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分析

 一、大学的文化传统
    现代大学自中世纪在欧洲建立以来已历经千年，它是人类社会中最历久弥新的机构。近千年来它以同样的名称，坚持其核心使命，为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相同的服务。哈佛大学前校长洛厄尔(A. L. Lowell)曾以《在美国对学术传统开战之时》为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大学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1]大学之所以能经受沧海变桑田般的考验，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遗传因子，拥有在千年中形成的、稳定的文化传统。了解和认清这些文化传统，对于大学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追求真理：大学的核心使命
    对于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无需笔者在此赘言。大学教育的先贤们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在此仅列举几位，以说明大学对真理的追求是绵绵不断，一脉相承的。
    洪堡(Wihelm von Humboldt)：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它总是把科学当做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2]
    纽曼(Newman)：“从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形式看，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3]
    弗莱克斯纳(Flexner)：“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任务。”[4]“如果大学不分清是非，没有行事的标准，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在忙于社会服务这种狂热的氛围下，文化是不能繁荣的”。[5]“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其所需，而非其所要”。[6]
    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大学的目的在于窥察知识、生命、世界或真理的全貌。”[7]
    雅斯贝尔斯(Jaspers, Karl)：“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8]
    克拉克·克尔(Kerr, Clark)：“它(多元巨型大学)在保存、传播和拷问永恒真理方面鲜有可媲美者；在探求新知识方面孤军奋战；在为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的如此众多构成部分服务方面，历史上任何高深学问机构都无法与之相比……尽管它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其自身的唯一的灵魂，其成员还是为真理而奉献。”[9]
    如果细究起来，这些著名学者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大学理念也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观点有的偏向永恒主义，有的偏向实用主义，有的以认识论来识读大学，有的以政治论来评价大学。纽曼的大学是一种教学机构，而洪堡的大学则是研究机构，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尔对大学的认识，他认为当代大学使命是多元的，其服务是多元的。他甚至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multiversity来取代university，以multi这个词头来说明大学是多元的，而非uni词头所表达的单元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真正将大学称为multiversity，但他仍然认为大学在保存、传播和拷问真理方面，在探求新知识方面无与伦比，其成员为真理而奉献。我们可以说追求真理已融化在大学的血液中，成为大学重要的文化传统。跟上知识变化的步伐，成为大学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挑战。
    (二)学术自治：大学独享的特权
    学术自治是大学独享的特权，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没有像大学这样被社会广泛承认富有自治的特权。它源于西欧中世纪大学，当时的大学是学者的行会组织，而行会组织的管理特征就是自治。此后，大学先后受制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政府，但是由于加尔文教派的普通信众参与治理的理念和英国信托制度对大学治理制度的影响，大学仍能保持其自治传统。到19世纪初，大学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愈来愈重大的作用，受到国家和社会广泛的关注，大学的发展和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和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10]但是，“就总体而言，国家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也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11]他所推行的改革使大学成为既受国家保护又享有自治的学术机构。
    在当代，大学已超越象牙塔，但是学术自治仍被认为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这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学者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最好地获取和传授这些学问，真正理解这些学问的内容及复杂性。“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预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12]因此，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其他机构应达成谅解，形成社会契约，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地位。
    (三)学术自由：大学文化的灵魂
    学术自由是大学最古老的传统，是学者不断追求和捍卫的学术职业权利。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研究组把学术自由视做大学良好治理的四个重要原则之一。其报告认为，“学术自由是‘学者不受雇佣他们的院校的控制与限制，进行科研、教学和出版的权利’。(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主要职能之一：成为新思想(包括那些可能不受欢迎的新思想)的催化剂和庇护所……学术自由承认学者确定自己的探究领域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权利。学术自由可以对提高高校质量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质量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它既需要在高校内部得到理解和尊重，也需要高校的上级部门的理解与尊重”。[13]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认为，“学术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大学内部要求一律的压力。洪堡甚至强调道，‘知识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而且可能受到来自知识机构本身的威胁。这些机构在它们开始之时即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观点，然后就急于压制别的观点的兴起”’。[14]因此，斯坦福大学极为重视保障学术自由，卡斯帕尔把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公开的秘诀归于大学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
    (四)学者社团：大学文化的组织基础
    中世纪的大学是学生或教师的“行 会”组织，但它与手工业者行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谋生的同业者组织，而是教师或学生的社团——学者社团，是学生和教师共同探索高深知识的场所。洪堡的研究型大学强化了大学是学者社团这一理念。大学作为学者社团，其最基本的结构特点是，由代表不同学科的院系松散地构成，依一种民主的方式，协调各院系的目标和利益，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大学的一个基本治理特点是，教师不把自己看做是必须向大学校长或其他各级行政人员报告的雇员，作为特别的知识工作者，他们的基本责任在学生和真理。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决策过程必须更加民主，一切有关学术的决策都要通过教师，或代表他们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或各种专门委员会。正是在这些委员会的会议中，大学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被讨论并联系起来，并受到尊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教授评议会主席赛博(Harry N. Scheiber)指出，“现代评议会是一种迷人的制度……评议会唯一的责任是保持学术卓越的火焰永不熄灭……不理解这种精神，就不能理解伯克利为什么和怎样在几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一流”。[15]有关学生的决策还要与学生或其代表机构讨论，因为在大学中学生也是主体构成部分，他们与教师和行政人员亦不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在大学这样的学者社团中，民主、平等、自由、公开、沟通、交流、包容成为大学重要的文化特征。
    二、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早在百年前就非常精辟地指出，经济的迅速增长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同时社会也容易失去发展方向。我们今天的社会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和社会中一切机构的文化和价值选择。我们正处在一个市场规律与竞争法则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一个镀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市场价值与人本价值发生激烈的对抗，低俗的文化与高雅的文化不断发生碰撞；我们正处在一个民主的时代，参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大众、民主、公平和公正的价值与精英文化传统不断交锋；我们正处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普世的价值与民族文化传统既融合又对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世纪是不同文明和文化发生冲突与交流的时代，这种文化的冲突正在深刻影响着大学。在这样的时代，大学是引领文化的发展还是随波逐流，大学必须做出抉择。很遗憾的是，从世界的范围看，大学的文化传统正在受到侵蚀，当前对大学文化传统打击最致命的是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
    (一)学术资本主义
    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人们以“占领华尔街”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资本大亨贪婪的不满。但是令人称奇的是，大学中的学术资本主义却方兴未艾，大学与市场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大学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像知识市场中的营利组织。当然，对什么是学术资本主义，如何对学术资本主义做价值判断，尚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大学所创造的知识还有待于转化为资本，“既无资本，何来主义”。甚至认为，在国家赋予教师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教师将其知识转化为资本，就会使教师贫困化。鉴于笔者的学术背景和认识水平，本文并不奢望搞清这些问题，进行学理性的讨论。因此，本文选取了美国学者罗德斯(Gary Rhodes)和斯拉夫特(Sheila Slaughter)对学术资本主义下的最直截了当的定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使大学和教师致力于市场和准市场行为的制度”。换句话说，所谓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大学和专业人员为获取校外收入所做的市场和类市场努力”。㈣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从大学的教育、科研和服务的核心职能中创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
    学术资本主义使得市场思想与意识日益支配大学和教师的价值观，适应市场力量，给予短期的市场需求以优先，忽略了更广阔的社会责任。大学正在从“公共物品知识制度”转变成“学术资本知识制度”。“公共物品知识制度”的核心就是把知识视做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知识制度”的基础是，基础科学导致学科新知识的发现，与此同时公众受益。其特征与默顿四原则——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非牟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密切相关。而“学术资本知识制度”则正相反，其价值取向是重知识私有化和以知识获取利润，知识被看做财富的源泉，大学、教师和赞助者都声称，他们有权先于公众从知识的发现或传输中获取利润。“学术资本知识制度”认为，在科学和商业活动中不存在天然的隔离，不需要一定的中介在二者中建立联系，学术发现可以直接导致商业交易中技术产品的出现，从而为学术发现赋予了商业价值。学术资本主义使得大学越来越像企业，在大学内部带来激烈的文化和价值冲突。从本质上说，企业是营利性的，注意保密，兴趣狭隘，而大学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兴趣广泛而均衡。从企业和大学这些文化特征出发，我们可以说，大学越像企业，大学的管理越与企业趋同，就越可能失去其存在的理性。因为学术资本主义导致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工具性地审视大学，把大学主要视做创造财富的引擎，从而忽视了大学整体的、战略的、长远的文化功能。
    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传统正在被学术资本所改造，学术生产不再追求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非牟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学者也不再以深刻的社会批判为己任，学术随着资本的激流而漂浮，阻碍了大学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学术不再神圣，学术资本的旗帜在大学高高飘扬，大学正在失去学术圣地的地位。
    (二)大学行政化
    如果说“学术资本主义”是一个舶来的词汇，那么“大学行政化”则是一个本土生成的词汇，在西方国家更多地使用大学“管理化”(managerialization)或“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本篇论文也并不打算在学理上对中外不同的用词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因为它们在大学治理上，特别是在大学内部治理上的表现大体相同，只是产生的原因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认识大学行政化。在宏观层面，所谓大学 行政化指政府不断加强对大学行政干预的过程，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管理大学，把大学视做政府的下属部门，实现政府即时目标的工具；在微观层面，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在大学内部管理层不断加强，行政权力不断侵蚀学术权力的过程，大学复制政府管理的科层制，学习企业的管理制度，由大学行政对学术问题做出决策。
    有三个重要发展趋势对世界许多国家大学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大学规模急遽膨胀，许多以本科生院为主、规模仅为千人的大学发展成为数万人的多元巨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管理机构也不断扩张和加强，加速了大学管理的科层化。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由于公共经费的紧缺，政府开始关注经费使用的效率，纷纷制定政策，监测大学的绩效或者产出，建立绩效报告制度、绩效合同或类似的治理工具，监控大学经费的使用，引入按大学的绩效分配公共经费的原则，使大学更负责任地实现公共目标。本来这一改革的初衷是改变政府对大学的监管模式，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手段治理大学，让大学对社会负起责任来。但始料未及的是，政府这一系列措施使大学的行政部门(特别是审计、战略规划、法律和财务等部门)迅速扩张起来，极大地加强了大学行政权力，加剧了大学的行政化。三是在新经济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的商业化不断加剧，大学的管理与企业的管理趋同。大学为迅速应对市场的挑战，校长的行为取向不断接近企业的CEO，跨越传统的学术决策程序，垄断学术决策权，加速了大学行政化。这听起来有一点诡异，本来就整个社会宏观层面而言，在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会从对社会机构的直接监管退出来，承担起保持一定距离的引领作用，从而改变社会中政府无处不在的现象。但是在大学内部，市场化却导致了行政化。
    这三个趋势在我国均有体现，但是在我国独特的是，这三种趋势与原本就具有的很强的官本位文化契合起来。在过去60多年中，大学被视做政府的附属部门，大学管理人员被视做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免和管理，官本位被无限扩张和强化，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与此同时，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大学的影响不断加强，大学要不断依靠市场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大学的这一市场努力在宏观上并未从实质上改变政府与大学间的治理关系，但是在大学内部却极大地加强了行政权力，成为大学行政化一个重要的推手。
    大学行政化已成为一股巨流，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P. Altbach)指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行政管理化，随着高等教育领域中行政人员数量增长，高级行政人员的管理权力大大加强，他们控制了预算和学术规划”。[1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校长穆勒(S. Muller)进一步提出了警告，大学“早期存在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文标准正在受到规模、制度和程序的侵蚀。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自治更难于实施”，大学“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18]
    三、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
    当前，在大学和市场、大学与政府之间没有缓冲带，学术需要资本来推动，获取资源和地位成为影响大学行为的主要因素。传统的学术兴趣让位给市场力量和大学及教师自己的经济利益，传统的学术变成学术快餐。这就造成了大学内不同文化激烈的碰撞，学术文化与行政化及学术资本主义叠加所生成的文化——竞争、市场、绩效和行政领导至上等——之间的冲突的激烈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正如长期研究大学的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B. Clark)所说，“在学术事业和系统中最少被注意到但又变得日益重要的是行政文化从教师和学生文化中的分离，随着职业管理专家代替教授业余管理者，一系列独立的角色和利益出现了……他们(行政人员)每日的工作与教学和科研根本不同……他们有大量的原因把教师和学生看做是，往好处说，缺乏现实感的人，往坏处说，制造麻烦的人和敌人。一种独立的文化产生了”。[19]这就造成了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一个质的差别，即在大学中两种文化独立并存，相互冲突，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大学风景线上的一个持久的、挥之不去的特点。
    (一)大学自治权利式微
    政府通过经费的分配、审计和评估等手段严格监管大学，导致大学以行政化的方式获取资源，尽一切可能满足政府的即时目标，强化了大学从属于政府的地位和逻辑。在我国，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府赋予了大学和校长行政级别，使大学成为政府安排干部和提升干部的场所。政府不仅管干部，还管人才，政府主导的各种人才计划层出不穷，使得人才越来越等级化。此外，政府还管工程项目、科研项目、学位、学科和专业设置，甚至管到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在政府对大学的监管之下，洪堡的大学模式或如逝去的恐龙，或如美丽的风景画被高高挂起，只有理想化的学者还在欣赏。
    (二)学术权力失落
    权力向大学管理者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需要对资源进行管理，需要减少对单一资源的依赖，需要快速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这对扩大管理权力似乎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但现实的结果是管理权力不受制约，学术权力不断失落。首先是大学管理层级增加，管理人员膨胀。据美国的统计，从1976年到2000年美国平均师生比保持在7∶100；但是非教学人员与学生比从3∶100上升到6∶100。这就导致了大学中权利天平上行政权力的加重。其次是教师失去了独立的专业人员的地位与资格，处于被雇佣和被管理的状况，他们就像企业雇员那样受到量化指标的评价。大学内部“学者自治”的组织处于被行政组织与管理的状况。我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建立的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员代表大会实际上仅为咨询审议机构，没有任何实质的决策权。在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会或者教授评议会或被解散，或被置于高阁，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第三，大学以行政化的方式和逻辑配置资源，教师完全被排除在资源配置决策之外。在大学中，管理超越了学术成为应对激烈竞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第四，大学正在经历一场“管理革命”，实现一种范式的转变，在思想意识层面正在从传统的学者社团精神向新管理主义意识和经济理性主义转换，一套新的话语已经生成，&l dquo;市场价值”、“成本－效益”、“战略规划”、“全面质量管理”、“绩效指标”、“问责”和“审计”等成为大学管理的关键词。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的控制气氛和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对政府负责，像管理公司企业那样管理大学，促进商业价值和实践，不断强化大学为政府即时目标的服务，使管理有了更大的组织空间和可见度，而学术权力却不断失落。
    (三)大学核心使命解构
    满足政府和市场的需要，正在成为大学存在的基础，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领导的选择正在解构大学的核心使命，创造财富和追求利润正在取代大学追求真理的传统目标。首先，由于受到市场的压力，大学不得不适应市场的短期需求，行政主管急切地重新分配资源，在学科发展、专业设置、课程设计等重大学术问题上独断专行，使得大学内部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在教学与科研、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文理学科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学科之间，资源严重倾斜于后者。学科或专业的增设与削减被视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明智选择，以调整教育“产品”的供给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得工商、管理和法律等学科畸形发展，而传统上带来重大科学突破的学科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学科的发展受到制约和削弱。大学偏离了学科均衡发展的轨道，大学整体的学术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受到影响。其次，大学传统的学术组织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以市场需求和政府即时需要为导向的机构正在大学大量涌现，它们游离于传统的院系之外，不受大学内教师的“学术自治”组织制约，直接对校行政负责。它们有自己的经费来源、自己的编制、自己的课题，它们的选题主要来自经费来源机构，它们的研究结果首先由经费来源机构享有，公开的发表和自由的分享不是这些机构首要的追求。这些机构由于能为大学带来新的资源，能够使大学不断见诸媒体，因此也格外受到大学行政的青睐。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价值判断这些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不以学术标准管理这些机构，它们可能改变大学的学科组织结构和大学的资源分配模型，把大学推向购物中心型的机构。第三，大学科研项目的优先选择受到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影响与控制，教师不再能够追寻自己的好奇心，沿着追求真理的逻辑或者学科知识生长的逻辑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和选择自己研究项目。于是，大学在批判性地评价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和价值伦理上的核心使命也就逐渐丧失。第四，大学的市场行为正在使大学偏离社会平衡器的使命，它们更偏爱那些能够给大学带来收入的专业和项目，对社会贫困群体的需求麻木不仁，使得“寒门难出贵子”，大学正在复制和强化社会的不公正。
    (四)学者社团的核心价值衰落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对教师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基本工作中的优先顺序安排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那些进入到学术资本主义中心的教师，他们开始远离利他主义的价值，远离知识的公共价值而贴近市场价值。他们更加注重那些具有附加值的活动，视科研为名之所在，视校外活动为利之所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与校外活动，而忽略教学，不关注学生的需要。其次，大学行政化导致了教师对行政工作的偏爱。这点在我国极为突出，由于我国大学内官学一体的制度安排，大学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控制了大学的学科建设，为自己所在的学科或专业构建专门的组织，而较少考虑大学院系等基础学术组织建设和调整的合理性，他们不适当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拨款或争取资源。他们在各种评奖和各种人才工程中占据了不适当的比例，这就导致了教师价值的偏移，特别是一些已经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教师不再把学术作为主要的追求而去竞聘行政职务，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第三，在行政化过程中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和风格改变了学术生活的基调，教师不再把校长当做教师的代表，在校园中弥漫着一种对行政不信任的气氛，教师生活在行政有意或无意营造的紧张氛围中，以往学者社团中和谐的生存环境几乎消失殆尽。第四，在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双重作用下，教师已经很难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他们在科研选题、科研成果发布、学科设置，甚至课程安排等方面都很难自主做出决策。
    (五)学术职业生活激变
    首先，教师们在商业化的聘任、评价和奖惩制度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研究及出版习惯，关于研究的讨论最后经常落在两个问题上：能带来多少钱？能产生多少著作和论文？他们不再能静下心来，穷真理之末，而是到处奔波找课题，争课题；他们越来越浮躁，急于出成果和多出成果，一年动辄发表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更有甚者，在学术上造假和抄袭，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其次，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竞争、冷漠、趋利和排他等价值逐渐取代千百年来规范学术职业生活的自由、平等、民主、包容、和谐等价值观念，这势必会导致学术职业基因的变异，造成对学术职业生活的长远影响。第三，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加深和加宽了本来就存在于教师间的文化割裂，强化了不同层级教师间、占有较多学术资源的教师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教师间、“市场价值”不同的学科教师间、传统院系的教师和新型研究机构的教师间的文化差异。
    总之，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正在改变大学的品格，侵蚀大学的价值和文化传统——利益无涉的研究、对真理的自由追求、信息的自由分享、广阔而平衡的知识追求与传播以及学者社团所包含的价值。
    四、结语
    我们正在使用市场的逻辑和管理主义的途径重构大学。大学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在市场和社会中更活跃了，但是我们却在冒着失去大学千年来累积沉淀的文化传统的风险。大学既需要寻求更广泛的收入来源，也需要以大学的核心价值为指南，“收入来源的合法性取决于指导财经决策的教育价值。有些事大学绝不能做，不管给多少线”。[20]陷于当前改革进退两难境地的大学必须既反思历史，又展望未来，也就是说要思考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尔(C. Kerr)所说的“累积的遗产与现代冲动的矛盾”。过去与未来的“对峙”所导致的紧张是如此深刻，使当代成为大学发展中的“最关键的时代”。[21]在变化的时代 ，在市场价值不断膨胀的时代，在新公共管理的时代，不受控的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可能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不受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约束，把大学拖入市场组织或官本位组织的泥淖。大学要履行其独特的功能——追求真理，要捍卫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共同治理。如果任由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占领大学校园，大学就会失去独立生存的理性，就会丧失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大学引领人类文明的灯塔就会熄灭。大学面对的财政迫切需求、市场的强大压力和政府对大学的即时功利要求都是短期的，而大学必须传递的文化和坚守的价值却是永恒的。大学千万要警觉！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