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学》中的教学与调查方法研究

　　目前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的研究，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

　　民族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流派，其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都要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基础之上。民族学的材料，主要不是来自现成的书本，也不是取自官方的文件，也不像自然科学学科来自于实验。它的基本来源只有一个：民族学实地调查。实地调查被看作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曾声称：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

　　《民族学》实践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见，可从教学方法的改进——利用多媒体、以及教学手段的更新两个方面入手来进行。

　　首先，应用多媒体课件有如下优势：

　　1、多媒体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学习《民族学》的兴趣

　　《民族学》这门课程中，有较多的具体实物及案例。若用传统的黑板、粉笔教学手段，会使内容显得比较简单和乏味。计算机多媒体应用于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的表现形式，使教学内容能够以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形式显示，而这些有声有色且有趣味的教学内容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加速和改善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调动学生大脑的形象思维，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例如，在讲到导游规范服务流程的接站服务内容时，阐述导游为什么要和司机商量好停车的位置很重要这个知识点时，能够相应地配上火车站人员密集的图片，这样会让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体会其重要性。

　　2、多媒体教学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学习《民族学》的自觉性

　　传统的教学方式由于板书书写要求，会耗去相当一部分课堂时间。而多媒体教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生动的幻灯片再配以相应的动漫无可置疑地会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效率，同时促进预科大学生学习《民族学》的自觉性教室在备课时可把更多的课外知识整合到课堂中去，从多角度、多方面来开展教学，为扩大学生视野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例如，在讲到古代诗词的时候，可以在课件上建立链接，不仅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民俗图片，还可以播放地方戏曲。既加深了对民俗事项的印象，又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住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中国的民族学出现得比较晚，但从它产生之日起，便把实地调查摆在重要的地位。自1928年起，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开展了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浙江畲族、海南岛黎族、云南彝族等民族的实地调查。

　　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成果主要有：1929年凌纯声、商承祖《松花江下的赫哲族》，30年代和40年代，马林诺斯基的学生费孝通《江村经济》、《花篮瑶社会组织》，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林耀华《金翼》、《凉山彝家》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以作者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都以功能学派的理论作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尽管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曾被打入冷宫，但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却在“民族研究”、“民族工作”的领域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新中国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最突出的成果有两项，一是民族识别，一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1953年人口普查时，自报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民族学工作者和其他学科工作者合作，对全国提出新的族名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最终确立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1956-1958年，我国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开展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各调查组搜集了上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自1959年起，陆续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1979年起，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正是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五种丛书的编写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

　　1950年后民族学实地调查工作是新中国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此后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撰写民族志的主要资料。

　　这一时期民族调查有如下的特点：一，调查的方式，是集体的调查，是在政府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二，调查的内容，是概况式的综合性调查;三，理论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观点，强调批判西方的民族学理论。

　　这与规范的民族学调查是有区别的。民族学的调查多是单个人进行的。在理论上，从宏观上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民族的发展历程是正确的，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结构和一些社会现象也是正确的，而且这正是以前中国和西方很多民族志作品所欠缺的理论和观察角度，但如果仅用这些宏观的理论来指导和设计所有的调查提纲，来分析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又排斥其他一切民族学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就会产生简单化、模式化和明显的片面性。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出版的民族志作品，大多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其共同特点是：多以大调查的资料和各类文献为素材，较多利用各级政府的统计和报告，重视历史文献，但写作者本人却多缺乏实际的田野调查的体验，因此，这时期的民族志作品往往有材料比较雷同陈旧、叙述与分析模式化、简单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学得到恢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中国社会的调查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比较研究法，所比较的单位不是某种文化中的某种具体现象，而是整个文化体系。从对世界几个大文明的整体研究这一点来看，其方法具有宏观研究的特点，但就其使用的方法、收集的材料和一般效果而言，又具有实证性和微观研究的特点。这种研究可谓粗细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资料的收集和处理上，采用的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方法(即通过参加一个小社区的活动进行观察)，也不是完全的社会学方法(即通过抽样调查进行定量分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印度为例，许烺光曾在印度调查过两年，但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小社区，而是同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接触，收集印度人的生活史(类似中国的家谱)，调查印度家庭中的亲子关系，还调查印度教徒生活的某些特殊领域。在资料的处理上，则是把圣典、神话、民间故事、戏剧、小说等与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前者所反映的东西视为社会的理想，将后者视为实际的情况，从整体上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意义。

　　第三，开创了不同文明民族比较研究的新方法。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原始民族或后进民族，而许烺光研究的则是像美国、中国、印度这样的具有宏大文明的民族。以往，这样的文明民族主要是由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来研究的，许烺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这样的复杂文明进行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比较，开辟了研究文明民族和复杂社会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