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分析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2　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1]。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0%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28.8%[2]，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①。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方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②。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3]。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4]。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实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5]。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6]。
    3　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
    3.1　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
    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7]。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角，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5)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8]。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拆迁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9]
    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10]。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7]。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个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11]。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统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12]。
    3.2　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
    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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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13]。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12]。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定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11]。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
    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10]。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几率并不为少[14]。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
    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15]。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实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　城市病的治理
    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16]。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
    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17]。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18]。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万-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19]。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20]。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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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21]。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
    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22]，这事实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23]。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24]。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25]。
    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1)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WHO，1994)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26]。
    (2)生态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7]。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28]。
    (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
    (5)紧凑城市。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9]。
    (6)创新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30]。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
    (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31]。
    4　简评
    4.1　必然性VS偶然性
    纵观有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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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1991)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32]。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王小鲁、王桂新等知名学者主张发展大城市。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4.2　表象性VS内在性
    城市病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症状和特征，一些学者在归纳这些病症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为城市病，并分门别类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由于研究者涉及城市规划专家、城市社会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等，因而其建议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学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由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城市病的内在本质性原因，如城市运行的外部性规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规律、城乡结构关系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显然，无论是在城市病的“防”还是“治”上，后者更具有价值。因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内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难度和挑战性，故而当前还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成果。
    4.3　孤立性VS系统性
    根据对城市病的认识视野，还可将相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将城市首先孤立起来，进而专注于城市内部找寻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种是从区域系统性、城市开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问题，认为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城市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城市与外部系统失调的结果。例如一些学者将城市和区域、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由于两者之间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导致了城市病，进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发展卫星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或者一体化、建设城市群等都可认为是基于系统性视角解决城市病的主张。显然，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多个不同客体，因而将会变得较为复杂，但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是今后重点的探索方向。
    4.4　市场VS政府
    地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生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
    4.5　静态VS动态
    城市作为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认的S型规律，两者都暗示城市病问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审视。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缺乏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对城市病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由此在实践上很有可能出现措施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因此，未来城市病的动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且从时间维度来看，一项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应该包括：一是城市有机体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时期城市的健康状态)；二是城市有机体自身变异趋势的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动态变化如何导致城市偏离最佳健康状态)；三是城市有机体“冲击—响应”研究(观察外生因素如何冲击城市系统进而导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开出城市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药方。
    4.6　引进VS创新
    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探索这种规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国家的历史进而做出总结。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我国十分需要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此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几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中国个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30.48%，首次超过30%。
    ②早期西方研究城市病问题的经典理论有：欧文的“新和谐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昂温提出“卫星城”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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