控制各种形式媒体的内容？它的具体目的又是什么？美国媒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是否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宣传，反对那些不愿意屈从美国国家意志的政府或政权？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传播院系研究生的课堂上并不会讨论我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感到窒息，因此打算硕士毕业后，在学术圈外寻找就业机会，并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最终，我顺利地进入了西雅图的一家电视台担任新闻摄影师。这是一份有工会保障且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当时的薪酬远比我在学校当研究生助教时要高。

　　在全职工作期间，我仍坚持阅读在传播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最新论文。就在西雅图的一个雨夜，当我在翻阅《广播学刊》（JournalofBroadcasting）时，斯麦兹教授的一篇短文引发了我极强的兴趣。[1]他在文章的最后罗列了一些研究议题，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就其中的一个问题展开我的博士研究。于是，我北上来到了加拿大的本拿比（Burnaby），见到了斯麦兹教授本人。我们建立了个人联系，因为他对我打算研究大众媒介的使用与印度社会变迁的想法感到颇为欣喜。虽然当时印度已有相当一部分的报纸和电影产业实现了私有化，但广播电视完全是国有的，也就在那段时间，电视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家庭。我们详细讨论了印度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和困境，当他问我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在您的指导下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建议我跟随著名的社会学家哈丽·沙玛（HariSharma）教授学习两个学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沙玛教授是当时研究印度农民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的专家。

　　我出生于印度，当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我是亲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建立起现代、世俗化、民主国家的那代人，因此似乎与政治经济学有着天然的纽带，因为在政治经济学者看来，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与此同时，在审视大英帝国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20世纪美帝国主义霸权的扩张，以及前殖民地国家与之抗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解放和独立的关系时，他们往往采用辩证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整个世界。[2]他们将世界秩序作为自己感知和体验当代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基点，这使我如沐春风。

　　当再次进入高校深造时，我发现依附理论以及学者们运用该理论对加拿大所展开的阐释特别有意义且很实用。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远远领先于美国学者。鉴于加拿大和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依附关系，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纷纷运用依附理论这一棱镜来透视与加拿大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相关的各种议题。许多学者致力于深耕帝国主义如何系统性地制造了欠发达的状况，它又是如何受到内部（外部）制度和政治（经济）压力的影响等有趣的研究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最终决定在博士毕业论文中聚焦加拿大的电影产业，它既受到扭曲，又欠发达，并在此基础上，我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3]美国的传媒企业大多将加拿大简单地视为美国庞大传媒市场的延伸，并对加拿大广播和新兴的有线电视产业具有绝对的统治权，那么在此语境下，民族文化自治如何实现？这是众多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国家如何在依附的状态下设计其制度和政策呢？它又将如何保留具有民族特色的媒介文化和本土化的媒介生产呢？谁将为此埋单？如何埋单？这些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三个世界”理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

　　虽然我在西方学习和工作，但我的研究旨趣完全在第三世界，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恰好和它严丝合缝。西方的大众传媒将“第三世界”视为一种贬义的表述，前殖民地国家的民众也越发不接受它，要么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一表述形成的历史语境，要么因为他们为排列“第三”而倍感尴尬。所以，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回溯和探究这一表述的应有之义。

　　“三个世界”理论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第一次对它进行了阐释。法农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也是加勒比海地区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革命者。他深入研究了殖民地统治以及种族主义对被殖民者（黑人）和殖民者的影响，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移民到阿尔及利亚，并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TheNationalLiberationFront）。法农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为民族解放进行长期斗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包括折磨和杀戮他们的法国殖民者。[4]他发现，种族主义是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彻底毁灭，同时也是对世界中心和边陲关系、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全面破坏。对于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的新兴解放和独立国家，他关切地说道：……人们普遍认为，现在是世界上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欠发达国家应该利用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确保其所争取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并拒绝成为影响上述竞争的因素。第三世界国家不应被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绑架，要勇于提出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欠发达国家应该尽最大努力发现自己特定的价值和方法，以及“特有的风格”。

　　法农阐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应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野蛮及血腥的行径中寻求自治，这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和政治运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Kaunda）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并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毛泽东（第三世界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与此同时，不结盟运动汇集了当时许多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的国家，它们奉行独立自主、不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的外交政策。其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冷战的破坏性，并赞同和平与合作的原则。

　　在“第三世界”理论论述方面，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ianos）提供了一个更为成熟的分析框架，通过厘清资本主义世界的發展和殖民地（新殖民地）的欠发展之间的勾连关系，充分挖掘这一理论的政治和经济意涵。他强调一枚硬币的两面：

　　简而言之，第三世界不是一系列的国家或一组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而是一整套关系：具有控制权的宗主国中心和依附于它的边陲地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这些边陲地区既包括过去的殖民地，又包括今天在新殖民主义下独立的国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如何作为第三世界服务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资本家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此问题的历史性描述无疑是最精辟的。

　　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宏大议题根植于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自诩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统治阶级和媒体今天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分庭抗礼。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保守主义专栏作家之一大卫·布鲁克斯（DavidBrooks）最近在他的专栏中这样写道：“中国在经济、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对美国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不可预期的挑战，这一点越来越明显。”[7]在他看来，只有美国才能推行霸权，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此发起挑战。然而，它们可以在美国权力的意志下扮演恳求者或依附者的角色。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印度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且将与美国或中国抗衡。因为印度受到阶级和种姓等内部矛盾的制约，除此之外，腐败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桎梏——绝大多数的国家财富被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种姓）侵吞。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承诺的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使它倍感压力。在这个国家中，目前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水源、基本的住房和可供使用的厕所。在某种程度上，苏联解体后，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仍体现了相当强的历史连续性。

　　三、民族志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和经验生活的再现

　　1979年，当我参加第一份工作（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任职）的面试时，最先被问到的几个问题之一就是：“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当时我天真地回答道：“我通过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媒介产业。”在传播学领域，知名学者很少聚焦资本和劳动、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经济学者更倾向于将特定的问题置于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加以探索与反思。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法。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研究者不了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那么他们就无法对美国社会进行深入的挖掘。同样，如果研究者不熟悉印度的阶级、种姓和社会性别，那么他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印度。许多美国学者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在分析印度这样的国家时可能面临着失效的问题，因为在印度，大多数的受访者会认为公开访谈信息对他们不利，或者提供给调查人员他们所期待得到的答案。在许多情况下，研究者会发现被雇用在印度农村地区进行调查的人员往往坐在树下，自己完成所有问卷的填写工作。

　　如果我们正在研究与美国政策制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那么需要收集的主要材料，包括政府和产业报告、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和其他公开的文件、政治家和游说者的公开声明、企业年度报告、媒体报道等。如在我对美国电影产业的研究中，收集的主要资料有商务部、国务院和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发送的电报，美国电影协会（TheMotionPictureAssociationofAmerica）的内部文件，以及它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的陈述等。在美国，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公民有权从公共机构获取相关资料，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资料变得十分昂贵且越发难以获得。今天人们可能需要像调查记者一样的敏锐，才能发现相关信息。如果这是一项历史研究，那么存在于多个国家中的档案资料、生活在那一特定时期的人们留下来的日记都可以成为研究者有效信息与数据的来源。

　　这些情况在世界的不同国家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过去，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在新德里找到可供公众获取的政府报告，除非他/她获得政治家的支持。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新德里呆了一个星期，仅仅为了得到印度信息和广播部（MinistryofInformationandBroadcasting）的年报，而这也是在国会议员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获取公开的政府报告可能要变得容易一些，因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会在网上发布。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不存在一种简单的获取信息与数据的方法来解决特定的问题。获取信息与数据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任务，但当研究者最终成功的时候，这一切将变得颇具价值。

　　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观照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鉴于此，我发现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相结合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研究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长处在于它一开始就赋予了研究者深刻的洞察力，帮助他们厘清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扣连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而民族志的优势在于它为研究者更近距离地观察人们生活的真实环境及其复杂性提供了可能。民族志进一步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这个充满压迫、向上流动、日常抗争和意义寻找的世界。

　　总之，政治经济学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在21世纪以及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轴心地区（如美国），还是生活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边陲地区，社会和环境的正义始终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在这方面社会运动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今天，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以及它们可以将信息快速传递到世界每一个村庄的能力，使得全球和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而新自由主义规制的世界秩序更是加速了上述的联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