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格朗成人教育理念下“大学生农民工”自我提升研究
【摘要】以40位“大学生农民工”生活处境及自我提升状况的调查材料为基础，运用保尔·朗格朗的成人教育理论，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审视了在其中起作用的各方力量。研究发现，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大学生农民工”难以适应生活的挑战，尤其在闲暇时间，深受消极厌倦情绪困扰，表现出群体融入程度低、思想混乱等社会适应性障碍，这也成为了他们接受成人教育以实现自我提升，进而来应对这些挑战的出发点。但在接受成人教育的过程中，成人教育自身也面临着专项资金投入不足、教学方式僵化、过程监管不严等问题。尽管如此，对于“大学生农民工”而言，成人教育依旧是他们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朗格朗成人教育理论；大学生农民工；自我提升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7）11006104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大学生农民工”的学术关注始于郑风田2010年发表的文章《大学生有出路吗》，他们作为继“蚁族”之后的又一弱势群体，指那些来自农村，接受了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毕业后却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加上家庭出身、社会资本缺失等因素，并基于对城市生活的渴望、生存的压力，而被迫与父辈农民工汇流、与新生代农民工处境混同、工资待遇相似、同样在城乡间飘荡的年轻人。[1]自此以后，这一群体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对他们引导策略的探究成为了大量研究关注的焦点。
当前对“大学生农民工”的引导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外部支持系统方面，对他们自身能力的提高缺乏关注。而内因却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通过提高“大学生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激发其内生活力，这才是改变他们不利处境的最佳选择。对他们而言，要提高自身素质必然要借助于成人教育，来进一步增强社会适应力。保尔·朗格朗的成人教育理论阐述了关于成人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力量、重要意义，探讨了它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目标，系统地囊括了成人教育的方方面面，构建起一套立足于人的发展的终身教育目标体系，这为探求“大学生农民工”的自我提高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朗格朗成人教育理论
保罗·朗格朗，法国著名的成人教育思想家和全世界成人教育的开创者，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于成人教育实践，曾长期供职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结出版了《终身教育引论》（1965）、《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等多部著作。他认为“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火车头”，视成人教育为终身教育体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2]基于当前的人们不能适应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的飞速变化，面临各种困扰、危机的现实，他提出要打破传统的“学校即教育”的观念，构建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体系，将教育延伸出幼年和青少年之外。如果说年少时期的学习教育是将来生活的准备，那么成人阶段的教育就是现实生活本身，就要改变以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互隔绝的状态，使得成人能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并以最好的方式接受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考虑成人个体的复杂性和独立性，重视他们的需要和期望，改变以往强加式的教育，利用小组学习、创造性教育、非指导性方法等。[3]引导成人自我学习作为教学的基础性手段，使得个人不会再以与个人冲突的方式学习，最终培育出“学会学习”的个体。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素材。2016年7—8月，笔者利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的机会，走访了成都多个工业区，对其务工人员进行了自我提升状况的调查。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具有农村户籍或来自农村，接受了大专及以上的教育，职业却与普通农民工混同，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青年群体，其特征符合学术界对“大学生农民工”的定义。调查的重点集中在他们以往的教育经历、生存现状、接受成人教育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职业期待等方面。共计访谈了40位“大学生农民工”，每个对象的访谈时间在2小时左右，这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本文并对访谈记录做了进一步整理，选取整合了7例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剖析了“大学生农民工”在社会压力下，通过成人教育的途径借以改变不利处境的真实历程。运用朗格朗的成人教育理论，审视了在其中起作用的各方力量，以期对“大学生农民工”的自我提高探求出一条光明大道。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个案研究面临样本数量少、不具说服力的缺点，但对于社会性问题的探究，特别是对复杂的社会人的研究，个体案例分析法却透过个体视野，彰显了个人对社会期望的解释以及个体对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的适应，[4]最终勾勒出个体背后的群体的普遍轨迹。
三、案例和论证
（一）自我提升的依據：“大学生农民工”面临的各种挑战
1时代变化加快，新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原有知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我13年毕的业，学的是计算机方面的专业，本想以后自己创业开个网店或者电脑维修店。毕业后才发现，就大学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想法。现在每天在流水线上做重复又单调的工序，这根本不需要什么知识，我能做，我旁边初中毕业的阿姨也能做。一天三班倒，一个月下来两千块都不到。这个工作以后肯定是要换的，我还是想自己创业。”（CHT，女，1992年出生，毕业于XX师范学院，已婚，电子装配工人）
在十年间，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致昨日的理论不再能适应需要。而且人们的思想又常常落后于发展着的外部世界。[5]这是每个现代人面临的共同困惑，更是“大学生农民工”面临的基本社会现实，“大学三年学的知识都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能用到工作中的很少”（ZMJ访谈）。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是远不能满足个人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访谈发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谈及自己大学专业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排斥行为，不愿过多的提及，由此可见他们专业发展的有效性较低。但是如果安于现状，拒绝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那他注定要被社会置于不利处境。在世界各国，对有活动能力的大部分来说，技术达不到要求的威胁是经常性的忧虑；它也是整个成人教育的主要出发点之一。[6]因此，接受教育不单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事情，也是成人生存之必须。
2闲暇生活空虚，受消极厌倦情绪困扰，群体融入程度低
“我是学工程设计的，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建筑工地，开始以为自己会做些监管施工、图纸设计等轻松工作。去了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谁会让一个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背景、没有高学历的普通应届大学毕业生干这些。到了那里，上面给我指派了一个师傅，我跟着他们做一些搬运建材、安装门窗等活路，和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没什么区别。目前工地的艰苦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能忍受心中的落寞和孤独，特别是在没事干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和自己的理想相比差距太大了，周围的工友虽然都很善良，但我感觉自己很难真正融入他们那个群体。”（LLJ，男，1991出生，毕业于XXXX大学，未婚，建筑工地施工员）
朗格朗在谈及实施成人教育的背景时提出，闲暇是每个现代人面临的挑战，闲暇时间是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而在农业类型的传统社会中生产是和娱乐紧密相连的。就大学生农民工而言，对其心理问题的研究缺乏时间段的区分，即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多的是产生在空暇时间。“嘈杂的工地、忙碌的人群、高强度的工作根本不会让我去想那些个人问题，就是下班后躺在床上觉得世界安静的可怕，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我特别想找个陪我说话的人。”（QL访谈）在闲暇阶段，他们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需求，社会性交往的需要，但是周围的群体并不能满足他们，反而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困惑，一种身份界定的困扰。当前“大学生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融入方面，对他们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内部却没有涉及。一方面，他们“生长、就业于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相对于城市生活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外来者的身份，加之各种因素的制约，限制了他们城市融入的参与度”（段彩丽，2016）[7]；另一方面，他们论职业是农民工，讲身份却是大学生，他们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和普通农民工相比接受了大学教育，有着更高的心理期待，但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却面临更糟糕的现实处境。这就是成人教育在“大学生农民工”闲暇问题上的基本任务，如果社会及地方当局不能立即着手提高他们的境遇，解决其问题，那么教育就该提供认识、思维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来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避免成为自由空暇时间里消极厌倦情绪的俘虏。[8]
3面临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
“从小父母就告诉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和舅舅一样坐办公室，轻轻松松挣钱，而不像父亲那么辛苦。大学毕业后，我干过保险推销员，大约做了半年，感觉自己不是做推销的这块料，就辞职赋闲在家。没多久，在外打工的父亲打电话让我去工地，给他打下手，父亲虽然连初中都没毕业，但在工地上干了将近十年焊接，也算是个高级技工，每个月拿的工资比我都多。而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可是到头来却还比上自己的父亲，你说读书到底有什么用？”（WY，男，1993出生，毕业于XX大学XX学院，未婚，建筑工地焊接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9]“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10]等名言反应了整个中华民族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深信不疑，读书变成了提高自己社会地位重要路径，特别是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在先赋性因素（如社会资源、家庭出身等）缺乏的情况下，教育就变成了唯一通道。所以“大学生农民工”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寄托，可能是家族几代人的愿望，他们的家庭愿意倾注全部的心血助其完成学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父母是基于“教育能改变命运”的信仰来做出的投资，而这种信仰来源于身边一些的实例，但比较的对象是以前的大学生，不是和自己孩子同时代的群体，也就是说这些“实例”具有滞后性。从过去对教育的执着，到现在对教育的怀疑，“读书无用论”思潮开始在“大学生农民工”群体中泛滥，他们面临着一次思想意识形态的巨大危机，是否定教育本身的作用，还是反思自身教育的缺憾？他们需要抉择。因为这个时代的个人使命定要实行自治的，这是一种令人深为不快但又激动人心的情况，只有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才能适应这种情况，而这个代价就是教育。[11]这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应当通过教育去化解。
（二）自我提升的阻力：成人教育自身的问题
1专项资金投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我毕业都快三年了，工作却一直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就想能不能通过参加一些成人培训，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职业技能。可我发现，这些培训机构都集中在市区里面，我又不可能辞掉工作跑那么远去学习，而且大多是一些民营机构，培训费用都很高。（CRZ，男，1992出生，毕业于XX职业技术学院，未婚，快递员）
2009年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会议上提出要将GDP的6%用于教育，并将教育预算中的6%用于成人教育。[12]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成人教育的投入程度是不够的，同时分担成本体系也不健全，使得更多的是一些民间资本在进行运作。民间资本的“市场性”决定了它必须以营利为目的，这就需要个人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然而，“大学生农民工”自身经济的拮据以及先前的教育支出就已经透支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导致他们即使有接受成人教育的愿望，也缺乏实现的经济基础。
2教学方式僵化，过程监管不严，自我提升成效有限
“自己是专科毕业的，有次偶然的机会听身边朋友说现在自考本科比较火，可以拿本科学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报了名，在备考的过程中，我怕自己坚持不下来就报了一个辅导班，那个管理很严格，每天都有任务安排，其实就是老师把每天要背的重点畫下来，自己下去背，背完打卡，实质上就是为考试而考试。自己坚持了大半年，最后倒也考上了XX大学XX专业。考上后课也没有去上几次，完成了毕业论文后就拿到了毕业证。”（YJ，男，1993出生，毕业于XXXX学院，未婚，仓库管理员）
“大学生农民工”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身能力不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因于应试教育的僵化，片面的唯分数论，使他们忽视了自身其他能力的提升，以至于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适应性障碍。所以，他们需要通过成人教育来弥补。但调查发现，有些成人教育依旧是应试教育的延伸，例如，在教学方法上，运用“投射”的方式，即不讲为什么、怎么样，只说是什么，理不理解不重要，记住就好；在教学内容上，讲求“少、精、准”的功利取向；在教学目标上，以考试为目标，注重某种资格证书的获得。现代教育理论强调独立观念，成人教育更该如此。[13]“大学生农民工”作为成熟的个体，具有比儿童或青少年更强的独立意识，如果教育活动不考虑他们的自主性，唯考试论的话，那么这种教育对他们的自我提升将是有害的。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的过程也缺乏严格的监管，由于成人教育的对象是离开学校之后的成人，他们多以在职、挂名等形式参与学习，大多数时候是游离于课堂、学校之外的，就意味着对他们学习效果的评估缺少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一种跟踪式的动态性评价，在美国教育评价专家布卢姆看来，这可以为学习者诊断出每一阶段的困难和错误，从而提高对整个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14]“大学生农民工”接受成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想通过相关动作技能和认知情感的真正提升来应对各种来自职业的、思想的挑战，成人教育就应当明确这一目标，坚持“宽进严出”的方式，重视形成性评价，做到教有所成。
四、结束语
对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区别于普通的农民工，尽管他们目前处境不容乐观，但如果他们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那么必将会走出“知识无用论”的困境。在这过程中成人教育是重要手段，自我提升是目的，而学历、职业技能、综合素养的提高则是内容。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大都有接受成人教育的心理倾向，但却很少有人能付诸实践。在对于成人教育的认识方面，也仅仅热衷于职业资格、学历文凭的一种获得，没有明确自我提升的关键所在，应当更多地关注综合素养、能力的提高，来更正目前的认识偏差，重拾生活信心。同时，外部也缺乏社会扶持，没有为他们的自我提升构建良好的辅助系统。就提升的途径——成人教育而言，这作为准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成人教育服务供给中应当承担起必要的职责，以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15]但政府投入却有待改善。成人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对这部分群体也缺乏特殊性的考虑，他们怀有对知识的质疑，有着不愉快的教育经历，过去所强加给他们的知识、观念，甚至信仰都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即使让他们接受新的成人教育，尽管学历得到了提升，但他们依旧感到茫然无措，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要解决大学生农民工的适应性危机、闲暇困惑，就要立足自我提升来开展成人教育。就是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并接受训练以便有价值的学习；同时社会要供给基于自立哲学的富有个性、生活化的成人教育，帮助他们技能提升、思考交流及个人判断。
作者：张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