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

　　摘要：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众多学者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文学地理学面临着四大难题：一是学科归属混沌困惑；二是研究对象存在分歧；三是研究方法不确定；四是学科建设尤其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操作有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推进文学地理学真正成长为一门充满活力与发展潜力的独立学科，是今后文学地理学研究需要面对、不断探索和寻求突破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目前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曾大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的探索。在理论建构方面，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之维度，沿用中国学者注重实证研究的治学之风并借鉴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建构出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归纳而不是演绎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是他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构方面，提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峙，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与从时间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应，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即时空交融的境界。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内容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对文本产生之环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内部的研究。就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而言，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五大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同时总结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6种特殊方法以及相应的5个原则。

　　可以说，曾大兴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2017年3月，其论着《文学地理学概论》出版，此书虽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但也多方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李仲凡评论说：“《文学地理学概论》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文学地理学导论性质的着作，涵盖了文学地理学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搭建起了基本的框架”。[25]杜华平称其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初步建成的标志性成果。”[26]尽管如此，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仍在艰难行进之中。首先，曾大兴主张建构的学科知识体系，来源于其清晰的学科意识。而其理论体系是受明确的问题驱动而形成，这也就意味着在学科归属、理论体系尤其知识体系等问题上还需要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同。虽然众多学者一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概论》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初步建成的标志性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有学者依旧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文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26]，这些观念还是非常普遍的。其次，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的紧密纠缠，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难度。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观念上和实际操作中不能达成一致。就目前大部分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在观念上是认可文学地理学学科存在和建设的合理性的，但不得不承认，实际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仍然只把它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

　　总之，近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展示出蓬勃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极具发展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但是在其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尤其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理论探索。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其学术研究的前景是诱人的。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的，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2]现在最关键的是，既要建构理论体系让文学地理学体系化、学科化，又要认真面对与反思当前文学地理学所遇到的研究困境，寻求解决之道。有坚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为支撑，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化、学科化自然会水到渠成，从而真正成长为一门充满活力与发展潜力的独立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