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之必然
摘要：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制约。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第一，从理论上概括现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第二，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第三，探讨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及其解决途径。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国度性；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68-08
DOI：.1005-6378.2017.05.011
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造成政治经济学类似数学、物理学那样的没有国度差異的假象，以致将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普世价值”的表述。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而照搬外国经济学说又引发诸多问题。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
“政治经济学”是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这个书名除去“献给国王和王后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它恰当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后几百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哪个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坚持着这一属性。蒙克莱田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封建领主制衰落，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已经建立，国王与商业资本家联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商业资本经济的时期。这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此前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各部族及部族联盟的政权，远未达到系统的集权统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只能是“准国家”。全人类只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建立了集权专制国家，经汉武帝的强化而巩固并通行中华大地。欧洲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落后，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和政权形式。蒙古人的西征进一步开通了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其封建领主中有雄心大志者开始向往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国家政权。从十二三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资本兴起等都与这些封建领主建立集权国家的努力相统一。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塑造了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兰等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于攻城略地的战争，更体现于对市场的争夺。如何发展商业，增强国家财力，成为国王和商人共同的课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经济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才得以形成。
初期的经济研究虽由蒙克莱田冠之以“政治经济学”，但其理论程度只处于思想和观念阶段，远未形成系统的学说。这个阶段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公元十二三世纪至18世纪初），其经济思想和观念可以统称“重商主义”。时间虽长，著述并不丰富，但有一个共通处，就是立足于本国，探究如何发展商业以增强国家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争夺市场，以至兼并其他弱小邦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其中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国度性。
重商主义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再片面强调商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突出产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法国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英国的配第、洛克、休谟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坚持国度性。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集合了前人的成果，创立了系统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以全面贯彻，即立足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以及这个制度对富强英国的意义。由于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度，资本主义也是英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斯密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时，往往省略“英国”这个主语，书名中的“国民”，就是“英国国民”。这在那个时代是说得通的，英国是唯一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制度等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等于英国的经济制度。但斯密之后，其他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经济学家这样省略“英国”这个主语，就不是单纯的忽略，而是有意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力求将之打扮成全世界通用的“科学”了。
这种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国度性的做法，在19世纪末的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那里得到突出表现。这些力图将政治经济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不仅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更不论国家和历史，努力从心理和数理塑造“纯经济”。在他们的笔下，人是“经济人”，按自己的心理判断来从事经济活动，并以数学的理性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经济人”是没有国度的，“经济理性”也不包含政治、文化因素，只承认并依照“利益最大化”的数理原则行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统治制度，并主导全世界经济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中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有少数法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学派，明确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历史学派甚至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并不能扭转“主流经济学家”的“纯经济学”观念。
到20世纪30年代，坚持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经济大危机束手无策，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也陷入大危机之中。凯恩斯参照“罗斯福新政”、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模式，主张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排斥的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并创立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分析法”。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到充分贯彻。然而，不论凯恩斯还是其追随者，都很少提及国度性，从他本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早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本来是英国的，说不说“英国”这个主语无所谓。当然，他也有意因此而使自己的学说在别国推行。而后来众多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努力将其说成经济的一般规律。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念和国家总量经济分析方法，是斯密之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里程碑，它在四十余年时间内影响着英国和北美西欧诸国，但各国都是根据本国情况引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的，因此有明显差异。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第一大国，与其说是在践行凯恩斯学说，不如说是在继续罗斯福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冲突与制衡，使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其基本理念是根据本国实际对马歇尔和凯恩斯学说进行改造，演化至今已成颇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产生于本土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美国大资本财团已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因而反映其利益的美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美国国度性的体现，是以全人类主宰身份出现的大资本财团利益和意识的概括。
与位居主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晚起并处于“反对派”地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依附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马克思以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系统揭示与论证，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抗衡。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曾强调其国度性，即“真正的德国经济学”。俄国革命后，苏联加速工业化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占主导地位。而苏联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以“一般经济规律”表述者的面目出现，虽然针对的是苏联（包括斯大林为该教科书写的指导意见也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名），却很少谈其国度特殊性。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论英国、美国，还是苏联的经济学家，他们忽视或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他们这样做，从其利益而言是应该的，但对于接受这些外国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人来说，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却是不应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引进了所有的外国经济学说，试图从中找到富强中国的术和技，除少数被美国大财团雇佣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是真心诚意地学习外国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们忽视了外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真诚的学习者将外国经济学说看成可以直接用于中国的，不论对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经济学说，都用演绎的方式推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甚至用简单的比较来评论中国经济问题。他们不愿意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否则他们的演绎推论和比较就不能进行。而那些由美国大财团雇佣并打造的“著名经济学家”，则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故意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甚至将其描绘成“普世价值”和“普世经济学”。他们极力反对“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提法，甚至不同意“西方经济学”一词，而用“现代经济学”来称谓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些人極力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是他们重要的理由。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是由这门科学的主体、对象与目的决定的[1]。政治经济学出现于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代，国家是这个时代人们生存不可脱离的政治形式，任何人都属于特定国家。所有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都是由国家界定，并由国家制约的。政治经济学是这个时代人们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论概括，各个国家的人又都因经济地位、权利、利益的差别而分成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超脱阶级，各阶级根据其成熟程度而将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经济学。阶级性与国度性是统一的，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国度性，国度性不仅体现了阶级性，还制约着阶级。阶级性与国度性的统一，促使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即特定国家内阶级的思想代表对本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以此为前提，认识本国度的经济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的制约，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体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形成主义，并根据主义确定对象，设定主题，提出与研究目的一致的主张。主体、主义、主题、主张都是有国度性的。已有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观念、假说和理论，都包含着国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经济的界定和经济的国度性。
二、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与经济的国度性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并不是什么人按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否认的，它是由其对象经济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国家自形成以来，就从总体上界定着其经济，经济生活也必然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作为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不可能脱离对象的国度性进行研究，只能，也必须适应其对象经济矛盾的国度性。
国家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式，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所有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都否认这一点，努力将国家说成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的要求。实际上，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不过是依次出现的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它们所定义的国家也只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只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才能揭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总是力求将国家描述成超阶级的、“公正的”，极力否认国家的真实性质。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2]434的性质，并由此展开了对国家的系统认识。依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概括中，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特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氏族组织形式的否定。国家与氏族组织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是按血统建立组织；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要求国民缴纳捐税，以至发行公债[3]。
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特别是货币的出现，役使奴隶，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保证对财富的所有权，突破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一套国家权力机构。随着国家的出现，人们的存在方式也由氏族及其联合体演化至部族、部族联盟，乃至民族。与民族相对应的国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它首先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确立了彻底打破旧有部族和氏族的集权国家，到汉朝更加巩固并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形成了汉族这个人类第一个民族。欧洲的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晚一千五百年，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才在比较大的部族联盟基础上演化出集权的民族国家，从而使欧洲的文明大跨越发展。马克思写道：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2]434435
马克思这里说的欧洲“君主专制时代”，与两千年前中国的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相似，从诸多的部族兼并为若干部族联盟，进而进行类似中国战国时期魏、秦等国的改革，逐步废除残余部族贵族的特权和封建领主制，建立君主专制国家。英吉利、法兰西以及更晚些的德意志等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中国的战国时期不同，欧洲这些国家的专制君主并不是靠发展农业来壮大势力，而是依靠商业，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增强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和部族势力，对外加速兼并其他部族，并向全地球拓展殖民地。但让专制君主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倚重并给予经营条件的商业资本家迅速形成巨大社会势力，并要求改变和主导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种改变，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资主专政国家。由于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是以“民”的身份领导革命并且号召民众参加的，因而将其国家冠以“民主”称号。但是，资产阶级初级的“民主”国家排除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和穷苦劳动者的政治权利，其政治只是“财主”或“资主”的权利。因财产所有量而没有政治权利的工人和劳苦劳动者也要求并争取政治权利，为此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与此同时，按封建传统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妇女也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女权运动终于争得了普选权。虽然，此后的国家依然由资产阶级主导，但真正以人为依据的民主也成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资主与民主的矛盾构成其国家政治的主要矛盾，国家也就成为这对矛盾双方斗争“场”的制衡点，并由此界定和制约本国范围的经济生活。20世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说是民主的，但由于集权专制和封建传统势力依行政集权体制而存续，严重影响并损害着其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体现和不断完善发展。尽管如此，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仍然相当明确，从制度到政策，从计划到市场，无处不体现着国家的界定和制约。
国家作为政权形式，不论在哪个阶段，也不论欧洲、美洲、中国，它的基本作用，就是对经济的界定。国家是对特定区域的控制，在本区域内经济制度、体制是统一的，国家通过制度和体制界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经济制度是对经济权利的规定，核心就是对所有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也有人将经济制度说成所有制。所有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前者直接与劳动者的人身权和政治权利相关，后者则随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换其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力视为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等的“生产要素”或“资源”，但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有本质区别。劳动力是人的能力，规定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经济制度的基本，但这一点往往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以致苏联教科书将所有制直接说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矛盾的体现，奴隶制中奴隶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奴隶主；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依附于封建领主；集权官僚制中农民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皇帝，除必要的劳役和兵役外，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资本雇佣劳动制下雇佣劳动者拥有自己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将其使用权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劳动力所有权的历史性变化，表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也是经济制度演化的主要内容，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变化相统一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作为经济制度的又一根本权利，是阶级统治的内容和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由以暴力为根据的奴隶主、封建领主、冠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资本化，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为资本家所有。经济制度还包括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1c736439c8bd4d2fb19063675144c981a561874a754fcf27d536cc1f9fc6a65e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关系的规定，并体现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体制只能在特定国家起作用，即使同一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体制也有差异。
国家从制度和体制对所辖区域经济的界定，表现为法律、行政、道德，甚至军事等方式，内在地规定人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制约人的经济活动，贯穿于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层次。法律首先体现于制度层次，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作出规定，制定保证其权益的法规，并具体化于经济体制以及体制的阶段性转变中，由此确立一国经济的基本框架。法律的效力，不仅在于规范，更在于执行，这主要体现于行政，即由各级国家行政机构行使其权力，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行政机构按法律、法规制定具体政策，由行政人员执行于经济生活的各层次、各环节。在保证制度、体制的前提下，行政的作用更具体地表现于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各层次。对这些层次，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作为行政的依据，并有执法、司法机构对违法行为予以监督和惩处。
相对于法律和行政，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软”约束，但又是更普遍、更具体的制约。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关系及其制度的认识而形成的行动准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道德中占主导地位，从社会总体意识对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制约。道德以思想和舆论表现出来，并作用于个人价值观。道德以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两种形式发挥作用，外在约束是通过舆论等社会制约来影响个人意识和行为，内在约束是通过人的义务、良心等品质的修养来自我约束行为。道德也是有国度性的，即使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国家，其道德也有差异。道德对经济的界定，体现于个体人的经济意识和行为，既有限制，也有导引，体现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道德不是法律，但受法律的制约，一般说来，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与法律相统一的。道德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使经济在总体和个体上都表现出国度性。
军事对经济的界定在外部战争和镇压内部反抗时体现出来，虽然不是经常性的，却更为突出和明确。暴力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为军队，也表现为警察、监狱等。警察、监狱主要维护社会治安，执行法律惩处违法行为，其经济的作用包括在法律和行政的作用中。军队作为常备武装力量，从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就已形成，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平时起着对民众的威慑作用，是法律、行政等制约经济的必要“后盾”。一旦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或者去侵略他国时，军事的国度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与外国的战争，绝大部分是源自經济。对国内民众反抗的镇压，是以军事手段维护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极端方式，但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界定。而变革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社会势力，也会以军事手段来改变国家政权，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变革大都如此。不仅变更政权，还会出现新的国家，以新的制度来规定人们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并由此而界定全部经济生活。
国家对经济的界定，是全面的、系统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的构成有所差异，而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又要求国家有所改变，其对经济的制约也表现为不同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不仅是限制，也包括导引。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有损于其统治的经济行为，要严加限制。与此同时，又以法律、政策等将经济导向有利于其利益和统治的轨道。正是这样的界定，使经济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国度性的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
三、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大一统集权国家，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4]，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严格的内在统一性。汉族是第一个与集权国家密切结合的民族，虽有战乱与割据，也不能打破汉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断吸纳周边各部族、氏族于本民族中。即使边远地区的部族、氏族也纳入中华帝国版图，并由国家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容许其保持部族、氏族组织，但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与领导。中国集权国家的形成比欧洲要早约两千年，集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比仍处于初级部族国家的欧洲也系统、严密得多。而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摒弃了“上帝”，以天命为世界主宰，这既是集权官僚制度建立的思想依据，又是这个制度巩固并长期存在的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文化与集权专制是内在统一的，形成了明确、持久的国家观念。集权官僚制的国家从政治上对经济的界定，形成了并持续着有明确特殊性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集权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与至今仍以联邦形式存在的美国、德国、俄国不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建立了集权大一统国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集权大一统国家控制下，经济制度、体制有着内在一致性。虽说历史上曾有“一国两制”，即容许部分边远部族保持其封建领主制，甚至还有奴隶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在大陆统一了全国经济制度和体制，中央政权制定基本经济法律和政策，各级政府由上至下贯彻执行。
二是集权官僚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先进，根本在制度和文化，即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而中国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滞后，原因也在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集权官僚制是对部族及部族联盟的初级国家制度的否定，是大一统的集权国家第一阶段的制度形式。按恩格斯的说法，部族已经打破氏族的血缘组织，建立了地域性的国家政权，但它是相当初级的、萌芽形态的国家，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由各氏族协商而组成的政权形式。部族联盟是比部族更为高级的阶段，恩格斯及其他人类学家都没有注意二者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相当重要的，部族的制度还是奴隶制，而部落联盟则实行封建领主制。中国的西周之所以能取代商，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此。欧洲日耳曼人战胜罗马人，也是以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否定了部族奴隶制。集权官僚制是比封建领主制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不仅使部族联盟转化为民族，更将农奴变成农民，拥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和土地占有权，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成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合理的经济制度。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形式是行政集权体制，这是与大一统的国家相适应的，将集权官僚制系统地贯穿于社会各个层次。
三是官文化和小农意识。官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是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官文化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内圣”要求儒者掌握儒家道统精神，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层次；“外王”即儒者的功用，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個层次，即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儒家道统以“礼”“仁”规范儒士与官的关系，将官僚地主阶级聚合为坚强的社会势力。官文化是儒家道统的具体化，在官僚地主阶级内部，主张既有等级秩序，又注重“和为贵”，利禄德并举，公私一统。以“德刑相配”为治民原则，文化武威，相辅相成。愚民而治，惑、禁、隔、阻、压，严防民众组织，使之保持一摊散沙状态。官文化的基本在“官本位”和“官至尚”，强调官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以官位来节制官僚体制内部关系，以当官、升官为价值观，进而充实于思想，体现于道德。官位是价值、是地位、是利益、是权势。官位要以科举、荐举、军功等取得，废除了世袭制，这是集权官僚制优于封建领主制之处，也是官文化得以盛行的条件。
集权官僚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农业文明中最适宜的生产方式，它是以认可、服从集权官僚制为前提的，在官文化的制约下，形成了个体性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与官文化是对立的，但不对抗，而是依附于官文化。小农意识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又是官文化存续的条件。其要点有：第一，勤俭持家；第二，安分守己；第三，自私自利；第四，只争个体利益，不思社会变革；第五，平均主义等级观。小农意识作为对官文化的适应与依附，已存续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深植于人们观念之中，作为经济和社会行为成为中国经济国度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四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跨越”资本雇佣劳动制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领先于世的集权官僚制，经过两千多年，已经陈旧、没落，但其内在的系统性和保守，又不能内生出变革意识和势力，历代虽有众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从未提出制度变革的理念和主张，至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北方部族联盟趁政治之乱入主中原时，又都因其自身制度落后于集权官僚制，不得不沿用这个制度而“汉化”“官化”。集权官僚制成了中国经济和全部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点，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长期处于比集权官僚制更落后的制度而未有显现，但13世纪以后，欧洲各大国为效法中国以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而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促进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展开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工业化，并向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中国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就充分暴露出来。而官僚地主阶级决不会放弃它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其中的“开明”派企图引入西方技术维护其统治，由此形成号称“洋务”的官僚资本。集权官僚制不可能适应工业文明，官僚资本在中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没能工业化，反而成为外国大资本的附庸，国力大衰，矛盾激化，中华民族濒于灭亡边缘。
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拯救了中国。孙文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之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面前根本行不通，软弱的民族资本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变革。俄国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方向，中国的革命运动将农民作为主体，聚散沙为伟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雄才大略的指挥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才有了现代中国，有了现代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五是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及行政集权体制的矛盾。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但这还是外因，内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于中国革命的参加者和组织。以社会主义为导引，中国革命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革命的组织也因武装斗争的需要采取军事化的形式。中国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和中坚，当革命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能够组建新政权的政治力量，并按照自己的纲领来建立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矛盾，特别是按军事化组织起来的庞大革命队伍，要求为了实行工业化，还需在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保留行政集权体制。这是在对集权官僚制在制度层次的否定之后对其体制的继承改造，并将革命精神贯注其中。短期内，它对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对抗外来威胁，恢复经济，进行工业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行政集权体制毕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当它在短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后，这种不适应就逐步显现，由它主导并支撑的初级公有制，形成了统制经济体制，将所有权、占有权、使用（经营）权、管理权、处置权、监督权统归政府，并以行政方式经营管理，劳动者个人权利有时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不能充分发挥公有制应有的优越性。而当革命精神消退，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日益突出，少数党政官员利用其供职机构的权势，谋取私利，甚至侵吞公有资产，操控国有资产和资源，把持项目，形成以权谋私利益集团。2013年以来“反腐败”所暴露出来的贪腐案件，充分说明了以权谋私利益集团在行政体制中的滋生与扩张，是中国经济国度性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揭示其矛盾，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
四、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不论中国经济的国度性多么复杂，也不论经济矛盾多么尖锐，它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生成的依据，也是其研究的内容。只有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才能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生成中国的经济理论[5]。
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梦想，而是理性的追求，是13亿中国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中国经济矛盾演进的内在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条件，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具体表现于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现实的经济矛盾。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环节，是从理论上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当代中国的劳动者已非过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素质技能，特别是文化精神素质都有了重大变化，成为追随现代文明而要求改变现状、不断发展的有自主意识的群体。中国劳动者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13亿多总人口中，起码有9亿多劳动者。大体分为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三个阶层。当代的中国劳动者，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大变革，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成为主体，饱经斗争风雨，深知自己利益，明确世界发展大趋势，强烈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变革社会关系、振兴民族、强盛国家。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但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社会主义已经为中国的劳动者所接受，并按其原则来思考个人与社会问题。这种思考产生了诸多疑虑，也生出了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当代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素质技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大大提高，工人已成为主干，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扩大，仍保留农民身份的人，或已转化为工人，或正努力使自己的生产方式采用工业技术，生活方式上努力城市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的阶级意识已经形成，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它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来源。正是这尚不成熟、不很明确的阶级意识强烈要求理论上的概括。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意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内容的首要任务，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并且在概括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进程中逐步发展。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环节，是已经建立60多年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关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多种说法，但都不全面，也不能概括本质。
社会主义是中NUyuj2M3JfrbVCi5Hty/kReijyfbCNVZKzr0QLuMvhY=国革命的基本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经过奋斗牺牲，夺取了政权，新政权建立的制度，也是以社会主义为理念的，这是新制度得到广大劳动者拥护的根本原因。毋庸讳言，中国革命及其建立新制度所依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从苏联传入的，是有一定缺陷的，依这样的主义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其要点就是移植苏联模式。虽然有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基本性质上说仍是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性质，它才能保持60余年。这期间有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内部和外部企图改变制度的性质，但至今在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上依然明確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这一点是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法理依据。
在明确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要明确：从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都是有缺陷和局限的，特别是经过60余年的变迁，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在素质技能和阶级意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关系也有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从理论上更新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其根本就是概括当代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对现实的经济、政治矛盾作出系统论证。
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唯一所要维护和论证的，就是劳动者的利益及其自由发展，这是首要依据，是原则，也是标准。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是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它合理与否，是否要改革，如何改革，都要依从劳动者利益及其自由发展。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它基本适应了当时劳动者的利益，但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制度和体制对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权利的规定，与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已经不适应，不利于甚至有碍于劳动者自由发展。而且，60年前不得不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并未得到有效改革，由此生出了以权谋私的利益集团，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影响了劳动者对制度的信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理论上根据当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对社会主义的主体、本质、原则进行规定，反思既有制度、体制问题，切实进行改革。只要明确主体，坚定主义，依据社会主义制度的法理，以民主法制取代行政集权体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就能克服，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得以更好确立，经济、政治权利得以明确和保证。制度和体制成为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法律形式，他们的素质技能势必得以健康、快速提高，并能充分发挥。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怎么会不提升？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环节，是对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及其解决途径的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是系统的，其制度层次矛盾集合为主要矛盾，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理论规定，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制度层次经济矛盾是国度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着基本经济层次和商品经济层次的矛盾，并以对这两个层次矛盾的规定为基本理念和逻辑前导，从实际出发，实证抽象、逻辑与历史统一地探讨现实中国经济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交往等各层次的矛盾。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探讨，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并依从抽象到具体顺序建立概念体系，由此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进而，在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理论规定中，探讨矛盾演化的趋势和解决的途径，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主题和主张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干内容，它们充分体现着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劳动者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的主义，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不仅具有明确的国度性，也包含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