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门峡水利工程决策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黄河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限于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条件，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三起三落”后，中共高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了对三门峡建库方案的论证及最终决策。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每次泛滥、决口或改道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和威胁，常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人口被大部或全部淹没的惨事，被称为“中国的忧患”之河。在与黄河进行长期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因此，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安民兴邦的大事，是几千年来饱受黄灾之苦劳动人民的殷切期望，希望“圣人出，黄河清”。

　　一、三门峡建库方案的提出(1949-1953)

　　1949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王化云向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呈送了一份报告《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该《意见》指出：“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和支流兼顾。”同时，也提出了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方法：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陕县到孟津间，是最适当的地点。这里可能筑坝的地点有三处，是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应当立即从事地形、地质和水文资料的观测和搜集，准备选定这其中第一个修坝的地址，进而从事规划，并且研究水库淤积的情况。”但当时水利部在复勘之后，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非常重视治理黄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还亲自视察黄河并多次听取关于根治黄河的报告。直到中共在大陆范围内建立政权，全国政令统一，才迎来治理黄河的好年代。“解放之后短短的几年，党和政府就作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全面规划。”即便如此，三门峡建库方案也在短短四年内经历了“三起三落”，可见中共高层在最初决策三门峡建库问题上认识是异常清醒且慎重的。

　　二、最后决策形成阶段(1953-1955)

　　1953年4月，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从燃料工业部、水利部等单位抽调力量组成黄河研究组，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分析有关黄河规划所需的资料。1954年1月，苏联专家综合组来华，组长为柯洛略夫。在专家组中没有泥沙方面的专家，而这正是三门峡水利工程不同于一般水电站的地方。苏联专家组研究上述各项基本材料后认为：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并建议在进行勘查黄河的同时，开始编制综合解决防洪、发电、拦沙、灌溉等问题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1954年2月始，中苏专家代表团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历时110余天完成了对黄河的实地大勘察。苏联专家团在勘察过程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并且竭力推荐在三门峡建库。“三门峡水利枢纽与黄河其他水利枢纽比较，它唯一可能全面解决黄河下游防洪、供电、灌溉、航运等综合任务的水利枢纽”。苏联专家团团长柯洛略夫赞赏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明确指出：“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是最好的一个坝址。其他任何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经黄河查勘团反复讨论研究，最后一致同意苏联专家组的意见，为了综合解决当前与长远的防洪、灌溉、发电等问题，黄河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应首先抓紧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1955年2月，苏联水院院长伏兹聂辛斯基谈对中国水电建设意见：正确设计水工枢纽有很大意义，正确选择开发方案则更为重要。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国务院应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彻底解除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悬河之忧。

　　三门峡位于潼关和洛阳附近的邙山之间，是黄河流进华北大平原最后一段峡谷地带。三门峡建库决策方案确定后便开始了三门峡水利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围绕设计思想主要展开了“拦沙治黄”思维下工程水位高程和蓄沙、排沙的争论，在工程施工阶段发生了多次争论并最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改建工程。从此后进行大规模改建所投入的巨大财力物力来看，三门峡建库决策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黄河治理的综合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们虽不能说三门峡建库方案决策是完全的失败，但至少可以说中共高层决策三门峡建库是不成功的。

　　作者：任芳瑶 来源：青年时代 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