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给你本书可参考。
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9、论《史记》语言的文学特色 10、论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11、汉魏六朝诗歌中对女性美描写的变化发展 12、从《文选》看萧纲的文学思想 13、陶渊明田园诗中情景理结合的艺术特征14、南朝山水诗发展的轨迹 15、谢朓山水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6、吴声、西曲的产生与发展 17、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 18、论“盛唐气象” 19、论李白饮酒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20、李商隐诗歌的意象选择与组合特点 21、唐代桂林山水诗概观 22、论王维《辋川绝句》的“空” 23、王昌龄与李益边塞七绝之比较 24、杜甫咏物诗中的人道主义 25、李商隐咏七绝的艺术技巧 26、论柳宗元的柳州诗 27、唐玄宗与杨贵妃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嬗变 28、比较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不同特点 29、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30、宋诗理趣与唐诗情蕴漫议 31、苏轼题画诗研究 32、苏轼黄州时期创作的变化
1、《诗三百》诗歌观念与孔子论诗 2、《楚辞》的楚文化精神 3、《楚辞》与《诗经》赋比兴艺术的发展 4、《左传》梦象的文学意蕴 5、《战国策》的写人意识及写人艺术 6、论汉代的诙谐小赋 7、从两汉乐府民歌看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艺术 8、从意象构成比较建安与盛唐风骨的异同 9、论《史记》语言的文学特色 10、论玄学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11、汉魏六朝诗歌中对女性美描写的变化发展 12、从《文选》看萧纲的文学思想 13、陶渊明田园诗中情景理结合的艺术特征14、南朝山水诗发展的轨迹 15、谢朓山水诗情景交融的艺术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6、吴声、西曲的产生与发展 17、南朝文学对北朝的影响 18、论“盛唐气象” 19、论李白饮酒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20、李商隐诗歌的意象选择与组合特点 21、唐代桂林山水诗概观 22、论王维《辋川绝句》的“空” 23、王昌龄与李益边塞七绝之比较 24、杜甫咏物诗中的人道主义 25、李商隐咏七绝的艺术技巧 26、论柳宗元的柳州诗 27、唐玄宗与杨贵妃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嬗变 28、比较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不同特点 29、唐代传奇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30、宋诗理趣与唐诗情蕴漫议 31、苏轼题画诗研究 32、苏轼黄州时期创作的变化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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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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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是古人关于文学的理论观点，如“文心雕龙，诗品。。。”古代文学的论文是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然后写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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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体”之称始于宋人,是对唐代白居易、元稹诗的泛称,所指较为宽泛。清以后,其内涵所指逐渐确定下来,成了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那种叙事风情宛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名。 就写作时间而言,《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皆作于宪宗元和年间,而不是穆宗长庆 821—824 年间;所以“长庆体”不是由创作的时代而得名。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有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作者在“制从”句下注云 “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氏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并序》中亦云 “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在“诗到”句下白氏则注云 “众谓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可见在白居易的笔下,与“长庆”年号相对应的是“制诰”,与“元和”年号相对应的才是“诗歌”。 “长庆体”之称,是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长庆四年十二月,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定为五十卷,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题名《元氏长庆集》。尽管“长庆”仅四年时间,在元、白的创作中只是很短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认同,《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作“《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宋人目录流传于今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可知宋代时,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均以《长庆集》之名行世,当时人们也习惯于如此称呼他们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长庆体”即元白体之别名。 南宋戴复古《望江南》词上阕曰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犹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此段意谓 宋壶山 宋自逊,号壶山 的诗歌有元、白之体格,其词则有辛稼轩的风味。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曰 “余谓此篇与《琵琶行》,一如壮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这里的“长庆体”,实际代指元、白风格。宋释智圆《读白乐天集》有云 “龌龊无识徒,鄙之元白体……须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宋人所说的“长庆体”,实际就是“元白体”。 由于元白诗中有律体、有古体、有歌行,所以它们也曾经都被目为“长庆体”。《瀛奎律髓汇评》载纪昀评白居易七律《余杭形胜》曰 “此所谓长庆体也,学之易入浅滑。”这是七言律诗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纪昀又评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曰 “直作长庆体,接落平钝处,未脱元白习径。中间沉郁顿挫处,则元白不能为也。”这是歌行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石湖诗集>提要》在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五言古诗《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时,说它“杂长庆之体”。这是五言古诗亦可以称作长庆体的例证。在上述场合所说的“长庆体”,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诗歌的体式与风格,而不论它们是古诗、是律诗、还是歌行,也不论它们是短制、还是长篇。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长庆体”成为了叙事长篇七言歌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以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式,表现王朝兴废的历史巨变,抒写诗人内心深沉的创痛。作品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脍炙人口,被诗家视作“长庆体”。其实吴伟业在继承元、白传统的同时,也汲取、熔铸了其他诗人的歌行创作经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 吴伟业 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是说吴伟业对于初唐四杰的歌行创作有所借鉴,从中汲取了营养。朱庭珍《筱园诗话》 卷二 评曰 “吴梅村祭酒诗……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这是说吴梅村对于李商隐、温庭筠诗歌浓艳的词藻与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鉴。从这一意义说,吴伟业不仅继承了“长庆体”的诗歌体式,而且丰富了“长庆体”的诗歌艺术,从而将这种诗体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高峰。 在唐代,“长庆体”的创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为标志,然而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式在元、白之前实际早已存在。骆宾王、卢照邻、刘希夷、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崔颢等,都有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诗。所以胡应麟《诗薮》评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众多诗人歌行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长庆体”。 作为长篇歌行的“长庆体”,在内外两方面均有着显明的特色。从诗歌体式上说,它是一种“半律半古”的诗体。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换韵,必须遵照平仄的规定。又不像一般的七古追求古直,尽量避免律句。对比七排而言,它显得活泼灵动、摇曳多姿;对比七古而言,它显得青春俊秀、精丽雅致。诗语或属对、或散行,如同行云夷犹、流水宛转,跌宕回旋,无不如意。而用韵则平仄互换,更生发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在内容上,它具有“诗体小说”的特征,多讲述具体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宫苑的兴废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时空跨越之久远辽阔，内容之丰富繁杂为学人所共知，但孔子评之，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举重若轻，以简举繁，一言穷理，以少总多，将非常繁杂的文学现象浓缩为三言两语、一句话、一个词甚或一个字，话语不多，却一字千金、境界全出。这是中国古代文论思维及言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整体浓缩性。 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整体浓缩具体表现在文体论、作家作品论和时序论等方面。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论，用“雅、理、实、丽”四个字分别概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文体的艺术特质。陆机《文赋》直承《典论·论文》的言说方式，用并列词组形式描述10种文体的特质。刘勰的文体论，多一言以蔽之。如《文心雕龙·定式》：“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丽”。其中“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丽”等是对相应文体的最精要的表达。在作家作品论中，古代文论也时常运用整体浓缩性的表述，虽为片言只语，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精妙传神地把握住了作家作品的艺术神髓。试举数例以说明之。评阮籍、嵇康文学风格的异同，《文心雕龙·明诗》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一清峻，一遥深，勿须多言，读者对两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李、杜才学风格迥异，前人评述汗牛充栋，我们以为都不及严羽《沧浪诗话》的一句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杜双星，光照千古，着“飘逸”、“沉郁”而风神足俱，他言已显多余。郊岛并称，同为苦吟，苏轼《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岛瘦”，堪称妙评。如果说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言以蔽之尚且不是太难，那么对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文风作高度浓缩性的表述则确非易事。古代批评家往往有俯瞰宇宙、弥纶百代的眼光和胸襟。他们以这种眼光和胸襟“统百代而论诗”（叶燮《原诗·内篇下》），雄视上下几千年，往往会有许多独到的体会和领悟。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非常允当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风神气貌，以至于后代文学史家言建安必言风骨，论盛唐必论气象，离开了风骨、气象似乎无话可说。《沧浪诗话》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理”和“意兴”都是极为精当的表述。后代论唐论宋有多少著述，表述不尽相同，但似乎都未能超出严沧浪的审美视角。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整体浓缩性渗透到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文论家们在表述整个文学流程时都尽力用浓缩精妙的语言。这是对文学的印象式的整体把握，妙在直入主题，把握住了对象特质的主要方面，而对其枝叶细末则去之不顾，即一言道破天机。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文赋》）、“简言以达旨”（《文心雕龙·征圣》）、“一言穷理”（《文心雕龙·物色》）等，都说明了这层意思。 古代文论整体浓缩性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传承来说，中国文化善于以简治繁，举重若轻。世间万象，千变万化，其运转之规则理应纷繁复杂，中国的哲人却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以阴、阳两字来统观世间万象，是何等高度浓缩的表达。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启示了后代的文论表达。姚鼐提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受《周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复鲁絜非书》以阴、阳论文学，生动地说明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高度浓缩性特征。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还受文化经典的启示。在我们早期的典籍中，整体浓缩是一重要特征。《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把诗歌广博丰赡的内容浓缩为一个“志”字。《老子》试图用“道”去把握天地人生，去领会世间万物。道家的整个思想也可以用一个“道”字来概括。儒家的经典《春秋》，内容上“微言大义”，语言上“一字褒贬”。对中国文论更具意义的是，《春秋》的这一特色被文论家们所关注并反复称引。《文心雕龙·宗经》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儒道文化是古代文论思想智慧的基石，其思维方式是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的滥觞。后来的玄学主张“言不尽意”，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虽有“重意轻言”之意，却从另一方面促使文论家们用最精要的语言去把握文学的真谛。 ,并且从一人之离合透视政治的弊端,从一地之兴废考察一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国之思、兴亡之感。从细微处落笔用墨,构思贴近常人,形象宛转,以小见大,在铺叙中表现深沉的时代与人生的重大主题,这是“长庆体”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 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写帝王后妃的,有写歌女舞妓的,也有写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经历皆足以折射一个时代的脉动。此类型由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开其端绪,晚唐韦庄有《秦妇吟》、吴伟业有《圆圆曲》、樊增祥有前后《彩云曲》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政的殷忧。此类型由元稹《连昌宫词》开其端绪,吴伟业《永和宫词》、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参考资料：-0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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