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中的妇女动员

　　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为发动妇女参与技术革新运动，上海采取了多种动员路径。从精神激励到物质刺激，从舆论宣传到文艺塑造，激发了妇女的参与热情，使动员取得显著成效。妇女技术革新动员打破了技术的性别界域，拓宽了妇女参与生产的路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革新是一场持续时间长，参与范围广，影响力大群众运动，它试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中国工业技术化进程。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动员相比，其对广大妇女来说是陌生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为此，上海采取多项措施对妇女进行了全方位的动员。

　　一、多管齐下的动员方式

　　(一)解放妇女思想，破除技术自卑心理。技术革新运动前期，上海妇女参与度并不高，面对蓬勃发展的技术革新大部分女工保持了沉默状态，“只有20%—30%左右的女工很快投入运动，大多数女工行动还比较缓慢”[1]。这主要是由于妇女认为技术革命高不可攀，存在技术自卑心理，认为“我们是女同志，技术不懂怎能搞革新”[2]“叫我们加班加点干活还行，要我革新实在革不出什么名堂来”[3]。针对这些思想，上海的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做了一系列的思想动员工作。譬如，上海市工联和上海妇联1958年6月14日联合邀请一百多名在各条战线上取得革新成绩、生产上有先进事迹的女职工举行座谈会，其中有创造细纱接头三不碰的荣华纱厂女工赵金媛，有从落后组到先进组的中国钟厂圈组组长邬秀娥，还有梅林厂制造拣豆机的张金妹等[4]。宣传已有的妇女技术革新成果、经验更能激起妇女革新信心，克服技术自卑心理。

　　(二)塑造妇女技术革新典型形象。上海通过报刊、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的报道，配合漫画、电影、戏曲等艺术形式，树立妇女技术革新的人物形象和典型事件。如《新民晚报》在《新时代新家庭新风尚》中就报道了孩子让妈妈放心革新和婆婆鼓励媳妇搞革新的两则事例[5]。《再次推迟了婚期技术革命热潮中的佳话》中报道了一对青年为了完成革新项目把婚期一推又推的事迹[6]。

　　上海人民广播电视台报专门开设了“在技术革新的洪流中”专题广播节目，其中一则“别了，剪刀和榔头”的故事，讲述了上海电机厂线圈车间包扎小组的组长李兰英从火车头汽阀前进、倒退的动作中得到启发，用三天的时间制造了一台自动包扎机，实现了包扎机械化。[7]这样一个识字不多、还有六个子女的中年妇女，不仅敢想、敢做并且做出了革新成绩，其事迹经过广播宣传，在广大妇女职工中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通过戏曲、电影、漫画等文艺样式进行广泛宣传，塑造了许多不怕困难，勇于革新的“女闯将”形象。《彩霞飞虹》就是讲述一位女检验工张霞虹，在党的号召下大闹技术革命的事迹。她在革新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忍受冷嘲热讽，在刻苦钻研下最终获得了成功。[8]这出戏对于纺织工人来说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永大染织一厂全体女工，在看过张霞虹的事迹后，都参与到了技术革新的洪流中，并装出了自动布机和自动换纡机。[9]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反映妇女搞革新的文章。如青年工人作者胡宝华写的《红姑》，就是一篇反映妇女在工业战线上大闹技术革新的小说。文章塑造了呕心沥血、刻骨钻研、绞尽脑汁，终于制成第一台线圈包扎机的女工姜红姑的“女闯将”形象。

　　把技术革新中涌现出的妇女技术革新能手、“女闯将”等改编成说唱、快板、戏曲等，不仅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而且内容反映现实生活，易于鼓动工人的生产热情。

　　(三)物质激励和后方保障。对妇女技术革新的动员不仅有政治、精神上的，还包括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男女平等”，使妇女获得了参与劳动和获得同等劳动报酬的权利。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奖励有关生产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要求保障发明者、改进技术者和合理化建议者的权益，并作出了如何奖励的相应规定;1954年，政务院第215次会议通过了《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制定了有关发明、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等的奖励标准以及奖金的计算方法和支付方法，按照革新成绩给予技术革新者以一定的物质奖励。物质奖励可以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尤其对妇女而言，参与生产不仅可以走出家庭，而且还可以凭劳动获得经济报酬，改善家庭生活，这对妇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因。譬如，打浦路53弄参加劳动生产的有344户，原每月共收入19721元，平均每人11.7元，妇女参加生产后每人每月20元，家庭收入总额上升到26682.7元，增长了35%。平均人口收入10元以下的，由原138户减少至42户，11-15元的，由92户增加为96户，16-20元的，从75户增至88户，21元以上的，由29户增为108户。[10]人均收入的变化说明，妇女参加劳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收入，改善了生活，物质利益的获取成为妇女参与技术革新的动力。工厂工人参与积极性高一方面是奖金，另一方面还和评先进、升级有关，这样充分地调动了工人积极性。

　　家庭负担、文化技术水平低是影响妇女参与生产革新的客观因素，只有关心和解决妇女的实际困难才能使妇女全身心的投入技术革新运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后，确立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关心女工身体健康，关注妇女的特殊生理需求。为了使妇女能够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解决生产的后顾之忧，工会鼓励大办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等集体福利事业，帮助女职工解决孩子照顾、上学等问题，并照顾有特殊困难的女工，对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经济困难的女工给以一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一些厂还制定了女工保护制度，上海国棉七厂就出台了《试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这对保护女工身体健康起到了一定成效。工厂还根据妇女技术水平较低，独立革新难度大的情况，开展文化革命，鼓励妇女学习，提高女工文化技术水平。据卢湾区制袜、电机两个行业14个厂的统计，2976个女工中有2069人参加文化学习，很多厂的女工还积极参加了哲学学习，并把理论与生产实践联系。[11]解决妇女参与劳动的实际困难是妇女参与技术革新的内在驱动力。

　　二、国家动员下的妇女响应

　　技术革新运动开展后，上海对妇女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动员，在外在强制力和内在驱动力相互作用下，妇女职工积极响应号召，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技术革新。

　　首先，妇女的思想觉悟提高，打破了技术自卑感。知识结构的缺陷，长期的封建束缚和闭塞生活，造成了妇女普遍的自卑感，尤其是在面对需要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工作时更是畏缩不前。党和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妇女觉悟提高，逐渐打破技术神秘主义的封建迷信思想，喊出“男工能干的，我们女工也一定能干”;“坚决跟上形势，投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12]的口号。面对社会上有人对妇女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怎么能搞技术革新的质疑，妇女做出“只要有志气，天下无难事”[13]的回应。妇女逐渐破除了“女不如男”的思想，树立了集体主义意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金笔业女工1959年上半年除和男工一起革新外，以女工为主完成的革新项目就有114项，占全行业革新项目总数的12%。[14]国营上海卷烟一厂对女工进行动员后，女工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提出815条合理化建议，占总数的22.6%。[15]

　　工业的发展使妇女自身也有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的内在需求。为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女工积极参加各种职业教育，学习文化技术，还有部分女工进入大中专院校继续深造。1958年工人中扫除文盲7万人，其中不少是女工;1959年工人在业余学校学习的有873400人，其中女工约有20万，[16]女工学习文化为其更好的投入技术革命提供了条件。

　　其次，参与技术革新运动的妇女人数显著增加。上海妇女技术革新动员取得了显著成效，五分之三工厂的女工发动到90%以上。[17]1957年上海市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女职工有40多万，占职工总数的24.6%，到1958年，女职工人数激增20万占总职工的30%。当然，这与大跃进相关。为缓解大跃进期间的用工紧张，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国家提出“以女替男”的口号，用妇女填补劳动力缺口。1961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陆续精简辞退了一部分里弄工、家属工。大跃进后虽然上海女职工人数有所减少，但还是比1957年增加了10万人，妇女仍然在工业中占有很大比例。

　　大跃进时期大部分男工被抽调“炼钢”，支援国家新建、扩建工程，女工则成为生产的后备力量。工厂动员女工技术革新，在生产中掌握技术，学习“多面手”操作，修理机器设备，顶替部分原来男工的工作，缓解劳动力不足状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再次，妇女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过热情动员，上海妇女不断克服困难努力革新，无论在棉纺、食品等轻工业，还是在轮船、冶金、机器等重工业部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妇女在技术革新实践中提高了劳动熟练程度，原来技术差的新手、慢手变成了技术熟练的老手、快手，原来用手工操作的生产变成了用简单的小工具、土工具生产，劳动生产率提高。根据上海13个棉纺厂的统计，半数以上的挡车女工已达到能手水平，单是细纱、条子粗纱、织布三个工种中的“女能手”约有2万7千多人。[18]还出现了一批女技术员，如上海纺织工业66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1700多名是女工，据上海机床厂统计，在1958年到1963年期间，培训了1500多个艺徒，其中女的有300多人，约占20%，华生电机厂培训了310个艺徒，女的有140人，将近一半。[19]妇女的技术水平提高，女技工增加。

　　三、余论

　　与此前的妇女动员相比，上海妇女技术革新动员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职业分工，打破技术神秘主义，将学习、掌握技术的权利还给妇女，激发妇女的技术主体性和创造性，让妇女成为技术的“持有者”和“运用者”，本文主要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动员妇女技术革新的意义。

　　妇女技术革新动员的成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国家强制力的作用也是妇女利益的满足以及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国家的动员策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妇女关于自身解放、获得经济收入、提高社会地位等相关利益诉求，将妇女切身利益同技术革新联系起来，激发了妇女革新的积极性。

　　尽管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不切实际、资源浪费、摊派任务、虚报成果、浮夸风等问题，但对妇女来说，技术革新运动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新契机，拓宽了妇女生产的渠道和内容。动员妇女技术革新打破了技术的性别界域，将长久被排除在技术领域之外的妇女重新纳入到技术革新中来，让技术回归妇女，给予妇女改进技术，制造设备的权利，这就为日后妇女加入更多技术行业和高精尖职位打开了空间。如果说以前技术性工作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男工占主导的领域，那么动员妇女参与技术革新则打破了这种局面，让妇女成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参与群体，用妇女技术革新实践印证毛泽东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作者：李如瓛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