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时代变迁与路径选择

　　【摘要】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不同历史阶段，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差异性，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化。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铸就崇高理想信念之魂；以专业素养为核心，塑造引领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锻造本领为导向，培养青年人科学实践之精神；以全面发展为指导，建立综合素质养成机制。要实现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完善高等教育体系，依据时代发展科学设置学科专业；在培养过程中，树立发展性教学理念，创新学生的专业调整模式；在培养体系架构中，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完善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路径选择

　　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高等教育是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继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再次强调指出：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2]。其中，“培养什么样的人”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一根本问题的首要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学校教育目的的体现形式，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探索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不同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各国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要求培养对象具备不同的素质结构，所采用的教育形式和评价质量也有所区别。

　　以现代高等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德国高等教育为例，19世纪初期经历了耶拿战役失败后，德国政府提出了“必须用智力来弥补在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以此拉开了德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序幕。1809年，德国内务部文教总管冯·洪堡负责筹建柏林大学，提出现代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的总体”，并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学者，即培养具有为学问献身精神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和研究、发现、表现能力的人。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的胜利被欧洲的文化精英归因于“它那闻名遐迩大学所具备的优越性”，高等教育由此被赋予了可以左右国家兴衰的重要性。柏林大学作为德国高等教育重镇，直到二战前夕都始终是世界的学术中心，德国高等教育也始终坚持以知识为本体的基本定位，不为一时的得失利益所迷惑。康德认为，要在自由的基本原则下重新界定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不应妨碍学术自由的实现，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激活已经掌握大量知识的优秀青年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可以使他们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发现问题、独立思考、展开研究。柏林大学之后，相继出现的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等，也都以追求科学研究为己任，并且将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与研究能力的学生作为根本任务。在知识本位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德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柏林大学展现出的学术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和传统，对后来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3]。

　　19世纪法国的高等教育坚持以国家本位为主导，提倡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直接为国家机构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而非“学者”，对于学生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公务员考试作为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4]，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高等院校追求学术和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有所淡化。从培养目标的具体定位上看，法国将培养的学生划分为两类群体：一是以行政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培育；二是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主要目标的专业技能培育。进入20世纪后，法国逐渐意识到其局限性，将高等教育分离成两大部分：综合性大学和大学校。前者一般是公立大学(université)，入学门槛低，主要是实现大众教育的普及；大学校(Grandesécoles)是法国精英学校，一般为私立，培养“高精尖”人才，如以商科而闻名的巴黎高等商学院、培养顶尖工程师的巴黎综合理科大学等。除此之外，法国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门培养社会各领域急需的工程师人才的工程师学校。应该说，这种体制提供了不同人才培养模式，在学术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之间试图做到互相协调、优势互补，但依然沿袭了19世纪法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学院以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为范型，以培养为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以及效忠英皇的殖民官吏为己任，进行“绅士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1636年哈佛学院的建立具有标志性意义，可视为中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欧洲大学传统在新大陆的繁衍。尽管哈佛学院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并没有使它成为隶属于某一个教派的神学院或宗教机构，其使命和责任也远远超出了宗教神学藩篱。正如1650年《哈佛宪章》所指出的，这所学院的建设是为了推进所有优秀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本国青年人，不仅包括英国人，还包括土著印第安人[5]。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呈现模仿、吸收、创新的过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从古典主义逐步世俗化、实用化和民主化，到20世纪初更是呈现多样化、特色化[6]。“允许每个学生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爱好，最适合自己特殊才能，和他打算从事职业最有联系的领域”是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信条。此后，美国愈来愈强调“学以致用”，重视专业实用知识的灌输以达成专门技能的养成。到20世纪80年代，在培养具有创新型和实用性人才的同时，美国开始再次关注学生思想道德培养，人才培养呈现出丰富多样性、差异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我国高等教育思想历史悠远。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春秋时代官府垄断的知识开始向民间流传，“学在民间”，如以培养政治和学术人才为目标的齐国稷下学宫。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汉代太学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自隋至唐，科举制确立并日渐成熟。这种“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的制度，是“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2000年才出现”[7]。但归根到底，古代中国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各级行政官吏。近代大学教育始于清末，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洋务运动，特别是后来的维新变法，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逐步设立。辛亥革命后，涌现出一批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优秀大学。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加符合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和使命。1952年院系改革，高等教育以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人才为目标。20世纪末以来，院系合并、联合办学、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政策相继出台。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也愈来愈清晰，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著名高校也纷纷修订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如东南大学提出，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的领军人才”。

　　可以说，古今中外高等教育都是依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换言之，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行为的根本特征。离开时代发展谈人才培养目标，就失去了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属性和基础。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

　　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明确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一)以时代价值为引领，铸就崇高理想信念之魂

　　青年兴则国家兴，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命运掌握在当代青年学子的手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对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带来了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魂，不仅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承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神产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树立适应时代发展的德育理念与整体思路。高等教育应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引入美德教育，以德励才、以德成才、以德用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创新，以生活化、通俗化的叙说风格阐释国家宏大价值，提升其吸引力，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的力量提升其传播范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真正做到“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并内化为整个社会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创新实践活动方法与内容，通过形式多样的价值实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当代青年群体自觉尊崇的个人行为规范。

　　(二)以专业素养为核心，塑造引领行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当今社会，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呈现出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等时代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经济发展质量与产业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满足人民日渐多元化的个性需要应当增强社会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引领传统产业升级，以创新助推新兴产业发展，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8]。新时代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的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都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原来传统、单一的专才已经适应不了当下的时代要求，因而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从以前的工程师“专才”转变为引领型“复合人才”，在以专业素养为核心的同时，着力培养能够引领新时代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高等教育履行人才培养职能的重要价值取向[9]。复合型人才不仅在专业方面有突出能力，同时还具备较高和全面的知识与技能，在知识复合、技能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都有突出优势。而目前侧重于“专才”教育的培养模式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型平台，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学生缺乏大局观和学科引领意识。因而，应通过多专业联合、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建设以及国际成熟经验引入，设立“专业培养全面—学科交叉深化—国际接轨拓展”的梯度化培养目标，完善“跨专业+跨学科+跨校跨境”的链条化培养过程，强化面向行业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协同化和国际化的多维度知识培育体系。

　　(三)以锻造本领为导向，培养科学实践之精神

　　有本领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特别是专业能力的提高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促进知识的融合与消化，并进一步提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10]。由此，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时要倡导锻造本领为导向，塑立科学实践精神。长期以来，传统教育强调教师作为传授主体的作用，以及书本作为教育载体的作用，忽视了青年人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作用及教育的实践属性。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这种模式不仅不能促进反而制约了学生的智慧和道德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前所未有地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才培育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习近平指出，“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11]。实践活动是检验人才的炼金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与创新需要青年人才真抓实干的实践能力。实践育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和有效载体，充分体现了师生互动、知行结合、引导内发、相互教育的特点。当前，一些高校虽已将课题研究、社会实践等实践育人环节融入课程体系，但不同程度存在着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育人效果不明显、评估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为此，一方面要始终将时代需要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向指引，适时调整实践教学方案，注重知行合一，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于实践活动中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大胆创新、勇于创造，切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增强本领。

　　(四)以全面发展为指导，建立综合素质养成机制

　　人才的综合素质是核心竞争力，综合素质是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统一。马克思早就指明，人应该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12]。但部分大学生长期生活在父母与老师的宠爱与呵护下，缺少艰苦奋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缺少服务大众、奉献祖国的家国情怀；缺少学科交叉、全面发展的大局意识。目前应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建立以“专业文化+创业精神+家国情怀”为核心的多元化素养养成机制培养综合素质人才，尝试构建“思政班主任思想引领+专业班主任专业引导+学术导师研学引航+班指导朋辈辅导+班委及学生自主管理”五位一体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和融合思政教师的价值观引导功能和专业科课教师的学术引导作用，不断营造学生个体和谐发展的成长育人环境；充分培育和彰显群体(班级)特色文化，积极进取的良性集体文化对学生的个性选择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开展学科文化和专业素养教育，开展以“理想与责任”为核心的创业精神教育，培育新时代所需的担当品质、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实施和创新文化素质教育，全方位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法治意识、人文关怀等。

　　三、高等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高等教育应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根本目标，注重知识-能力-素养协调发展，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重视个性化发展，并具体体现在教育体系、教学理念、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

　　(一)立足全局视角，完善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总和，是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缩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性结构已经基本建立，相比于1978年1.5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6%，实现了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但高等教育体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我国高等教育呈东高西低的发展现状，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13]。此外，由于国家对于各类型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受到了一定的忽视，加之整个社会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并由此形成学历上的歧视，导致职业教育往往不能获得学生心理上的认同。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城市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因而造成了人才培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状况。因此，国家完善教育体系需要立足全局视角，在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中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现状，制定合理的投入方案，通过不同地区资源投入的配比调整，不断改善东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现状，形成东、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良性发展局面；其次，国家应根据社会需要与时代发展，不断调节高等教育体系失衡的状况，增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与关注，让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育模式能够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相衔接，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各组成部分能够同向发力，真正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培育出新时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类型高素质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尊重个体差异，树立发展性教学理念

　　随着信息技术、心理和教育科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开始重新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性教育理念[14]，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首先，根据高等教育层次对学生发展进行精准定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逐渐由“适应性教育”转换为“发展性教育”。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习惯于“适应性教学观”，学生被动接受学校、教师给予的系统知识，学习主动性与全面发展动力不足。新时代高等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就需要将教育观念更新为发展性教学，从知识本位发展为学生本位。坚持学生本位应该充分考虑学生所处高等教育层次进行精准定位。对于处于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应根据其年龄、知识、素养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不同确立相应的教学理念，分层次开展教学活动。

　　其次，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创新专业录取和调整模式。填报志愿是迈向高等教育的第一步，也是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的重要参考。但由于学生对大学专业没有深刻了解，同时存在追求热门专业，忽视自身条件与能力等因素，学生填报高考志愿过程中充满了很多主观性和偶然性，导致部分同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发现专业不合适。目前，部分高校进行改革，通过大类招生方式实行二次专业调整即是宽口径培养的典型示范。如东南大学2019年招生将全校所有专业整合，推出跨学院的14个类与5个专业招生，点面结合、立体交叉；大一结束后还可以进行转专业考试，进入其他类别专业学习，充分给予学生选择专业的权利。

　　(三)强调目标差异，构建多元化的培养体系

　　新时代要强调培养目标的差异，建立多元化的培养体系，培育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人才。

　　首先，要根据高等教育类型制定多元化培养方案。2017年初，《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部分高校的培养方案同质化严重，缺少辨识度，导致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制定培养方案过程中应分层分类，强调个性差异，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整体上可以划分为研究性高校以及应用型高校(高职高专)两类。研究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当着重转变课堂上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教学过程中由单向接受知识转为学生主动探究知识，从人本主义出发，根据学生研究兴趣进行合理引导，强调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不断增强学生的发现思维、研究思维以及分析思维，提升学生自主科研的能力；应用型高校应当根据学校自身定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进行引导性教学，培养方案中更加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的培育，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掌握度。此外，即使同一个学校、同一学院、同一专业培养的学生也应当提供不同的发展方向，如拔尖创新人才、专业人才、职业人才需要不同的培养方案，要摒弃标准化培养方案，制定结合菜单式培养方案，允许学生在一定基础课程上自由选择。

　　其次，因材施教，构建多样性课程体系。课堂教学是高等教育的主渠道。大学的课程设计要体现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的理念，课程在类型、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要适应学生多样化的发展要求[15]。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通识教育模块、专业模块、创新模块等之间的协调配合。倡导专业小班化教学，加强师生互动，注重发挥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习兴趣；倡导研讨课，遵循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尚自然，展个性”原则，实行启发式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独立研究能力；倡导导师制，学生参与导师课题研究，本科生提前进入导师科研团队；倡导慕课等新型学习模式，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最后，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多维度评价体系。在传统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中，只有学生被评价，严重阻碍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应让学生参与到人才培养评价的各个环节，这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能够促进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另外，评价的内容和标准也应打破成绩作为唯一评价标准，适当增加创新才能、完善人格、坚定信念、正确价值观、良好道德品质等因素的权重，并通过评价反馈调整优化培养目标、方案和体系，达到人才培养最优化，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