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问“有用——试析教育的命运

[论文摘要]对于“有没有用”，有必要追问：何谓有用、对谁有用、何时有用、何处有用、是大用还是小用、是有用还是无用等问题。以这些来思考教育，就会发现，教育之“用”，不仅是传授，更在于陶冶，其意义十分深远。讨论教育之用的出发点在于人，人的多种需要使教育有多方面之用，教育的地位由人的地位、而非政治经济的地位来支配。
　　[论文关键词]教育之用；教育地位；教育命运
　　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学以致用。还有更为庄严的说法叫理论联系实际。可是，什么是理论呢?什么是实际呢?是理论需要联系实际，还是实际需要联系这些理论呢?这么多问题未必被喊口号的人自问过。
　　不信，可以去问问那些拿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去训导别人的人，看他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没有。事实上，那不过是个口号而已。
　　1966年有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无数苦难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从讲“有用”开始的。那叫做学了就用、急用先学、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念了一句语录就可以用来打倒一个人，革命就可以闹起来了。所以，“用”字很有效。
　　大学有没有用?没用!于是就关掉了。
　　书有没有用?没用!于是就不让读了。
　　《早春二月》有没有用?没用!不让放映了。
　　孔子有没有用?没用!批林还不够，连孔老先生一起批了。
　　欧几里德有没有用?没用!连同爱因斯坦一起批了，打倒孔家店还不够，还要打倒欧家店。那场灾难也可告诉人们，那时，所谓有用，只有一个标准，就看对政治有用没用。而政治是什么呢?就是统治。统治是什么呢?就是位子。说身边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死了以后还把斯大林的位子也掀掉的人。所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打倒掀位子的人。只要这样就是有用，只有这样才算有用，只有对巩固位子有用才叫有用，别的都没用。
　　这样看来，对于有没有用似乎还需要进一步问几个问题。
　　一、何谓有用?
　　人们曾经以为垃圾没用，可是，后来发现垃圾也有用，还可以有好几个用途。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还不知道树木、森林有用，于是滥砍滥伐。在此之前大约80年恩格斯就说森林有用，但是许多口头上很敬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不信那一套，照样大砍大伐。恩格斯说有用但中国那时的当权者不知道有用。
　　所以有用没用本身就是个问题。
　　二、对谁有用?
　　打篮球有没有用?对于姚明、易建联当然有用，对于无数cba、nba球迷也有用，但是对于不喜欢篮球的人有何用?对于买不起电视机，也买不起篮球赛门票的人，让他怎么会觉得nba或cba有用?
　　陈景润搞1+1有没有用?对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可能没用，但对科学发展可能有用；对陈景润就是有用，对于当省长、县长可能就没用。
　　唱一唱江南水乡、康定情歌或者阿里山的姑娘和小伙，对老百姓有用，对打仗、闹阶级斗争有什么用?
　　多养几只鸡鸭对农民有用，但是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用，还多了几条资本主义尾巴，有何用?江青就觉得只有对她当女皇有用的东西才有用，其余都没用，也就都不准搞。她又好霸道，不准搞就不准搞。后来，华国锋、叶剑英只好把她抓起来，不然，对人民有用的事情都搞不成。
　　所以对谁有用确实还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不能说只有对我有用的才算有用，而不管对别人有用没用。
　　三、何时有用?
　　古希腊人搞出了一个黄金分割，两千多年之后，华罗庚拿它来做优选。古希腊人那时哪知道有这种用途?过了两千多年才用到了这个领域。
　　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由罗巴切夫斯基、高斯到后来的黎曼搞出了一个非欧，还搞出了好几种非欧，不如黄金分割很快就晓得它有美学价值，对于非欧就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可是，到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等人用上了，好大的用途!
　　一般来说，搞基础理论的人对于其理论何时有用的判断不容易说清楚，而搞应用的、技术的、工艺的，则比较容易说清楚，有的就立即有用。
　　我们是不是只关注那些立即有用而不去关心那些可能有用的东西呢?
　　实际上，某些过分强调应用的人恰恰是目光短浅的人，天天喊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常常是只看到眼下的、脚下的事情的人。
　　四、何处有用?
　　中国人觉得观音菩萨有用，但是一搬到别的国度就不一定了。
　　有的人说古典文学的博士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但真正的大学很看重他们，觉得他们对于大学太有用了。
　　皮大衣在广州没用，在哈尔滨很有用。广州人也可买皮大衣，或者是为了收集古董，或者是有钱无处花了，或者是准备冬天到哈尔滨去度假。总之，没有用途，也会有个由头。
　　喊喊口号，在农田里没用，喊不出粮食来，但是在政府机关那里喊喊有用，可以号召群众或者蛊惑群众，多少都算是一种用途。口号并非一概没用，只看在哪里用。
　　在北京大学天文系请一位天文学家来讲宇宙起源有用，在一所高职高专的汽车维修专业来讲这个题目就未必有用了。
　　对于很富于情感的人，眼泪很有用；对于十分冷漠、常常无动于衷的人，眼泪的用处就少了很多。从前听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牛奶生产得越多越亏本，干脆就把牛奶倒掉了；可是，若能把这些牛奶运到非洲，大约就不必倒掉了。
　　看来，何处有用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有些人以为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特别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其实这里可能包含两个误会：一个误会是，以为凡唯物主义都是好的；另一个误会是，以为辩证唯物主义跟政治觉悟有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关于何处有用、何时有用的讨论也许对于消除一些误会也有益处。
　　五、大用小用?
　　你为何要吃饭?吃饭有用。有何用?可饱肚子。
　　你为何要饱肚子?饱肚子有用。有何用?有力气了。
　　你为何要有力气?有力气有用。有何用?好干活。
　　你为何要干活?干活有用。有何用?好挣钱。
　　你为何要挣钱?钱有用。有何用?有钱就有饭吃?
　　你为何要吃饭?……那就现重复一个轮回吧!
　　在有的人看来，吃饭、饱肚子、干活、挣钱都是区区小事(有用也只是小用)。可是，对于平民，这都不是小事。民以食为天，天大的事。
　　在有的人看来，革命才是大事(有大用)。所以，为革命而吃饭、为革命而吃饱肚子、为革命而干活、把挣的钱交给革命事业，这才是大用。其实，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要让人有饭吃、有活干，因而，真正的人民革命比起人民有饭吃、有活干大不了多少。
　　有人以为政治才是最大的，革命是最大的，对其有用则为大用，否则，小用还不一定算得上。其实，若与人民的基本需求一割开，它就是无用的了，小用真还不一定算得上。
　　人们吃饱了肚子、有了活干，干完活、吃完饭了还想唱唱歌、看看戏、打打球，那么，音乐、艺术、体育也有大用了。

　　六、有用无用?
　　有的人，若要他不喝酒，那简直就是要他的命；有的人，若要他不再唱歌了，那简直就是要他的命；有的人，若要他不再读书看书了，那简直就是要他的命了；有的人，其尊严受到某种损害，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了；有的人，其兴趣被人抵制，他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这是并不罕见的现象。
　　所以，我们也常见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技术而技术的情形。可是，自从1950年以后，这些东西都是要受批判的了。这一批就是几十年，现在已经少了，但不知还要不要挨批?这一批就殃及到好多好多的知识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为有饭吃而学术，不少知识分子觉得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境界。冯友兰这样的大师就是这样看的，后来受批判。他被告知，为人民而学术才是高境界。他觉得也有道理，但是这跟为学术而学术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还行不通，不能有二元论。许多的教师、知识分子跟冯先生的遭遇都差不多，都要被洗脑。

　　后来，教师们为人民而学术也不行了。听说读书也无用了，这样，不论你为了什么而学术也没用了。读书一旦无用了，学校还有何用?教育还有何用?就这样，1966年一场风暴把学校都关了，叫做停课闹革命。抗日战争那么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也没有把学校都关掉，就为了打倒几个走资派把学校给关掉了。教育的命运就这样，要闹革命了，教育就得停下来。光为了革命还不行，还要横扫一切，连同教育。
　　不知今天的人们昕到“读书有用吗”、“教育有用吗”、“唱歌有用吗”、“相对论有用吗”一类的问题时，还是否感到惊讶或无聊。可是，教育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与此相连，他们命系于有用无用的悬念之中。
　　至少，直至今日，多多关心有用与否的人仍然被认为是更有责任感、更有觉悟的人；多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仍然被认为是有先进指导思想的人。
　　当教师们今天教给学生说“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时候不知该不该想一想将来有什么用?不知教给学生说“三角形顶点的分角线分底边的两段与两边成比例”将来会不会有用?不知今天教给学生认8000个字只用上了6500个字其余那1500个字没用，因而是不是自学了?今天教给学生读了一百首诗却只记得20首了，因而是不是让学生学了80％没用的东西?
　　常常见到有一种调查，问毕业生在大学学的专业能用上多少，回答是“基本上没用”。于是得出结论说大学基本上是教给学生一些无用的东西。
　　不少的学生在回忆中小学时，往往说，那时所学的东西几乎全忘了，但老师那一次最及时的勉励、校长那一场最激动人心的报告、校园里那片洁净的草地却终生难忘。不知无论忘了的和难忘的都是不是珍贵的?
学校教给学生的形式上是知识，可是，实质上是一种陶冶。今天教给学生的一二三四五，具体用上的可能只有一二，然而，那个一二是连同三四五一起影响学生的。
　　陶冶的是情感，是信念，还可能是思维方式等等，这些因素往往是无形的。学生大都怀念学校，而怀念的东西可能是莫名的，却是与当年的有名连在一起的。所以，无形不等于无用，莫名不等于不名。
　　学校给学生的一般可称之为文化，更一般的可称之为修养。人们以为有用的就是那些能挣钱、能饱肚子的东西，其实，修养本身也有用，用处还大得很。
　　我们已经知道，有用没用是有尺度的，只是不一定都注意到了这种尺度(不同尺度)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尽管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冠之以人民，人民邮政、人民警察、人民书社等等，但它依然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所以，有用没用也都以官(官的地位、官的权势、官的利益)为尺度。所以，在中国特别强调要有用，就是在特别强调官的利益，因此，伴随着对有用的强调是人民的悲惨命运，是教育的悲惨命运。
　　历史已经证明，在高唱应用、实用、效用的同时是关于读书无用、教育无用、知识分子无用的思想横流遍野，农民多养几只鸡鸭也没用并认为是有害的了。如此的历史表明，与那些急用先学、学了就用、边学边用的高调相伴随的是人民无尽的苦难。
　　与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高调相伴随的是我们的实际大大落后了，经济快崩溃了，技术大大落伍了，文化被毁了，高调的理论联系实际所结出的是一粒一粒的苦果，是落后的实际，是实际的落后，是社会的大倒退。
　　还需看到，与实用、实际、实践的高调相伴随的还有理论的空前贫乏，与全面的高调相伴随的是理论全面的贫乏。许许多多宝贵的划时代的理论都在那些没有如此高调的国度里诞生了。
　　本文为何要六问有用?实际上还可问得更多，为什么?这问题背后竟是与理论的贫乏、文化的荒芜、经济的落后、人民的苦难连在一起的，我们能不问吗?这些问题是与教育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能不深入地问问吗?
　　我们自然不希望只停留在对历史的回忆之中，不希望只沉浸在对悲惨命运引发的沉痛之中，不希望只有对沉重教训的分析。向前看确实是更积极的态度。那么，从正面看，我们可以吸取些什么经验呢?
　　第一，一切的有用，首先应是从人自身来考虑的，对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来考虑的。人是出发点，人决定有用无用。
　　第二，教育是因人的需要而有用的，教育的直接意义源于人本身。人的地位有多高，教育的用处就有多大。
　　第三，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不只是衣食住行，人还有众多的精神需要，人有情感的需要、兴趣的需要、认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有休闲的需要、娱乐的需要……所以用处也是多方面的。所以，教育的用处也是多方面的。
　　第四，对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用，这是属于对于人的发展是不是有用的问题之下的。
　　第五，对于政治发展是不是有用，这又是属于对经济、文化、科学等等的发展是不是有用的问题之下的。这是不是把政治的地位看低了呢?应当说这是把政治的地位看得比较恰当了。看得比较恰当才有恰当的重要性。
　　第六，教育的地位是由人的地位来支配、制约、决定的，而不是由政治、经济的地位来直接决定的。削弱教育的经济不是好经济，削弱教育的政治不是好政治。不是由政治经济的状况来衡量人和教育的状况，而应当是由人和教育的状况来衡量经济、政治的善。在一个人和教育的地位不高的国家里，那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一定是比较差，甚至是很糟糕的。这叫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以官为本。
　　相信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教育经历的那种悲惨命运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已经喊出了“以人为本”口号的中国，教育的命运从此也不会再是悲惨的了。
　　人是神圣的，一切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神话，都来源于神圣的人。人间的光芒皆源于人。经济、政治之类本身不是发光体，它们的共源来自于人及与之相伴的教育。人及其教育的光辉从此不会再暗淡下来了。
　　有用的，不一定是神圣的；神圣的，必定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