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形式的精神承载——《古船》与《百年孤独
摘 要:张炜发表于1986年的首部长篇小说《古船》刚一问世,便因其历史再现的独特形式以及与《百年孤独》的“形神兼似”,引起评论界的热切关注。本文试图通过两部作品在叙事形式尤其是时间塑形上的汇通式比较,分析它们在历史想象与再现方式上的异同,进而为《古船》这一80年代经典文本在“影响—接受”过程中所耦合的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话语提供阐释的可能。
关键词:《古船》;《百年孤独》;叙事形式;历史意识;寻根思潮
一、引言
1986年,张炜在《当代》杂志发表其首部长篇小说《古船》,旋即引起创作界与评论界的热烈关注。当研究者们关切作品所涉民族苦难史题材的广度与深度,更有论者聚焦于小说叙述化的历史“怎么写”的议题,并进一步指出“它受到《百年孤独》的精神、构思和叙述语言的影响”①这一文本间的渊源回溯路径。
在亟需借重外部资源以调整文学进路的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无疑带给中国文坛以最大震惊和启示,并被一致尊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蓝本而加以模仿甚至赶超。然而,这一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有意无意的“误读”,其中尤其需要提及的便是,当时的创作者惯常将之视作一种“纯文学”而加以浮于形式浅表的技巧性模仿。
同样裹挟在“拉美文学热”中的张炜于1984—1986年创作的《古船》,似乎从上述集体性“误读”惯性中有所抽离。基于两部作品在品质上的诸般相似,论者早在80年代晚期就它们在审美视角、主体结构、人物构造等方面的贯通作出形式及内容上的比较②;然而这一论题从90年代至今几乎彻底从学界视野中消隐。本文拟从两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塑形上的共通入手,挖掘其背后与叙事形式相扭结的历史意识的异同,进而为《古船》这一80年代大陆经典文本在“影响—接受”路线中所耦合的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提供一种阐释的可能。
二、《百年孤独》的叙事时序及其历史意识
几乎每位受到《百年孤独》影响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忘怀作品首句带来的震惊体验: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贡多是一个……③
它与第十章语法结构类同的首句,构成了分别统摄前9章与后11章的平行“循环”;反复出现的“多年以后”句式以及预叙、倒叙、补叙的灵活嫁接,更是在两大循环体系内部嵌入了诸多小型循环。直线式故事时间与循环式叙事时间并行不悖的模式,使整部《百年孤独》的时间流动呈现出并列、交错、循环甚至停滞的态势。
显然,这看似刻意为之的形式技巧,更包含有作者的时间观念及其背后深邃的历史意识。如果赋予小镇马贡多以足够的象征及隐喻意义,抽象地将之视作独立于人类发展主流之外的世外桃源式的“孤岛”,那么,一百年的主要时间跨度可以象喻性地对应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全部文明。而这一直线时间结构被循环时间干预甚至阻断,被纳入到一个个大小不一、周而复始的时间圈中加以变形的重新叙述,则可表述为人类“想象(心理)时间与客观的钟表时间的对抗和融合”④。
在两者的博弈中,循环时间受到线性客观时间的致命打击而数度濒亡——当雷蓓卡引发的“失眠失忆症”在马贡多肆虐,当香蕉园大屠杀后长达四年十一月零二天的大暴雨将小镇的记忆冲刷殆尽——其隐喻意味是不言自明的。直到小说末尾,当作为线性时间具象化身的飓风将马贡多这一“时间乌托邦”彻底粉碎,作者在文本中苦心营造的循环时间就此荡然消逝,被全然裹挟进所谓符合历史进程的线性时间体系中。
这就是马贡多的孤独,也正是拉丁美洲的孤独。“用他人的图表来表现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知,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孤独。”⑤ 时至今日,一再坚持自己是“现实主义”或“社会现实主义”作家的马尔克斯仍被授予“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这一误判本身是否暗含了“东方”/“西方”、先进/落后这一“东方主义”话语作用下的拉美想象和猎奇式观赏?在马尔克斯提请瑞典文学院关注到拉丁美洲这块大陆的现实之前,他的现实焦虑早已在文学文本中镌下深深印迹——他正是要以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的激进姿态抵抗由西方主导且已被赋予自然合法性的历史叙述,以引起曾经用殖民侵略带给拉美以持久苦难的西方对这块大陆现实的严肃关切;同时引导拉美人民通过自我注视和自我反省,抵御在苦难大陆渐趋蔓延的马贡多式的“失忆症”。
因此,《百年孤独》错杂的叙事时序背后隐含的是作者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感。这位拉丁美洲的“弑神者”在“虚构”的历史中弑杀已被主流接纳的线性时间意识的成功范例,在十余年后的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同处于“马尔克斯症候”圈的张炜,而催生了一部代表当时极高成就的史诗性作品。
三、《古船》对《百年孤独》的“接受”:以叙事时序及历史意识为核心
《百年孤独》在1980年代中期引爆的“拉美文学热”,无疑为处于新一轮摸索阶段的大陆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现实资源和参考思路。不过,张炜的《古船》在这一“影响—接受”语境中所处的位置似乎具有相对的特殊性——文本中“现实”与“历史”混杂交融的时间建构,在根本上不同于先锋小说的“纯形式”借鉴;同受到拉美“爆炸文学”冲击而倡导回归民族文化的“寻根”小说,也显出精神气质上的区隔。
立足于洼狸镇城乡社会经济改革实践的“现在时”叙说主线,《古船》全篇对“历史”的回忆转述依随人物的感觉、意识和联想的流动而来往跳跃。当文本叙述由现实转入历史时,尽管在大段回叙之前时常设置有提示性标记——如“记得”、“那一年”等语词,省略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甚至具体年份——但大部分情况下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却被人为地模糊甚至抹消,“历时态的事象被共时态地并置”,而造成时间仿佛以“停滞、循环、散乱无序的形式”⑥出场的直观感受。
叙事时间的边界消弭及前后错倒可进一步赋予象喻意味——作为探视整个中国大陆四十年苦难史的物化象征空间,洼狸镇承受着除线性流动的客观故事时间之外另样的“象征时间”(或“心理时间”),呈现出“一个塌陷的黑洞,吞噬了一切可以称作‘过程’的东西”⑦的样态。苦难和死亡构成了古镇四十年来的全部历史,因而文本在不断由“现实”回溯“历史”的努力中,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此段历史类同于前段历史
的“无所进展”。
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百年孤独》中那个不断陷入循环的家族与村镇。同马贡多一样,洼狸镇对历史或现实的反映使我们不断积累着一种难与历史抗拒的无力感,而陷入历史循环的体认中去。这其中显然包蕴着张炜在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想象与历史再现方式上做出反拨和重塑的努力。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次看到两部作品跨越民族和文化界限在精神上达到的契合。
然而,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汇通式细读,可以发现,《古船》文本中时时流露出另一种历史观——“个体的毁灭,轮回的苦难正是历史前进必将付出的代价”,“历史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有规律的运动”⑧——的缠绕纠葛。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张炜,对于唯物史观固然有着最基本的感知和认同;那么文本裂隙所暴露的似乎矛盾的历史意识,反映出作者怎样的创作心态,又与80年代特定语境下社会及文艺思潮维持着怎样的关联呢?
四、《古船》历史意识的再评价:以《百年孤独》为参照
经过上文的分述,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古船》与《百年孤独》在整体叙事结构及历史意识方面的共通之处。通过安插与习见的直线式时间相纠缠的循环式时间序列,两部作品都为线性的时间解码方式设置了相当的障碍。显然,这一叙事行为背后暗含着两位作者突破与社会历史直线发展模式相一致的“编年史”式历史再现方式的努力,以及在整体上表达某种意识形态的“魔幻”式批判的鲜明姿态。
对现代性时间暴政保持警惕甚至反抗的“革命”姿态,可进一步解释为作者对本民族历史焦虑的具象反映。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提示的,“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⑨。《百年孤独》中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艰苦对决寓言着一部处于“胜利者”历史话语之外的“失败者”历史的泣血书写,尽管这部历史在文本叙述中遭受灭顶之灾,却已在博弈之中赢取了最大的反思和批判空间。而《古船》则更直接地突破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把守的历史关卡,在不断由“现实”重回“历史”的循环式努力中,捕获已被主流述史者有意或无意遗忘的记忆因子,将它们杂糅进一部迥异于主流社会主义经验叙述的“苦难”历史,为历史整全性的拯救做出尝试性努力。
以“逆向梳理历史”而非一味顺从进步论或进化论历史观点的方式展开另一种历史可能性的创设,这一看似相近的历史意识却在各自的文本深层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现实姿态与内在指向。
如果把《百年孤独》标题中的“百年”视作马尔克斯处理历史宏大叙事的野心和明确目标,那么“古船”这一并不十分宏大的民族历史文化符号,则彰显了作品与“寻根”话语暗中相合的丝缕联系。在反思官方意识形态既定的历史叙述的同时,《古船》却又把历史的反思放置到8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现时”叙述中,两种历史观的纠葛最终归整到为现代化辩护的话语中去。被飓风刮走的马贡多与历经风雨后迎来光明的洼狸镇,喻示的不仅是两个村镇结局命运的不同,更反映了作品的历史意识与主流历史叙述之间的暧昧关系。
如前所述,《古船》并不能完全自洽地归入“寻根”小说的行列,但它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返”式观照又与这一思潮有着诸般相契。以现下立场重评的“寻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构造并重新讲述‘根’”而非“找到丢失之‘根’”的过程,“通过‘寻找’这一行为,一种进化论式的过去(自在的历史)、现在(寻找并重铸)、未来(民族腾飞)的线性时间想像被确立起来”。⑩ 如果顺沿这一表述逻辑,张炜所作的历史“重溯”实际上也是一种“重塑”,而且是以代表西方品性的“主流”线性时间作为导向——这恰恰与前文分析的《古船》及《百年孤独》的历史重述方向背道而驰。张炜此时对历史解构的不彻底性,或者也可解释为他并不愿“重写”历史,而更愿意接受隋抱朴式的“修改”或“补充”历史的态度。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它同样面临着寻根小说精神努力的根本悖论,即“历史主义动向和整体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之间的错位状态”11,并在两者的强力压迫下做出了叙事姿态的妥协。
历史解构及重建的努力最终在这里分道扬镳。受到儒家入世精神与保守性情熏染、曾系统接受唯物主义史学教育并对之表现深刻认同的张炜,在面对1985年前后中国社会现实及文化思潮的紧张与断裂时,表现出80年代青年一代惯有的犹疑。恰好酝酿于这一变革期的《古船》,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启蒙与反启蒙价值选择冲突的精神角力场,而隐喻了时代的集体性认同与缄默。
五、结语
在卢卡奇的早期理论中,小说被视作“心灵”或历史本体得以显现的形式,“艺术形式从属于一种历史哲学的辩证法”12。这构成了我们以叙事形式尤其是时间构形为切口探究文本背后历史意识的立论原点。
张炜既不是80年代文学的中坚亦非主要的精神领袖,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却足以成为那个时代批判力量的映像。当历史的回溯及反思在“文革”结束、“新时期”伊始的社会变革时段业已成为文学创作的普遍性题材,这部作品在叙事形式上的大胆突破——1980年代前中期大陆小说仍以直线式叙述为主,少量参与形式试验的小说也多以短篇的样式出现——显然就更具时代的历史症候。
《古船》的历史观念或许出自作者独立的思虑累积,但除西方现代派之外的80年代另一重要文学资源——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显然提供了历史想象与历史再现的恰切方式。如果我们承认“80年代对‘现代性’的想象与建构本身就是一种‘翻译西方’的行为”13,那么,将视域延展至翻译文学与80年代话语实践的复杂关系,对同为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古船》与《百年孤独》的承继贯通与创造性“误读”关系做一番深层重审,将为我们“重返八十年代”的努力添增新的视角与样本。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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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秦振耀(1991-)男,汉族,江苏徐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①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载《当代》1987年第5期,第235页。
② 代表性论文是,佘明:《<古船>与<百年孤独>比较论》,载《怀化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提及这一影响关系的论文有,鲁枢元:《从深渊到峰巅——关于<古船>的评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
③ [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④ 户晓辉:《论<百年孤独>的时间意识》,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80页。
⑤ 林一安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⑥ 吴方:《“历史理解”的悲剧主题——<古船>管窥》,载《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第21页。
⑦ 崔宜明、梅向东:《<古船>的文化意涵和审美价值》,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46页。
⑧ 汪晖:《<古船>的两种历史观》,载《当代》1988年第4期,第203页。
⑨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9页。
⑩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 - 191页。
11 张清华:《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重评寻根文学思潮》,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89页。
12 [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 - 15页。
13 滕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事实上,具有“诺贝尔情结”中国大陆作家群对受到西方“主流”认可的拉美(翻译)文学的追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一种“翻译‘西方’”的后殖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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