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中新闻框架使用情况的跨文化分析——

摘　要：危机传播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了解和重视，而新闻媒体作为危机信息的主要发布者，在传播过程中作用重大。对新闻媒体在进行危机报道时对新闻框架的选择进行分析，并结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不同文化类型国家的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新闻框架使用情况进行比较，探讨文化对框架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危机传播中的新闻框架的使用与文化因素有很大的相关性。

关键词：危机传播； 文化维度； 新闻框架
1 研究缘起及研究样本选择
从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之后的毒奶粉事件，危机传播的理念逐渐在国内得到重视。通过对西方范式的学习，国内的危机传播机制也逐渐成熟。但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政治观念、宣传观念、文化形态影响下，媒体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和解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国内外的现有的研究涉及了危机传播的种种方面，但对在不同文化中，危机新闻框架的不同使用情况，现有研究还少有涉及。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引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中美两国不同文化特征下危机新闻的新闻框架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探寻文化因素对危机新闻框架使用的影响。
为便于比较，笔者选取了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两起危机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分别为2008年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及美国的“毒花生酱事件”。样本新闻来自两国四家纸质媒体，分别是各自的一家国家媒体和一家地方媒体。两家中国媒体分别为《人民日报》和《东方早报》，而两家美国媒体则为《今日美国》和《纽约时报》。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显示，以“奶粉”、“三聚氰胺”和“三鹿”为关键词，在9月11日至30日期间，《人民日报》共有相关报道95篇，《东方早报》共有相关报道19篇。而以关键词“花生酱(peanut butter)”、“有毒的(tainted)”和“沙门氏菌(Salmonella)”。《今日美国》在20天内共有相关新闻11篇，《纽约时报》则刊登了相关报道17篇。
2 从框架理论看两国报道差异
框架理论最早由戈夫曼提出，他将框架定义为社会活动组织规则的具体化。而最为广泛认可的新闻框架理论的定义则是由因特曼提出的，他首次提出了“选择(selection)”和“凸显(salience)”的概念，而这两者被认为是新闻框架产生作用的基本途径。他指出“建构就是对已知事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使之在传播文本中凸显出来”。
在过去对于危机事件新闻框架的研究中，学者提炼出了至少六种通用的新闻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结果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而在Brooke Fisher Liu的研究中，他提出了针对灾难报道的一系列新闻框架，除了与上文的通用框架相同的部分外，还包括：危机教育框架、严重性框架、周年纪念框架、季节性框架、合作框架、名人框架。根据本文新闻报道事件的独特性，最终选取五个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为：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领导力框架、危机教育框架、合作框架。
在这次的样本新闻中，两国的报纸都使用了人情味框架，但其使用情况有所不同。《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有5.26%的新闻采用了人情味框架，而《东方早报》要稍多一些，有10%。而两家美国报纸在人情味框架的使用数量上均多于中国报纸，《今日美国》为30%，而《纽约时报》为11.76%。对样本新闻的责任框架使用情况分析显示，《今日美国》对这类问责信息最为强调，共有八篇报道使用了责任框架，占样本总数的80%。《纽约时报》的使用率同样很高，为64.71%。而两家中国报纸《人民日报》和《东方早报》对该框架的使用率分别为23.16%和10%。
在《人民日报》的95个样本中，有48篇报道采用了领导力框架，占样本总数的50.53%。《东方早报》的样本中，7篇采用了领导力框架，占35%。《今日美国》有4篇报道采用了该框架，占40%，而《纽约时报》则有5篇，也就是29.41%的样本使用了此类框架。从改结果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该框架的使用最为频繁，而这也是其危机报道的特色之一。《纽约时报》样本中29.41%的报道使用了危机教育框架，《今日美国》则有80%。而《人民日报》样本中提及危机教育的报道仅有8.42%，《东方早报》则没有报道使用了该框架。
《人民日报》的样本中有14.74%的报道使用了合作框架，《东方早报》则有20%。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仅有一篇使用了该种框架，占样本总数的5.89%，《今日美国》的样本中没有找到合作框架的使用。
3 文化因素对框架选择的影响
文化常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霍夫斯泰德是将文化量化评估的第一人，他的研究覆盖数十个国家，而他所研究的“文化”实为“国家文化”——属于特定国家的文化特征，因而对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犹为适用。霍夫斯泰德总结出了五项文化维度，分别为：(1)权利距离维度；(2)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维度；(3)男性化和女性化维度；(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5)长期和短期定向维度。由于本文的研究主体是灾难报道的新闻框架，性别因素在其中不具有很强的识别性和影响作用，因而男性化与女性化特征维度将不被纳入考虑。
3.1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危机新闻框架使用的影响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的排名，中国属于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而美国属于个人主义特征的文化。人情味框架的使用是对于个人经验的凸显，具有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从上文框架使用情况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两家媒体对人情味框架的使用数量都高于中国的两家媒体。从而可以得出结论，人情味框架的使用符合两国的不同文化特征，它的使用受到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国家更注重社会关系网，因而合作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也是被强调的。《人民日报》的样本中有14.74%的报道使用了合作框架，《东方早报》则有20%。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仅有5.89%使用了这一框架，《今日美国》的样本中没有找到合作框架的使用。这一使用情况符合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因而得出，两国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文化特征对危机新闻中人情味框架和合作框架的使用产生了直接影响。
3.2 权利距离对危机新闻框架使用的影响
权利距离根据社会中地位较低的成员对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性的接受程度划分。它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威望和地位使得他与其他成员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根据霍氏理论，美国是低权利距离国家，而中国是高权利距离国家。
领导力框架通过在新闻报道中更多的将领导者及专家的意见作为信息源 得到体现，通过对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和专家的意见凸显权威的作用。而根据上文框架使用情况数据，《人民日报》的领导力框架使用数量确实占绝对优势，符合这一文化特征。但《今日美国》样本中该框架的使用多于《东方早报》，也因此使得结果不能与假设完全吻合。但是这不能说明文化特征无法解释该框架的使用情况，而是应当进一步深入，从四家报纸的性质分析。
选择这四家报纸是因为其中两家是国家报纸，而另两家是地方报纸。性质的不同导致它们报道侧重的不同。权利距离较大的国家对权威的尊重导致其国家内国家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差异要大于较小权利距离国家内两者的差异。而国家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更多的报道政府部门的观点和行为是它们的职责，因而领导力框架在国家媒体中的使用要多于地方媒体。因此，《今日美国》中该框架使用量多于《东方早报》与两国在该维度的文化差异并不矛盾。
3.3 不确定性规避对危机新闻框架使用的影响
该维度根据社会成员对于未知事物的焦虑程度，以及通过减少未知来克服焦虑情绪的努力程度来评判。根据霍氏评分，中美两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排名均较为靠后，均属于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而其中美国得分高于中国。但由于在学者对霍氏研究结果的补充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价值观调查中的一个维度与霍氏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无法吻合，因而中国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中的分值和排名与现实文化状况不符，中国并不属于第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因而对于这一维度的分析本文将着重于美国方面的低不确定性规避特征。
美国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排名第四十三位，因而并不属于高不确定性规避国家，也因此，在危机发生后，对于危机情况的介绍和责任的确定并不是必须的。由此得出了假设，认为美国报纸将不会含有大量的责任框架和危机教育框架。而研究结果显示，64.71%的《纽约时报》样本和80％的《今日美国》样本采用了责任框架，而29.41%的《纽约时报》样本和80%的《今日美国》样本采用了危机教育框架。在这两家美国报纸所有框架的使用数量中，这两种框架的数量是十分突出的，因而与假设矛盾。
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最早产生于六十年代，而美国人民的自信和冒险精神向来是它们文化中十分显著的一点，因而得出美国属于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9.11”事恐怖袭击不仅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对美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11”件之前，美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强大是深信不疑的，自信和坚强是他们所引以为豪的品质，然而在后“9.11”时代，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激增，当面对危机时需要更多的相关信息来平复危机产生的恐慌和不确定感，这解释了为何责任框架和危机教育框架在此次美国食品危机新闻报道中被大量使用。
因而，研究结果与假设的矛盾并非由于文化特征无法解释框架使用导致，而是文化特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同时在变化着，而新闻框架的使用是暗合于现有的文化特征的。
3.4 长期定向和短期定向对危机新闻框架使用的影响
根据中国的文化特征设定，东方国家多为长期定向国家，而西方国家多为短期定向。长期定向社会的成员尊重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道德观念，比如尊重长者等。长期定向社会没有通用的善恶观，更倾向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社会成员重视长远利益。短期定向国家强调定位于过去的价值，更重视对社会义务的履行，更关心真理和宗教信仰。很显然，中国是典型的长期定向国家，而美国则是短期定向国家。
该项文化特征基于中国儒家思想而得出，它符合中国的道德、文化特征，其中包括对长者的尊重、对合作精神的提倡等。而领导力框架和合作框架的使用恰好也体现了这两项道德要求。并且，长期定向的文化特征是综合中国儒家文化的多项要求而得出的，并不是某一单一指标的体现，它交融于中国的文化之中，因此虽不能单一的对某种框架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作为中国的特殊文化特征产生的影响。
4 结论
中美两国的危机新闻报道方式存在很大不同。而这种不同通过对不同新闻框架的取舍得以体现。美国报道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框架为责任框架，跟随其后的依次为危机教育框架、领导力框架、人情味框架、合作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而中国报道中使用最多的则是领导力框架，其次为经济后果框架、合作框架、责任框架、人情味框架和危机教育框架。而上文的研究数据表明，每种新闻框架在两国的不同使用情况则与两国的不同文化特征相契合，是符合大众的内在需求的。
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多种文化特征中，必然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例如在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相较于其他文化特征，主导文化对新闻框架的使用的影响较大。而某些文化特征对不止一种的新闻框架的使用产生影响，例如中国的集体主义特征影响了中国报纸对合作框架和人情味框架的使用，但即便是主导的文化特征也不能够对所有新闻框架的使用都产生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媒体所呈现的危机新闻报道特征是由于该国的多项维度的文化特征共同影响而形成的，因而是该国文化的较为全面的体现。
笔者验证了在新闻框架建构过程中，文化因素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文化对新闻框架建构的影响是潜在的，集体文化作用于该集体内的每个个体，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受到其成长环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因而新闻从业人员在建构新闻框架时是不知觉地把文化因素的作用带入建构的过程的，也因此，所建构的新闻框架符合他所在文化群体成员的需求。因而，并非先进国家的新闻报道方式就一定优于不发达国家，这其中的文化适应因素不应当被忽略，在学习其他国家新闻报道模式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违背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文化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因而危机新闻的框架使用也需要将这种变化纳入考虑，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新文化特征下大众的心理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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