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理论综述

本项研究提出的“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是在“人类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对人类发展指数理论的比较与修订，根据全球自然与人类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一个综合性指数。本指数以12个元素指标为计算基础，简明反映各国提高人类福祉和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两方面的努力，旨在实现促进激励、共同进步、维护人类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本研究的一项具体成果是，测度并展示了123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
一、从人类发展指数到人类绿色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发布，用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统计标准。①人类发展指数设计者的理念是，人类发展并不仅仅是收入、财富的增加，而是人类不断扩大自身需求的过程。对于任何一种发展水平来说，人们都有三个基本需求，即获得健康生活水平的需求、获得文化知识的需求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因此，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综合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收入、出生时预期寿命、学校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进行测算，并依测算结果，进行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别排序。②
HDI指标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建立在公平、实质自由的正义论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包含着对以“可行能力”为人类发展主要概念的深刻理解。HDI的提出者们，还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的理念，追溯到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等，并回顾了马克思的贡献。③
HDI的理论基础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论证了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众多方面的综合过程，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以提高人们按照自己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它既包括“有足够的营养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等这些“很初级的要求”，也包括“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等“非常复杂的活动或者个人的状态”。④前者即“初级的要求”可与基本的“可行能力”相联系，后者则与自由和公正相联系。可以看到，森将自由与能力联系起来，用能力来界定、解说自由，从个人的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视角，看待社会的正义。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Human Green Development Index, HGDI)的理解，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有三方面的区别。
其一，森对人的可行能力解释立足于个人，而HGDI对人的可行能力的认知，不仅借鉴了对个人的解释，更立足于人类，立足于国家或一类整体。例如，从人的可行能力看，穷人在选择食物上的可行能力低于富人；但若是从人类角度看，不论穷人、富人，进而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在地球环境制约下行动，人类的行动与活动是在地球上进行的，而各国的行动对本国的影响，受制于全球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进而言之，HGDI认为，人的可行能力与人的可行条件是不可分割的。人的行动不仅需要能力，更需要条件，其中地球这个自然条件是最基本的。人活着，首先要吃穿住行，那就要有吃穿住行的基本条件和生存发展环境。
其二，森认为，人的可行能力不依赖于其拥有的资源；而HGDI认为，人类的可行能力必须依赖于拥有的资源。按照森的解释，如果说，一个身有残疾者，或者一个老者，或者一个疾病缠身者，与一个身体健康者进行比较，即使他拥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实际生活中，前者仍然是一个弱者。这也就是说，尽管他拥有较多的基本物品，但仍然缺乏可行能力，缺乏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因此，森指出，应当依据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而不应依据所拥有的资源，来判断个人处境。但是，对人类来讲，本身是一个整体，面对的地球也是一个整体。判断人类的可行能力，不同于判断个人的可行能力，必须依据人类所拥有的资源，判断人类如何发展这一问题。
其三，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HGDI认为，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确实发挥着主动作用，但人类发展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最大的限制来源于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地球。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讨论，已表明人类对自己的发展方式产生了疑虑，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发展方式的危机。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始危及人类生存，已出现资源危机、水与土地污染、物种灭绝和森林面积大量减少等严峻形势。全球95个国家共1360名科学家联合研究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人类活动已使地球上约2/3的自然资源面临枯竭。⑤人类已走到十字路口，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在这一历史性选择上，人类已没有了太多自由。
综上，HDI关注人的可行能力，而HGDI更关注地球对人类发展可行能力的支撑作用。但究竟什么是“人类的可行能力”？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勒纳(Richard M. Lerner)在《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一书中写道：“促进人类发展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大体上说，人类行为的唯一来源无非是人的基因遗传(天性)及其所处的环境经历和情境(教养)影响”，“这两类因素(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共同解释了行为发展”。⑥他还说：“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发展意味着变化，但是，虽然有发展的地方一定有变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发展性的”，“发展这一概念意味着结构在一段时间之内发生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变化”。⑦这些观点对理解“人类的可行能力”是有意义的。可行能力是人类行为的能力，取决于“天性”与“环境”两类因素的交互作用。在讨论“人类发展行为与能力”时，至少需要两个维度，应把“天性”即“发展的本体”与“发展的环境”都考虑进去。发展的本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中有规律性的、可持续的变化，才构成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发展。人类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有人 类的行为(可行能力)，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使得二者的存在均得以持续，才构成了“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HGDI虽扩展了HDI的理论约束条件，但并未否定HDI关于人类发展，从以财富增长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转变的理论宗旨。恰恰相反，HGDI继承了HDI的理念及其指标，如在测算HGDI指数时，借用了HDI对不平等调整后的三大指标。
二、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理论要点及其编制原则
人类是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离不开与自然的关系。在原始社会，人类凭借简单的工具，从大自然获取有限的生存资料，繁衍发展。在农业社会，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资源的步子加快，在生态仍具活力与恢复能力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加快，大工业改造利用自然与破坏自然的程度一步步加深，人口膨胀更加剧了人类与地球承载能力的矛盾，人类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今天已成为问题。
人是大自然生命进化的产物，“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富哲理的表达。HGDI比HDI多出的那个“G”——“Green”(绿色)，就在于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而言之，HGDI的理论基础是整个人类与自然的永久性的共存、发展与演进，强调人类发展权利不能突破地球供给能力的极限。在2015年后，人类如何生存与发展，关键不仅是人类自身的制度安排与技术创新，还在于如何与地球和谐相处。
HGDI是从HDI历时20多年重点关注人类公平的生存与发展之后，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已对人类造成前所未有威胁的时候提出来的，力求在联合国关注人类全面发展之际，⑧为人类面临的地球危机更集中地表达人们的忧虑。如果说HDI体现了从“物为中心”到“人为中心”的变化，那么HGDI则强调了从“人为中心”到“地球人为中心”的新变化。如果说HDI强调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大，那么HGDI则强调人类需求本身也到了受限制的时候。在提倡“人为中心”的时代，人口总量过了50亿，地球还可承受，还可以被“索取”，因此，强调“人为中心”尚未勉为其难。而在“地球人为中心”的今天，人口总量超过70亿，“当今技术支持下的世界经济已经超出了多个地球极限”，⑨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处理好人与地球的关系已成为必须强调、必须置疑的核心问题，成了实现“人为中心”的关键。可以说，“人类绿色发展”概念的外延，不仅涉及每一个人，更关系着一代人和未来人类的长远利益；不仅指个人的范围或一个区域，更是指整个世界的基础——地球。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力求为人类与地球的双重持续发展(Du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SD)做简单“体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不言而喻被理解为从属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被当做人类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今天，需要更加辩证地格外重视地球的可持续问题了。这不仅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而且，以作为最基本人权的公民环境权为基础和保障，地球本身也应有在人类严格保护下同样规范的有效生存与发展空间——地球需要保持干净，需要保持新陈代谢生机勃勃的自调节能力。事实上，早在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和当时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就提出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⑩强调必须研究自然、社会、生态、经济之间相互的基本关系，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提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已含有两方面持续发展的意思。社会、经济的方面，显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而自然、生态的方面，显然是“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如果深化这种理念，就自然涉及当前联合国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全人类要健康地生存、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节约资源与提高其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使地球也能健康地生存、可持续地发展。(11)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编制，希望通过简明且易形成共识的指标，突出人类与地球的双重持续发展(DSD)，为绿色发展水平树立一面镜子，鼓舞各国对照检查，从国情出发，在相应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最具可持续能力的发展战略。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编制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效但有限的原则
HGDI指标体系的建构，是为了配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后2015年议程”的研究，做有效但有限的工作。本研究试图达到促进各国绿色发展的有限目的，而不是通过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排名，替代绿色GDP核算、绿色绩效评估等，更不是对联合国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规划做全面解读。HGDI指标体系的建构仅为方便各国的理解与推广，鼓励先进，促进后进，有效推进人类的绿色发展。正因为如此，本文力求用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测度人类绿色发展水平。(12)
(二)绿色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只讲绿色不讲发展，是缘木求鱼；只讲发展不讲绿色，是竭泽而渔。(13)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既要绿色，又要发展”，实现“绿色”与“发展”的和谐并进。提出绿色发展的背景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经济增长，而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绿色发展首先是一个发展问题，没有发展，就没有绿色发展。发展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世界的主旋律，而绿色发展是要将发展的主旋律谱之以绿色的音符。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而资源、环境、生态的可持续性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但是绿色发展应该是共同的主题，绿色经济成果为人们构筑共同期待的未来。(14)
(三)共同责任与同等测度原则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不仅有助于保护全球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不涉及对不同国家 发展规划和措施的直接评价，而是根据共同指标来进行相对性的排名，因此它执行的是同等测度的原则，希望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绿色发展阶段，互相学习和借鉴，多一点支持，少一点指责，以促进全球的绿色发展事业。这里仍要强调，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依经济发展阶段与国情不同而有所区别，强调实践中“有区别”这一面。
(四)人类发展的包容与公平原则
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其实质就是共享式的发展。这个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提升为联合国的主张。“包容性增长”强调要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强调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确保民众基本福利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公平参与。(15)而“人类绿色发展”除了要求经济增长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同样要求社会发展的平等与公平。包容与公平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HGDI的指标、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均体现着包容与公平精神，如让人们都能吃饱和喝上干净水的指标，就体现着“初级公平”的要求。
三、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构建
直接或间接反映人类绿色发展的评价体系相当多，如福利类指数、绿色经济指数、环境资源生态指数等，涉及多达20个以上的指标体系。在研究中，仅可用于比较的绿色经济指标，就包括世界银行的“财富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WAVES)”、(16)UNEP的绿色经济指标使用指导、(17)OECD绿色增长指标、(18)EEA绿色经济指标、(19)全球绿色经济指数(GGEI)等。如何在各类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一种别具特色而又有实用性的绿色发展指数，显然是需要探索的。这个新指数的特色应在于易操作和通俗易懂，应以最简明的方式反映人类绿色发展水平，不宜因过分强调全面而难以理解和实施。在这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做的“人类发展指数”作出了榜样。(20)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地搜集各类相关指标，并对全球影响力较大的指标体系，进行深度剖析和比较研究，从中借鉴指数编制的有益方式。
什么是人类绿色发展？本文确定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两大维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即是：人要吃饱，有住行条件，有受教育机会，有基本的卫生设施。可便于记忆地概括为“吃饱喝净、健康卫生、教育脱贫”，相应地，需要有吃饭喝水指标、卫生健康指标、教育指标，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收入指标。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即是：天蓝气爽、地绿水清，不可忽视的还有生物共存。这种大致的分类是不严密的，相对正确而已，体现的与其说是科学主义的追求，不如说是人文关怀的理念。但其分类的理念，对选择元素指标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根据以上理念，我们确立了12个人类绿色发展领域，每个领域中选择了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1个元素指标进行测度。下面是人类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第一张简表。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指标体系，元素指标数量少，同时计算中也仅有两级。真正理解这个指标体系表，需要有进一步的说明。为节省篇幅，上表还列出了元素指标属性与权重，具体内容将在HGDI测算方法部分进行分析与说明。下面分别用简表形式，对元素指标的含义做具体说明，同时列出每个元素指标的出处。


上表所示两个维度的12个元素指标，是在关系人类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12个领域中选择的，既体现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视，又体现了对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重视。应该说，这些指标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地球的自然状态保护与净化，是一些最基本、最初级的目标。
四、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元素指标的选择
选择的元素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关系到测度结论的实用价值。在关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12个领域中各选一个元素指标，非常重要。这些元素指标是如何选出来的呢？
首先，需要在每个领域中普选相关的元素指标。选择过程显示，被选指标多者达40个左右，少者也有20个左右。经过反复比较、认真研究，征求每一领域专家意见后，最终筛选确定了每个领域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下面以卫生指标选取过程为例说明。
卫生设施在卫生指标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0年5月13日的调研报告中指出，各国在改进基础卫生设施方面进展缓慢，目前全球仅有64％的人口能够获得良好的卫生设施，有超过24亿人缺乏良好的基础卫生设施，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1)据进一步地统计，截至2011年，全球共有约10亿人口无厕所可用，只能露天排便，其中90％都发生在农村地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为实现相关目标，尽快落实此前的政治承诺，积极投入更多的扶持资金，并要求各国携手行动，力争到2025年之前，消除人们在露天如厕的行为。(22)
卫生设施的改善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是体现一国在改善卫生条件上的现状和成效的重要指标，能够有效反映人类绿色发展的程度。享有基本卫生设施服务是实现消除贫困、健康不良、性别歧视和提高环境卫生方面的先决条件。改善卫生设施的最大益处是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大幅度减少与水有关的疾病，并切断它们的传播渠道，从而可能使几百万人免遭死亡的威胁。改善卫生设施，还有利于人类发展以及人类的尊严、私密和安全，对妇女和女童尤为如此。改善卫生设施，能非常有效地防止水资源遭到病菌和其他污染物的污染。“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也是联合国正在研究并将推出的“后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
目前研究和引用该指标的机构众多，世界银行数据库、(23)千年发展目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农组织等机构和组织，都公布或引用了“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指标数据。许多著名成果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全球环境展望5：我们未来想要的环境》和欧洲环境署(EEA)的2012年环境指标报告《建设我们想要的未来》等，均以“获得改 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为元素指标，测算相应的主题指数，并将各指数广泛应用于测度和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卫生发展状况。
本研究对主要国际机构和组织公布的卫生方面指标，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对其中的24个指标做分析选择。城市垃圾填埋率、城市垃圾焚烧率、城市垃圾回收率、城市垃圾堆肥率、危险废物生产量等指标，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环境规划署环境统计调查问卷中的数据，只涉及七八十个国家的数据。家庭和其他消费者消费产生的城市垃圾、城市垃圾存量变动、城市垃圾生产量、城市垃圾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工业废物生产量、工业废物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量、由工业和建筑业工业产生的工业废物、由家庭和其他消费者产生的工业废物、工业废物存量变动等指标，来源于能源统计数据库和联合国统计司，只涉及31个国家或者地区。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密度(每10万人口)指标，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只涉及38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垃圾的总产生量、人均卫生总支出、公共卫生支出、人均卫生公共开支、健康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来源于OECD数据库，只统计OECD国家和四个非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因此，为选取尽量多的国家数据，只能排除以上这些指标。城市污水生产量、城市污水处理量等指标，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但是大部分国家的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部分国家的数据甚至只更新到2005年左右，因此，从数据力争统一到2010年这一基础要求出发，又排除了以上这两个指标。鉴于统计指标数据可获得的时空角度，本文选择了“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和“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这两个元素指标，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前者衡量全国的卫生设施改善状况，后者仅限于反映城市居民获得的卫生改善状况。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卫生设施水平差异显著，总体而言，农村卫生设施状况令人堪忧，故最终选择了“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卫生领域的代表性指标，参与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分析测度。
将这个指标用于各国比较，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参与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测评的123个国家中，“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指标的平均值为78.34％，较1990年增长7个百分点。2010年，超过平均值的国家有80个，占所有测评国家的65％，低于平均值的国家有43个，占总数的35％。该指标值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显著，在123个国家中，指标值最高的是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为100％；指标值最低的是贝宁、加纳、坦桑尼亚、多哥等非洲国家，均在14％以下。
以上简述了卫生领域一个指标的选择过程。其余11个领域指标的选择与此类似，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予以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在确定元素指标后，本研究力求对该领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辅助指标进行选用。12个领域中，根据信息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了四个辅助指标。它们分别是：森林领域的“其他林地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指标，生态领域的“受威胁植物占总物种的百分比”指标，能源领域的“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总量的百分比”指标，以及卫生领域的“城市垃圾回收率”指标。遗憾的是，筛选的辅助指标太少，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在于指标所覆盖国家的数量和统计数据的时段。这项工作今后将继续完善，力求在具体解释一个国家绿色发展状况与水平时，有更全面的分析与判断。
为进一步分析与判断各国在HGDI涉及选取的12类领域中的变化与发展情况，在数据可以获得的前提下，本研究努力收集了这12个元素指标自1990年以来，各国的动态变化数据。收集与选用过程最后得到的结果是：12个领域中，根据信息的完整性，最终只选取了七个动态指标。它们分别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动态变化”指标，空气污染领域的“PM10动态变化”指标，森林领域的“森林面积动态变化”指标，土地领域的“陆地保护区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动态变化”指标，水领域的“获得改善饮用水源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动态变化”指标，卫生领域的“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动态变化”指标，能源领域的“一次能源强度动态变化”指标。把握这些指标的动态变化，对于进一步分析各国绿色发展的进展是有帮助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缺少指标数据的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本文采取了不同的补值方法。对于测算年缺少数据，但其邻近年份数据又可得的情况，以该国家靠近测度年最近一年的数据补值。如立陶宛2010年“获得改善饮用水源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数据不可得，但其2009年数据可得，就用2009年数据补值。对由于客观原因，指标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以该国家所属区域或组织的均值补值。如意大利“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数据反复查寻未果，这里以OECD国家均值补值。对于任何一个空缺指标的处理，均在对采取多种方法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后确定，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说明。
五、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测算方法
为了使元素指标具有可比性，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所选用的指标，全部采用相对指标，具体包括两类。一是强度相对指标。这类指标是一个统计量相对于另一个参照统计量(如人口、面积、体积等)的比值，它可以剔除各人口、面积等差异对总量性质统计指标的影响，如用于比较各国能源使用效率及气候变化等情况。二是结构形式指标。它反映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如用于衡量各国在森林面积、陆地保护区面积、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合理程度，或评价政府在改善饮用水、卫生设施等公共领域的作用力度等。利用相对指标，还有利于不同量纲指标之间进行有效运算。
对评价指标进行一致性处理，是指数测算的重要环节。在对比分析人类发展指数(HDI)、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等国际权威指数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人类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标准化，即先确定12个元素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进行标准化。
经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并与统计专家、项目参与成员等探讨不同方法的 优劣，本研究确定了每一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有四种情况。一是不平等调整后收入指数、不平等调整后预期寿命指数和不平等调整后教育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完全借用了UNDP的规则，最大值取1980—2010年可观测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则分别为100美元、20岁和0年。(24)二是有些指标的最大值可为100/100，即最大值为1，如“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和“获得改善饮用水源的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三是若干指标的最小值为0，如“陆地保护区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和“受威胁动物占总物种的百分比”。四是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研究方法，借用可信区间的思路，剔除数列中异常高或异常低的数值的影响。具体讲，本文按照标准化公式，将指标折算为0—1之间的标准值，对超过第95个百分位值的少数几个国家，若是正指标的极大值，则赋值为1，若是极小值，则赋值为0；逆指标的极大值，则赋值为0，而极小值则赋值为1。在12个指标中，这种方法涉及其中的8个。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能否借用权威机构或聘请专家，以确认某一指标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或借用历史数据，建模推算某一指标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在尝试实施这种思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准则”，“PM10”的指导值为20μg/，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引用。(25)但如果采用这一指导值作为“PM10”指标的最大值，所测算的123个国家中就会有85个国家的“PM10”指标值高于此最大值，那意味着，这85个国家标准化的值都是相同的，从而将它们的差异性数据信息舍弃了，这显然在测算排序时会不尽合理。综上，列出表3供分析。

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法的优势是，如果指标各年度选取的最大最小值保持不变或者相对稳定，那么采用最大最小值标准化的测算结果具有年度可比性。同时，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各样本之间的悬殊差异程度，测算结果相对稳定可靠。指标标准化后，出现有0值，可按照事先赋予的权数，以算术平均法，分别对两个维度各6个指标进行加权综合，分别获得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单项分值。随后，用几何平均法对这两个维度进行合成，最终计算得到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几何平均法的运用，旨在强调两个维度要均衡发展，在任何维度上表现不佳，都会影响到综合指数的大小，突出了不同维度的同等重要性。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测算过程中，为体现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包容性，曾参照HDI的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测试方法，试图也用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的方法(26)进行调整。但试算发现，如果按照阿特金森指数的方法，在确定每个指标的密度函数和不平等厌恶参数时，需要收集的数据量太大，部分国家的关键数据很难甚至无法获取，这就不能实现对123个国家所有指标的调整。在权重设定方面，鉴于各指标要素的影响和作用可能并不相同，为了保证指数测度的公平客观，本研究充分参考国内外相关成果，多次征求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论证，并采用类似“德尔菲法”进行权重分配。
如果这些指标之间存在不等的相关性，按不等权重处理，似乎更为科学。相关性高的指标的权重可以低一点，例如森林、生态和土地，给人们直观的感觉是，它们的相关性会高一些，因此，这几个指标的权重可略低一点。反之，相关性不高的指标权重可以高一些。鉴于这种考虑，用SPSS20等多种工具，分别计算并比较两大维度各6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6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多在0.2以下，如表4所示。

表4显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6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3的仅有一组，即森林和土地为0.399，其相关度是低的，其余指标之间的相关度就更低了，且每个指标的重要性难分高低。相比之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如表5所示。

表5显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个指标相关度超过0.7的有：水与卫生相关度为0.712，水与健康相关度为0.741，卫生与健康相关度为0.839，卫生与教育相关度为0.771，卫生与收入相关度为0.727，教育与健康相关度为0.766，收入与健康相关度为0.764，收入与教育相关度为0.786。考虑到社会经济指标间紧密的联系，而且每个指标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而降低某一指标的权重似不妥。
综合多领域的专家们意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个维度，突出了人类与地球双重可持续发展的同等重要性，因此二者各享50％的权重。每个维度的6个下属指标，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阐释和反映“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发展状况，其重要性难分轻重。因此，这两个维度下的6个指标也都进行均权处理，每个三级指标的权重为8.33％。等权重这种简明的方法，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权重差别处理的情况下，本文暂且接受之。
六、123个国家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值及排序
本文对世界123个国家的人类绿色发展指数进行了测评。首先要对HGDI测评国家的选择予以说明(见表6)。测评国家的选择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数据的完整性，进入测评的国家必须有11个及11个以上指标的数据，不足者难以列入；其次是对国际公认的非主权实体，包括属地、领地及其他地区，不作为国家纳入测评中。123个参评国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上面介绍的统计测评方法，测评得到123个参评国家的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及排名(统计数据年份定为2010年)(见表7)。


依表7所示，参评的123个国家，按其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排名第1—41位的国家为深绿色发展水平国家；排名第42—82位的国家为中绿色发展水平国家；排名第83—123位的国家为浅绿色发展水平国家。这三个等级的绿色发展水平分类是一种简单的相对排序分类，即一种非定义性的现象分类。严格的定义性分类与排序的现象性分类相比较，何者的实用价值更强，有待进一步探讨。三个等级绿色分界线上下的国家，其 指数值差异实际上是比较小的，但三个等级国家指数的平均数值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分别为0.738、0.620和0.444。一般情况下，绿色由浅入深，表明绿色发展水平从低到高的差异。但是，各国情况尤其是自然条件情况差别很大，深绿是否代表着每个国家最理想的绿色发展水平，还应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三种绿色在各国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由深、中、浅黑色代表)。

图1　世界123个国家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分布示意图
必须强调，本图仅为示意图，使人们可以直观地大致从图中三种不同程度的颜色，看到HGDI水平的区域分布。正因为如此，本图不宜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从以上测算结果及分布示意图还可以发现，各国人类绿色发展在时间阶段和空间层次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人类绿色发展水平，往往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发达国家的人类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发展中国家的人类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主要为欧洲发达国家。尽管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革，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地位与日俱增，但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绿色发展领域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未来如何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以绿色经济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仍有待努力。为促进HGDI相对落后国家向HGDI相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经验，共同进步，促进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的绿色保护与发展，特别列出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的国家供参考(见图2)。

图2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的国家
注：排名前20的国家属于深绿色发展水平国家，用黑色表示；排名后20的国家属于浅绿色发展水平国家，用灰色表示。
七、人类绿色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序比较
如上所述，人类绿色发展指数(HGDI)是在比较分析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出现重大危机的新形势下提出来的。根据HGDI和HDI这两种指数，所测算的国家排序对比(见表8)。(27)
表8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HGDI）与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序对比表


在根据两种指数测算结果的国家排序中，排名前10位的，有3个国家同时出现于两个排序；排名后10位的，有6个国家同时出现于两个排序。通过对比发现，参与对比的123个国家中，HGDI与HDI排名差异在10位以内的国家有59个，约占总数的48％。可见，HGDI与HDI的排名有将近一半是比较接近的。
HGDI与HDI排名上升差异超过20位的国家中，北美洲有6个，南美洲有4个，欧洲有4个，非洲有3个，亚洲有5个。这些排序上升较大的国家，一般是经济社会类指标相对较弱；但这些国家多为沿海国家或靠近沿海国家，且多拥有原始森林，在指标上反映为自然环境类指标相对较好。而HGDI较HDI排名下降20位的国家中，北美洲有3个，南美有2个，欧洲有5个，非洲有1个，亚洲有10个，大洋洲有1个。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国名次下降最为显著。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下降也较大。这些国家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出口国，凭借资源出口，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一般相对较高，属于较发达地区，在指标上反映为经济社会类指标相对较好。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往往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其自然环境状况却往往不容乐观，在指标上反映为自然环境类指标相对较弱。
可以看出，对比HGDI与HDI测算的国家排序，排名上升的国家主要是自然环境较好的国家，而排名下降的国家主要是中东、中亚地区的资源出口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两个指数测算排序的近似性，是由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水平决定的，而两者排名的差异更多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其绿色消费的资源影响、绿色产业的国内外辐射作用、新能源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均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2008年，正值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实现进程的关键中间点，世界领导人曾汇集纽约，对历史性的千年宣言发表以来，世界所取得的进步进行评估。由联合国驻华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引起世界关注。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数下降了三亿多，对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进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8)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人类将不可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虽然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千年发展目标”所设定的脱贫任务，但如何使中国剩余的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线，落实环境保护的各项指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仍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从测算结果看，在123个国家中，中国HGDI排名第86位，处于浅绿色发展水平阶段，中国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
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9)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对“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出了若干重大而具体的规定。真正落实上述方针和规定，是中国绿色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重大制度化保障。鉴于中国政府提出并制定了绿色发展的纲要，以及联合国正在进行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研究，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理念与测算方法的提出，可能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建议。
*联合国正在研讨全球后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行动议程，并在世界范围内征求意见。李晓西教授组织完成了《2014人类绿色发展报 告》一书，拟提交联合国相关机构参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勒(Achim Steiner)为该书作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将在2014年7月分别出版中、英文版。本论文反映了这份20万字报告的精髓。在本项研究中，李晓西完成了理论与编制思路，宋涛、蔡宁、刘杨博士协助完成了测算工作，刘一萌博士负责协调中外专家及课题组的工作进展。此外，项目组的刘一萌、宋涛、李晶、白瑞雪、荣婷婷、李菲、蔡宁、刘杨、李英子、吴依桐均提供了进行测算的各分指标的解释。还有国内外多学科的28位学者，在研讨和写作过程中提出过宝贵意见。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性与平等：共享美好未来)》，纽约，2011年。
③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 9.
④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⑤《新京报》综合报道：《科学家联合研究结果：全球2/3自然资源面临枯竭》，2005年3月31日，http:///.
⑥理查德·M. 勒纳：《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张文新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⑦理查德·M. 勒纳：《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第19页。
⑧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决议(2012年7月27日，A/RES/66/288号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2012年9月11日，? symbol=A/RES/66/288.
⑨地球极限限定人类在地球体系中运行的九个安全空间：温室气体排放、氮磷负荷、臭氧层枯竭、化学污染、淡水消耗、海洋酸化、土地用途变化、悬浮微粒负荷以及生物多样性损失。参见2013年“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议程》，第2页。本报告是由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主持完成，并于2013年6月6日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内部报告，未公开出版。
⑩Robert Allen and Robert Prescott-Allen, How to Save the World: Strategy for World Conservation, London: Kogan Page Ltd., 1980.
(11)UN 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y 30, 2013. Retrieved from .
(12)《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8》，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8年。
(13)周生贤：《离开环保谈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求是》2011年第4期。
(1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内罗毕，2011年。
(15)参见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Working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Decent Work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 Green Economy, Geneva: ILO,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