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教育视角述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凡的措施,他的文治武功为他赢得了大量正面评价。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招致了诸如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等负面评价。本文综合多方评论,对汉武帝的历史作为进行述评,得出了汉武帝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瑕不掩瑜的结论。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皇帝,“秦皇汉武”往往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7岁被册立为皇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这54年里,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凡的措施,既精彩纷呈,又有功有过。汉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因为可圈可点,所以引得后人津津乐道,或肯定,或否定,莫衷一是。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片面的。一方面,汉武帝刘彻人如其名,他的文治武功让他成为一个响彻中国历史的人物,千百年来誉之者众。
同时,围绕汉武帝的功过是非,又让他成为一个引起人们争议不断的人物,千百年来毁之者同样不少。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身处历史长河中的汉武帝作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价,既无可厚非又不可能得出定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评价结论都不一定是全面的。因此,我们搜集了一些汉武帝的资料,尝试着用几个“大”字来述评他的历史作为。
一、在军事方面开疆拓土施展大手笔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用“内修法度,外攘夷狄”[1]概括汉武帝的事迹,叙述了汉武帝政治、军事上的主要作为。班固《汉书·武帝纪》给予汉武帝“雄材大略”的评价,称赞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肯定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但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对此,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明确指出:“仰思(汉武)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3]。综合来看,汉武帝谥号“孝武”,所以他的武功(用军事手段抵御外侮、平定边患、扩大疆土等)自然成为对他进行评价必须谈到且首先要谈到的问题。
汉武帝在位期间,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在汉帝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施展着他的雄才大略。在北方,为了解除匈奴对于汉王朝北方长期的威胁,汉武帝一改过去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先后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不仅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而且迫使匈奴往北迁徙,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解除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西北,汉武帝通过发动对匈奴战争,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的一些国家夹击匈奴,最终确立了汉朝对西域诸国的宗主地位,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在东北方,他派兵灭亡了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设置了四郡进行直接管理,把汉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北部和辽东一带。在西南方和南方,他派兵通夜郎、灭南越,使得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和南方先后设立了七个郡,使西南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
汉武帝在位54年,打了44年的仗,战果丰硕,形成了汉帝国的极盛时期,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他在军事方面的大手笔,有力地抵御了外侮,维护了汉帝国的尊严;有效地肃清了边境,保障了百姓乐业;极大地开拓了疆域,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民族获得了广阔生存空间;长时期、多方位地强化了汉帝国的影响,使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强劲辐射到周边地区,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所以,汉武帝在军事方面的卓越建树,是使他成为历史伟人最重要的一个支撑。
二、在政治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奠定大一统基础
汉武帝是个中央集权思想极其鲜明的皇帝。他多管齐下,对诸侯王、丞相、地方豪强、各级官员的势力或削弱、或限制、或剥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权威,
面对诸侯王势力坐大的局面,汉武帝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公元前127年,他颁布《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前122年,他又制定《附益之法》,规定“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4],限制诸侯王的活动。前112年,他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如此几招,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使诸侯王在汉武帝时期根本不能兴风作浪。
针对汉初丞相实权很大的现实,汉武帝改革中枢体制,重用身边的人员建立中朝,成为决策机构,而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只有执行的权力,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从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为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进行监督,他创设了新的监察系统,把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在每个区域设立刺史监察地方,从而加强了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
同时,汉武帝改革官僚制度,采取破格录用有真才实学的人辅佐朝政,在京城设立“太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培养封建官吏,使儒士们开始大量地进入政权体系。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汉武帝重用“酷吏”,酷吏“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对政府原来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的豪强地主或宗室、外戚予以“严酷”打击,确保中央所颁发的措施与方针得到执行,帮助汉武帝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武帝的这些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直接的效果是加强了中央权威,巩固了国家统一,为缔造大一统盛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因为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设计巧妙、和平地解决了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三、在思想文化方面尊儒兴学是大创举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手段。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兴办太学推行儒学教育进行大规模人才培养。汉武帝的这一历史创举,不仅给当时而且给后世中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尊儒兴学,首先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时期,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活跃,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封建君王治理国家,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培养教化人才的迫切需要。
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前两个方面的主张,即使是历史发展到今天都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三,尊儒兴学使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第四,汉武帝虽然以儒独尊,但事实上百家之学他并没有废,对于儒术之外的其他学问,他也在兼用,比较典型的就是尊儒尚法、儒法并用,各种思想相互配合,诸子百家文化并没有因为尊儒兴学而遭受灭顶之灾。第五,不可避免地,独尊儒术也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扼制了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并且越随着封建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钳制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在经济方面实施大调控壮大了国家经济实力
为了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同时贯彻加强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汉武帝加强中央对经济管理的权力,在经济方面实施大调控。主要措施有:一是将铁、盐、酒等有巨大利益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并制定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经营。二是禁止诸侯国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三是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干预市场、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四是歧视商人并推行告缗令打击商人。
汉武帝在经济上的这些措施,使财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壮大了国家经济实力。在当时,铁、盐、酒等属于有巨大利益的商品,民间不能染指,则利益集中到国家。国家掌握货币铸造和发行权,其利益连诸侯国都不能分享。推行均输就是由国家安排专员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减少了贡品运送损失,相对减轻了民户负担,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推行平准就是由国家在粮价低时以高价收购,在粮价贵时再平价卖出,既平抑物价又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所谓告缗就是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国家征收财产税政策的人,被告发者全部资产没收,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这一措施也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经济上的垄断和大调控,满足了国家长期对外军事战争的需要,对当时的商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五、外交战略展现了汉武帝魄力宏大、目光远大
汉武帝在军事上四面出击的同时,同样重视以和平或相对和平的方式开展对外交往。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两次以公主与西域乌孙和亲,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在西域进行大规模屯田,多管齐下经营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他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并接受唐蒙的建议招降夜郎及周边地区,设郡置县,并约定以夜郎侯之子作为汉的属县县令。他命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并接受其建议在西夷邛、笮地区设都尉置十余县,隶属蜀郡管理;同时,他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连接僻远的西南地区。对夜郎、南越政权,汉武帝先是派使者说服其归附汉朝,在他们有反复后才派兵灭其国,设郡管理。对东瓯、闽越二国,则是将其人民迁徒至长江与淮水地区,此外,汉武帝时期,汉朝对朝鲜、日本等地也有交往和影响。
汉武帝首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年,那时候他年仅17岁,却已显现出年青天子在外交战略上的魄力宏大、目光远大。经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扩大了汉朝的影响,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经营西南夷和百越,拓展了汉王朝政治版图,进一步加强了汉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军事与外交的配合运用,使中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
六、汉武帝的复杂个性酿成大弊端
与文治武功相比,汉武帝的性格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常见的评价有:他视人命如草芥,杀伐任性;他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他奢侈无度,严刑峻法;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他信惑神怪,巡游、封禅、求仙,挥霍无度;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以上数种评价都是极其负面的,既是汉武帝复杂个性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了汉武帝复杂个性酿成的弊端。奢侈、祀神与酷暴,是武帝统治生涯中最令人注目的三大弊端,也是武帝统治由盛而衰的三部曲[5]。
汉武帝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在他的晚年,更是发生父子相残的“巫蛊之祸”,受牵连而死者达数万人。他的所作所为,既有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也有为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任性而为的成分。他的复杂个性,造就了他的文治武功,也造成了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恶劣后果。
七、晚而改过展现了汉武帝旷大之度
汉武帝不愧为千秋一帝。在他的晚年,面对天下疲惫、社会动荡、几成危局的困境,他颁发《轮台罪己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承认、检讨过失,强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宣布禁止严刑暴政、停止征伐,实行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6]。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一个有重大作为的封建帝王,面对自己造成的危局,能够自我反省罪过,悬崖勒马,调整政策,不仅仅是体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的英明睿智,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知过能改的勇气;不仅挽救了汉帝国面临的危机,而且为随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7],他能够晚而改过当是原因之一吧。这不仅是汉武帝个人之幸,汉帝国之幸,实实在在的,也是汉民族之幸。
总之,汉武帝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谋略家的风采,也有在今人看来不为人道的地方。他有功也有过,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就历史功绩而言功大于过,有过也是瑕不掩瑜。所以,当代电视剧《汉武大帝》用三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就是对汉武帝名至实归的最高评价。
作者:蔡植卉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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