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就开始写论文啊，厉害了，那像你这样的更要多参考一些资料吧，看下（法学），找下自己的写作思路
大一就开始写论文啦 好辛苦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最后来说说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中国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名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守法意招培养与和错私会建设摘要自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我们国家的现实而言，民众时现行法律体系的遵守距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民主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其中的关健在于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有得到民众的遵守这无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来说，培养民众的守法意识，建立起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关键词守法意识法律信仰和谐社会按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报告等文件对和谐社会界定的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里就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内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己经建立起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有些部门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就目前的法律体系来说，己经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法律框架。然而，就我们国家的现实而言，民众对现行法律体系的遵守距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民主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其中的关键在于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有得到民众的遵守，这无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来说，培养民众的守法意识，建立起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守法意识的涵义(一)守法的概念守法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和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立法者制定法的目的，就是要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施。如果法制定出来了，却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那必将失去立法的目的，也失去了法的权威和尊严。正如我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的:“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也”。在我们国家，不少人认为守法主要是甚至仅仅是履行法律义务“我们认为，守法所包含的内容要比许多人所理解的广泛、深刻和丰富的多。守法意味着一个国家和社会主体严格依法办事的活动和状态，而依法办事就自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依法享有权利并行使权利，二是依法承担义务并履行义务”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守法理解为只履行义务，它还包含着享有权利并正确行使权利。(二)守法意识的内洒守法意识是指守法主体行为的合法程度或者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认可程度守法意识包括守法的最低形态、守法的中层形态和守法的高层形态这三种类型。守法的最低形态守法的最低形态是不违法犯罪。在这种形态中，从守法的心理来说，守法主体对法的态度是否定的或模糊的，往往把法看成是异己之物，是以消极的心理去守法，虽为守法主体，却不是法的主人，法并没有自我内化，其之所以守法是因为法具有强制性是为了避罪远罚。从守法的内容来说，守法者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履行法律义务，没有充分行使法律权利。守法的中层形态守法的中层形态是依法办事，形成统一的法律秩序在这种形态中，从守法的内容来说，守法主体既履行法律义务，又行使法律权利。从守法的心理来说，守法主体对法的态度是基本肯定的，但并未完全实现法的自我内化，守法主体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的主人。守法的高级形态。守法的高级形态是守法主体不论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动机都符合法的精神和要求，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充分行使法律权利，从而真正实现法律调整的目的。在这种状态中，守法主体对法的态度是完全肯定的，守法主体是以法的主人的姿态自觉地、积极地、主动地去守法，已完全实现了法的自我内化。这个形态也可成为主体对法律的信仰状态。二、守法意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一)在社会袂序的维护方面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通常应包括主观、客观和形式三个要素“客观要素是指任何社会秩序都是人们依据一定规则的互动行为为核心内容。不管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还是人造的秩序，社会领域中的秩序总以人们的一定行为为核心内容。主观方面是指人类社会的任何秩序所凝结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即使自生自发秩序中所凝结的行为也带有确保该秩序的维持、绵延的趋向。形式要素指任何秩序都外在为一定的社会状态，它是主客观要素有机结合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形象把握秩序存在的方式”从社会秩序的三个要素看，社会秩序的维护首先要存在稳定的行为规则，即法律:其次就是社会主体为了实现自己预期利益遵守规则的意识，即守法意识:最后就是在前两者的结合下所达到的稳定社会状态即是社会秩序这其中，守法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中国目前己经具备了社会秩序的客观要素，即稳定的行为规则—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社会主体的守法意识相对还比较欠缺因此，培养社会主体的守法意识，尤其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状态，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进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在人际和谐方面人类社会之法律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界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说是对社会利益作重新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利益关系是通过人类社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就曾说过:“下面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人的行动出于他们的意志，而他们的意志出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因此，当遵守法律比不遵守法律似乎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大好处或更小坏处时，他们才会愿意去遵守”。当代的经济分析法学则视人为“经济人”，“经济人”总是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来决定选择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其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因此，要达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乎衡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必须遵守人类社会制定的法律，即社会主体要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这个方面说，必须培养社会主体的守法意识(三)人与社会和谐方面根据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政府统治社会成员的正当性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同意。“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以进入社会状态，人类选择了社会契约的方式联合组成一个共同服从的共同体卢梭指出，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法律是由建立在合意基础上的政府遵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而且法律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或道德即公平正义原则相符不悖昂格尔认为:“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信念上接受了这些法律，并且能够在行为上体现这些法律所表达的价值观”公民作为社会契约的当事人，应该遵守契约的内容，遵守自己同意的政府和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达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三、守法机制的生成(一)遵守法律的正当性社会主体遵守法律的正当性即社会主体遵守法律的理由或者说为什么遵守法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方法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在西方文明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这一问题始终备受关注。围绕公民的守法理由问题，不同的法哲学流派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学说，丁以升、李清春在《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由的理论》里认为，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论、暴力威慑论和法律正当论四种。社会契约论是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和法律的产生过程的一种理论，其中也包含着有关公民守法理由问题的解释。按照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公民之所以具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乃是因为他们都是社会契约的当事人，作为这个契约的当事人，应该遵守契约的内容，遵守自己同意的政府和法律。社会契约论为公民的守法理由提供了一种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解释它将公民的守法理由归于自己的同意和承诺，为法律的统治提供了道德_L的合法基础。功利主义法学及相关的法哲学流派从功利的角度解释人的守法动机。这种理论认为，当法律能给公民或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者能更好地防范风险并因此而减少可能的损失时，公民就遵守法律。公民守法与否是由守法与不守法的比较结果决定的。功利主义论从功利或利益的角度解释公民的守法理由，这有相当的合理性暴力威慑论把公民的守法理由归结于国家强制力的威慑和惩戒作用。这种理论认为，公民之所以守法是因为畏俱国家暴力，为了避免违反法律所招致的暴力制裁或经济损失，公民才采取遵守法律的行为。暴力威慑论的理论渊源是分析法学分析法学的理论奠基人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所发布的命令，而命令包含了“义务”和“强制”这两项基本要素。他指出:“命令或者义务，是以制裁为后盾的，是以不断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作为强制实施条件的”当然，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与功利主义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公民为了避免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而遵守法律也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因为无论是人身的制裁还是经济的制裁，都是公民自身利益的减少。但是，暴力威慑守法论与功利主义守法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涉及到公民的被动守法，即不违反法律便不会使自身利益减少;后者在具有前者含义的同时，还适用于公民为增加自身利益的积极守法。法律正当论试图从公民法律信仰的角度回答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这种理论认为，公民之所以守法是因为法律具有形式合法和内容合法的要件。法律是由具有合法性权威的国家机关或官员遵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而且法律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或道德即公平正义原则相符不悖。对于这样的法律，公民就有服从的义务法律正当论的理论基础是合法性理论。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法律的统治也不例外，它试图以自身的合法性作为公民对其服从的正当性基础。如前所述，公民的守法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涉及习惯的、道德的、利益的、暴力的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不同公民的守法行为或同一公民的不同守法行为而言，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或许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多样化的守法理由背后，还存在着某种恒常的因素，存在着某种更为根本的力量。它构成了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构成了公民守法的前提。在近代的、民主的社会里，这种力量就是公民的守法意识。(二)法律的良法品格法律自身的良法品格是生成公民守法意识的客观要件。良法的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中就有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理论核心是如何确立良法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三点: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个人的利益;应该体现人们所珍爱的道德价值(对古希腊而言就是自由);必须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制度于久远亚里士多德将良法的概念与道德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后世的良法理论确立了基本的论调。在西欧中世纪，阿奎那否定恶法的效力，主张“恶法非法”。他说:“暴决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自然法理论以某些道德原则作为良法的标准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良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法律的效力来自其合乎道德性;新自然法理论如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德沃金的政治道德以及罗尔斯的社会正义都被视作法律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实证分析法学虽然承认法律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但否认具有客观普遍意义的良法标准的存在，认为任何价值判断都涉及到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不能被客观地证实或确定。但是，二战以来，实证分析法学的这种观点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致使其对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调整，如哈特在坚持分析法学的传统一主张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联系，甚至提出法律应该其备“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综合西方学者对良法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良法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良法在价值上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律是否体现正义是衡量其是否为良法的关键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它要求社会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第二，良法在内容上必须反映客观规律法律应该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规律。第三，良法在形式上要求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法律表达的规范化和法律体系的科学化。霍布斯认为，“良法就是为人民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这表明法律的形式对良法的重要性(三)培养法律信仰公民的法律信仰是生成公民守法意识的主观要件。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信，表明人们愿意热忱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并把参与这种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的使命和责任。人们从对法律的服从和信仰中获得了心灵的归属感和家园之感法律信仰是个体的一种心灵状态，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心灵轨迹，是民族法律观念的最突出、最生动的表现它是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主体的内在法律自觉性，是法治理念在一个民族生活中落地生根的具体体现一个社会普遍的、大众的法律信仰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基本指标事实上，正是大众的热忱法律信仰才赋予法律以强大的生命力，使法律深植于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并成为这个民族肌体的活的灵魂。法律信仰作为法治的基本要素，体现着规则和其所承载的意义之间的连接关系，而最终信仰总是组含于特定的人文类型，体现特定的人文价值和价值饭依。没有哪一种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也没有哪一种信仰是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而遗世独立地超然生成的。文化斌予一个民族以生活的意义，为其提供各种符号和价值。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莫定了一种特定法律秩序的根基，是法律秩序成长的精神土壤只有当规则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共生共荣，才会有规则的生命力。同样，只有当法治作为一种制度获得该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的时候，在日常的法律生活中深刻体验的时候，才可能成为其生活的有机部分，成为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中国至今没有确立关于法律的信仰，这与传统相关，与现实的法哲学理念有关，更与我们的日常法律实践有关在中国，没有如西方一样的宗教信仰，也显然没有法律信仰的固有传统，这个事实深切地影响到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树立。中国所信奉的世俗宗教伦理只是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如西方那样外在的超越性的信仰中国没有产生那种突出的、外在的高于国家制定法的更高的法律观念，法律(下转第35页)下:对于被代理人而言，只要表见代理成立，就要对相对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即要受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的约束，履行合同中应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一点与一般的有权代理相同被代理人不得以未授予代理人代理权、代理行为有违自己的意思和利益等为理由，拒绝承担责任或要求法律确认代理行为无效被代理人在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后，对于表见代理对自己造成的损失，有权向代理人追偿对于代理人而言，其实际上是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因此，对于给被代理人造成的损失，应负贵赔偿同时，若其行为触犯了刑法，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相对人而言，因其与代理人签订的合同是在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前提下自主自愿订立的，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因素，若被代理人坚持代理行为有效，即使该合同对相对人不利，相对人也不能单方撤销该合同。若被代理人不愿意接受该合同，而该合同也对相对人不利，相对人愿意撤销权合同，则可撤销该合同，这属于双人合意解除已达成的合同。若相对人确认合同有效，则相对人与被代理人均要受合同约束，履行合同中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三、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完善我国的民事立法中没有正式确立表见代理制度虽然《民法通则》中的个别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类似表见代理，但并非真正的表见代理《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第66条第1款规定:“本人知地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合同法》第49条用极其简洁的文字对表见代理作了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似乎是完全采用了“单一要件说”，但其只是规定了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之“有理由”，而并未确定第三人之“无过错”。第三人“有理由”是一种模糊用语，并非完全等同于“无过错”。例如:与本人无任何关系的无权代理人，利用伪造的专用章、合同书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其伪造的文件天衣无缝，第三人完全有可能无法判断其真伪，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但第三人在与不存在任何信赖关系的情况下，并未对虚假的代理凭证做出必要的审查，便与之签订合同，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也未尽谨慎交易之注意，明显“有过错”，此种情形就不应成立表见代理。另外《合同法》并未象德、日民法典一样列举规定了成立表见代理的诸种法定事由，而是设富有弹性的原则性规定，此种立法选择虽然便利于法官依个案具体情形灵活做出裁判，但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正确的公平观念及对立法意图的把握，适用上难免出现偏差因此，应对《合同法》中规定的表见代理做出适当的限制性解释:仅仅“有理由”还不够，应强调第三人对于表见代理的成立善意且无过失。对于第三人“有理由"的判断应借鉴他国立法规定所列举的成立表见代理的某些典型情形，建立判断表见代理成立与否的客观具体标准。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符合表见代理的情形广泛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代理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必然会出现更多、更新的代理纠纷，表见代理自然也是其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需求与当前立法滞后状态的矛盾会更加明显、突出因此，应当参照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民事立法中明确地、详尽地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以提高代理制度的信用程度以及交易的安全性，充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交易安全，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考文献:川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1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研究(第四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3』尹田我国新合同法中的表见代表制度评析现代法学2仪旧(22)卜』杜伟表见代理特殊成立要件探析民商法学1998(6)仍]赵威主编国际代理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与道德相比,法律更客观,范围较窄,并且以强制手段发挥作用当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不够的时候,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在公共生活中,法律具有指引作用,强制作用,预测作用和评价作用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知法守法,这样社会才能更稳定,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有人认为学法是一件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事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我们身边的学多问题都要依法解决所以,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一个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观念,要懂法律知识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对于香港这个有名的法制社会,大家都不会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香港的法律是多么的井井有条无论是在生活中,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们都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香港的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人们的文化素质也很高可见,法律是多么的重要! 知法,守法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祖国和人民盼望我们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青少年学生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法律知识和守法观念,懂得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等道理,自觉依法办事这样才能抵制各种不良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法盲,就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做出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使自己陷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如果社会成员不懂法,不守法,大家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社会就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那样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平发展人们就无法生活,学习和工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因此,知法、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为了祖国的明天,也为了我们自己,去学法、了解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合 谈到法律,总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有幸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突飞猛进,300多部法律相继出台,“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多么令人振奋!然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与法同行?有人可能会说：你多虑了,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律就约束不到我们我说：不!法律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律,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 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而在我国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一些触犯刑法的不良现象如：强要同学钱财,参与抢劫,更有甚者结帮犯罪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近年来,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犯罪,无疑永远威胁着我们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应当坚信的是,法律永远维护正义诚然,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制而言,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也有一些人为了金钱,为了一个“利”字,背离职业道德,背离良心,钻法律的空子但我仍要说,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并学会捍卫它! 而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可见遵纪是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你认为“现在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那就请你赶快打消这种念头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次大的失足,何苦要等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做起,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这个大集体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因为权利在规则中行使,义务在规则中履行,自由在规则中拥有同学们,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 作者:杨延超 摘要:自提出比特币概念至今,数字货币已被广泛应用数字货币是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支持,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以密码学原理实现安全验证等特征关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总体上有非货币财产说和货币说,其中非货币财产说又有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学说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均具有无法逾越的理论困局和现实障碍回归货币的本质,其作为普遍认可的记账符号,国家或私人银行发行仅是构建货币信用的手段,而非必要条件相比较传统货币,数字货币正是依赖区块链技术,完成了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构建如此,在数字货币货币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新货币说,一方面,它为建构数字货币的准货币属性提供法理依据;另一方面,也为渐进完善数字货币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可以先确定其为准货币的法律属性,在时机成熟时再确认其货币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在立法中确认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法律地位,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建构其作为准货币的系列法律制度数字货币容易被用于犯罪或者逃避金融管制的工具,必须确定监管主体,构建监管规则展开 关键词:数字货币 比特币 法律属性 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 年份: 2020 …… (详细全文见学术堂)
法人人格权是与法人财产权同等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它表现法人独立的主体资格，标志法人全部活动的总的评价，并体现一定社会评价的权益。确认并保护法人的人格权，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些规定仍很不尽人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关于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根据当代学者的观点，法人制度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其最终被法律所确立，应首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从该法典的制定过程来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经历了-个步履艰难的过程。第一次草案只规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负担独立的财产义务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与保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则赋予法人以所有财产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权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员会上又特别赋予法人一种人格权-名称权。德国多数学者主张保护法人的名称权，但也有较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2条虽然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的姓名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对人格权作了一般规定。该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权利，井负一切义务。但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等，并以人类之天然性质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采取了瑞士立法例，该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虽未提到人格权的概念，但规定了保护公民和组织名誉和威望的规则（第7条）。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专门设立一章共计10条规定了人格权，并极力扩大人格权的范围，它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肖像、荣誉、名誉、尊严、姓名、自由、个人生活秘密（及通讯秘密，营业秘密）等。“这里的新规定，是对人格权的保护规定，也必须适用于法人。”（1）该法典实际上已赋予法人具有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等。原《东德民法典》在第327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应受尊重的人格权，特别是他的荣誉、名誉、肖像、姓名、著作权或创造性活动产生的其他类似的应予保护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的请求权；第二款规定了企业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这种请求权。这样，该法典间接地赋予了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几种人格权。 我国《民法通则》设专节建立了人身权制度，它对法人人格权问题作了迄今最为集中、全面的规定，明确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独创。 通过以上对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尽管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人格权的享有，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基础，是权利主体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2）但从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早期的有关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体与其人格权的确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权的真正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严格地说，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20世纪的事情。 如果说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权，或有的仅把其作为一项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种民事权利规定在民法债编侵权行为章节的话，那么现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经开始把它作为民事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下来，而且用独立的章节加以系统地规定。 法人人格权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营业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人的人格权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转变。 法人人格权能否被法律所确认，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关系密切，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言，在实行高度集权管理，推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确认法人人格权的必要和可能。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资格，为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赋予法人以人格权。于是，这些国家在进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时，修改或重新制订了民法典，对法人人格权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认，不仅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法人制度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 二、法人人格权的法律特征 法人与自然人虽然都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法人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人格权虽然与自然人人格权有其共性，如都是绝对权，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 首先，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等。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权，可称为著作精神权，不法损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权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损害。（3）那么，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权呢？各国著作权法规定不尽相同，学者们认识上也有严重分歧。一种主张认为，创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创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单位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创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权，多数大陆法系的国家如德、法等国都持此种主张；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作者原则上应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在指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职务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国持此种主张。我国著作权法起草时，学者们对此也认识不一。不过，从我国《民法通则》第94条及《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来看，基本上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 尽管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权，但我们认为，著作人格权虽名为人格权，却与-般人格权完全不同：一般人格权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权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容体是权利主体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权的容体是作品；-般人格权与权利人人身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权与权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独立存在；一般人格权存在于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权则始于作品形成，并不因权利人死亡而随之消灭；一般人格权与人身不可分离，它不能被转让，也不能被放弃，著作人格权只是与作品直接联系，因而并非绝对不能被转让或放弃；侵犯-般人格权，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权并不是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间接侵犯了他人的发表权或署名权，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物质利益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其人格权也是一种无形财产。譬如说，声誉较好的企业比较容易吸收社会资金，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推进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信誉好，质量优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就强，就畅销；企业对社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就能取得各种荣誉称号，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的名誉、荣誉、名称就是市场，就是财富。因此，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法人的人格权既是一种人身权，又是一种财产权。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1条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条第2款将厂商名称纳入了工业产权的范围。 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可以依法出售或转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主要是因为这类人格权本身也是一种财产权。 正因法人人格权具有上述特点，决定了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往往只会给法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而不会造成什么精神损害。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认识不一。如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既然通说以实在说为法人的本质，那么“在理论上法人亦因具有权利能力应同样可为赔偿权利人”，“权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痛苦之感受乃客观认定即为已足，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更有进者，法人之人格权受侵害之结果，如其内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内部自然人为法人机关或法人机关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认定，实在说-组织体说方始前后一贯。”（4）我国大陆一些学者也认为，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污损，会给法人造成产品退货、合同解除等财产损失，也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和工人的劳动热情，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侵害法人的名两极、名誉权和荣誉的，也可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5） 我们认为，法人的本质采取“实在说”，并不能得出法人会产生精神损害的结论，因为实在说只能说明法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人。判断决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会产生精神损害，关键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在于它是否具有产生精神损害的可能性。既然通说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么作为社会组织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精神损害。当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权，很可能给其决策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这毕竟是其工作人员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法人虽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其工作人员则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侵害法人的名誉，致其工作人员的名誉亦受侵害时，其工作人员可以请求侵害人给付慰抚金等。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国外理论界有入把资产阶级的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这个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称为‘拟制的人’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属性，摒弃了传统民法认为‘法人没有精神可言’的见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么法人也就会产生精神损害。这种说法，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国外有人把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是针对以前民法理论只承认自然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这一现实而言的，它实质上是指在观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视为同自然人一样，而不是说法人也有精神。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体例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法典都采用的是“非财产损害”的概念；从各国民法理论来看，德、奥、瑞等国的通说认为：非财产上损害，虽以精神痛苦为主，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均为其表现形态，但尚应包括肉体上的痛苦在内。名誉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体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会产生肉体的痛苦，精神与肉体均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其所受的痛苦，应同属非财产上的损害。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抽象言之，系指权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财产上价值遭受损失而言；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是为精神或肉体痛苦，其基本特色，在于不可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7）“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指财产损害以外之所有损害而言，并非单指精神上痛苦或损害”，“盖民法第195条所谓非财产上损害之范围，原较精神上损害范围为广也。”（8）由此可见，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非财产上损害。 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民法上的精神与哲学上的精神并非等同，哲学上的精神带有主观性，而民法上的精神并非全是意识的形态方面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理论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内容称为“精神实体”，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实体，法人也有精神实体，法人的名称、名誉、荣誉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实体，侵害了这些实体，就会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9） 我们认为，精神与精神实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带有主观性，是人脑的产物，而后者则具有客观性，同时，自然人的精神实体与法人的精神实体也并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实体是以具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态与心理形态为基础发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实体是基于法人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而发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可分为主观名誉和客观名誉，而法人的名誉指客观名誉（社会评价的名誉）。（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实体可能产生精神损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实体不可能产生精神损害，但并不排除产生精神损害以外的其他非财产损害，如社会评价的降低等。 三、多数国家或地区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先驱，但它们无论属于大陆法系的，或是属于英美法系的，都主张对侵害法人人格权所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由侵害人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如请求为谢罪广告，或交付谢罪书状，或在法庭当面谢罪（道歉），或将被害人胜诉判决书登载报纸，或登报更正或反驳等。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学说与判例都曾认为法人名誉受到损害，仅得请求除去其侵害及请求赔偿财产上损害，不得请求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处理有关案件中，也认为依法组织的法人，仅其社会价值与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誉遭受损害，无精神痛苦可言，登报道歉已足恢复其名誉，不应再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多数学者对此种认识和处理表示赞同。 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根据英国学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凯尼的观点：“法人，作为原告，能够对其遭受的各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是显然对于某些类型的侵权行为如侮辱或凌辱，由于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法人不可能受这种侵权行为的损害，不过，法人对此给其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损失，仍有权提起诉讼。”（11） 当然，随着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对法人人格权保护的民事责任形式最近确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如最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为，应该承认法人在受到侵害后，对其所遭受的非财产损害也享有不同于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日本东京最高法院认为，法人因名誉被侵害而产生的无形损害，只要可以用金钱加以评价，就应承认法人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日本一些民法学者也一改传统的否定说，认为法人亦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12）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审理一仿造他人商标案的判决中认为：“上诉人伪造备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专用商标纸或包装纸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信誉权，而信誉权为名誉权之一种，依民法第195条第一项规定，纵非财产上之损害，亦非不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3） 尽管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与判例肯定法人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人也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其一，如前所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并非同一概念，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除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二，毁损法人的名誉，可能导致该法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影响其信誉等，这只能说就是给该法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三，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不同于给付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且要以造成的非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评价为前提。 在前苏联，民事立法的出发点，只限于赔偿物质损害。这是因为，精神损害不能用价值、货币表现来衡量。这种赔偿永远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征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受害人追偿因侵犯其荣誉权和尊严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匈牙利1977年修订并重新颁布民法典时，基于仅仅因为受害者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赔偿是不公平的，何况这种非财产方面的后果，可能比财产上的损害更为严重，于是该法典规定，人格权被侵害的人有多种请求权，他可以主张一些特别的民法上的请求权，不仅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并通过以侵害人的费用发表声明而得到相应的名誉恢复，而且也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规定，对人格权保护，也必须适用于法人。 南斯拉夫债务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实践，在该法第155条中为精神损害下了一个概括性定义：“对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根据这一定义，南斯拉夫债务法实质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法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仍然采用的是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 四、我国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法人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失的，侵害人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仅造成了非财产损害呢？我国学者对侵害人要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无异议，但对侵害人是否还要承担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却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条款不能作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我们同意后者意见。 从民事损害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由于早期的侵权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认财产损害而不承认非财产损害，因而当时大多数民法学者均主张差额说，即以某人未受损害前之财产与已受损害后的财产相比较，所生的差额谓之损害。这时所说的损害可以说就是损失。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个人人格的自觉，非财产损害逐渐受到重视，非财产损害赔偿也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有关立法所确认，传统的差额说已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事实上，民事损害不仅包括有财产的减少和应得利益的丧失，而且包括那些没有造成损失，但确确实实存在的损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誉，尽管不可能发生损失，却不能否认损害的存在。在这里，损失是指经济上的损害，即损害包括损失，损失只是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民事损害的性质上来看，财产损害总是和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相联系，这种损害表现为受害人财产价值减少，完全或部分丧失等，它属于有形损害，能用金钱来加以计算，因而财产损害又可称为财产损失；而非财产损害通常和财产没有直接联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属于无形损害，不能用金钱、货币来衡量。即使法律上规定这种损害也应赔偿，但这种赔偿严格上说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慰藉，因为它永远只能是大概或象征性的。因此，那种认为“损失也可以是给他人造成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不是专门针对精神损害而言的，而是指当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不法侵害并造成财产损害时，才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仅造成非财产损害，受害入只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即使《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也并没有规定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可以用金钱赔偿。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该条第一款推导出第二款是确立法人精神损害的立法依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仍是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如西安莲湖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审理康达医疗保健用品公司诉西北工商报社、陕西省医疗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誉权一案所作的判决中，判处省医疗器械公司赔偿康达公司一万五千元，工商报社赔偿康达公司五千元，两被告所作的赔偿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致使有的用户不再向康达公司订货，有的因此终止了购销合同，结果使康达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并没有因此承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从我国其他法院审理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案件来看；也都否认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在审理上海新亚医用橡胶厂诉武进医疗用品厂损害法人名誉权纠纷案时就是这样严再次，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达的《关于审理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法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抚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l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I’M so sorry ,I don't know!
法律的作用事实上就是:预防犯罪，惩戒犯罪，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是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作用！这应该够精辟了吧？不需要长篇大论吧？
这么多怎么写
好的 2000字的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