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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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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论文3000字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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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抗争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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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我的一点愚见 1917到1927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彷徨和那声呐喊了 点明了中国黑暗社会的本质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郭沫若先生的那毁灭一切旧的 寻求新的 1927到1937 长篇小说的繁荣 本时期长篇小说大放异彩 三部曲形式的小说繁荣 1937到1947 国统区 沦陷区 孤岛 解放区文学各有千秋 不好说谁是划时代的 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是解放区的文学 指明了农村和农民问题 比较有现实的意义把 楼主的问题比较有分量哦 在下贻笑大方了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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