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之比较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教育伦理　比较
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都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存在相似之处，但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的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都生活于奴隶社会末期的没落的贵族家庭，都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大规模讲学的人;柏拉图创办的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以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咨询、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的综合性学校)，都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都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通过对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又各具特色。
一、教育作用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孔子一方面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者，主张“学以致其道”，体现了他在知识和德性来源上的先验论倾向。但他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肯定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作用。他认为，尽管人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但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教育的启发、诱导，可以使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他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教育能对改变人的本性和发展人的个性发挥作用，能使好学的人的个性得到良好发展。只有好学，才能使人对处事有分寸，才能使人及时而正确地解决问题。孔子还认为教育作用的发挥不仅不能脱离社会，而且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为此，孔子又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张。如他和冉有到卫国后曾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从而涉及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和苏格拉底的“灵魂轮回”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天赋品德论”，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对善的理念的追求就是最终的目标。而要在“理想国”中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使人们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教育的内容就是应该用什么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教育就是对儿童的习惯所给予的影响和培养，通过这种影响，把“快乐、有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引导他们“恨你所恨的，爱你所爱的”，从而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他认为一般人的知识和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柏拉图还非常强调教育在培养未来统治者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塑造人的心灵和培养下一代统治阶级和维持“理想国”的重要手段。在柏拉图看来，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凭借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就是抓教育。
　　二、教育目的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才。但孔子是要把“好礼、好义、好信”之人培养塑造成为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其“仁”“礼”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必须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总是强调“修身”，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其中“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才，“君子”是较低的理想人才。所谓“圣人”，就是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实现，并通过努力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获得改善的人。孔子本人也不敢以圣人自居，他认为“若圣与仁，而吾岂敢”，只有尧、舜、禹才具有这种品格。因此，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好礼、好义、好信”，能够使“四方之民褪负其子而至”的君子。这些君子实际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人才。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外，还有“教民”的一面，即用所谓的“礼乐”和“仁义”的道德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认为君子受了教育，可以修身安人与治人，而人民受了教育，则可以成为顺民。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奴隶制度的上层统治者，即培养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家)和国家的保卫者(军人)，同时也提供政治上的咨询并以此间接地影响实际的政治进程。柏拉图崇拜并接受了斯巴达的不重智育而重体育和品行训练的教育方式。他认为青少年在受教育期间，要学习荷马史诗和爱国歌曲，经常进行体育竞技比赛。他们衣着俭朴，食宿简陋，以培养坚韧、服从、勇敢的品性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为宗旨。每个斯巴达人都必须以为国家服务为目的，个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勇敢是最重要的品德。他认为儿童出生后应该归国家所有。当孩子长到3-6岁的时候，应该送到公立的学前教育机关接受初等教育。6岁以后男女分开，开始接受正规的普通教育，主要学习音乐、体育。18-20岁进人青年“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学习“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到20岁大部分青年被断定为军人的材料成为军人，只有少部分人经过一再挑选继续10年教育，主要学习“四艺”和哲学;到30岁时，再次选拔智能稍差的充当行政官员，成为高级官吏，极少数智能特高的人继续学习5年，研究辩证法，到35岁便成为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三、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方面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即育不分出身，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一个商人，仲贡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与孔子。孔子创设私学，并开始“学以民间”，使许多既非贵族子弟也非仕人的青年接受到了文化教育，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由封建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特权，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贱界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对于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和以身作则。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当仁不让与师”“教学相长”则隐含在其教学实践中。如子贡问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问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当听了孔子的教诲后，子贡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孔子还真诚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常常向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都乐于接受，对于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则要责怪之。孔子提倡的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他更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全部表现在行动上。他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错误和过失对自己也是在所难免的。但“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苟正其身”。但孔子反对女子教育，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孔子眼里，妇女与小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他轻视妇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既使到今天，其流毒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柏拉图的教育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出身高贵的统治阶级(金质的人和银质的人)。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或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他认为他们都是由不同的质料做成的，第一类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理性发达，适合做统治者;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意志坚强，勇敢好斗，是国家的保卫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以贪欲为特征，只能处于最下层、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统治者和军人的统治。他还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人，他所生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但由于都是出自同一祖先，金质做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银质的子女，银质的父母也会生出金质的子女，其他质地的人有时也可以相互产生。但他特别强调，不能让铜铁做的人偕越到高一级，掌握城邦的权力，“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他认为教育不能使城邦中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心灵转向，能够实现转变的只有生性优越的金银族中的少数人，即哲学家和军人。他在《理想国》中详尽讨论了统治阶级(军人、上层统治者)的教育，但没有接触到平民—劳动人民的教育，自然更谈不到对奴隶的教育，他认为奴隶根本就不算人。尽管在《法律篇》中谈到了平民教育，但这是一种与统治者的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主要是使劳动人民的子弟接受“上帝造人，分为三等”的谎言，使他们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外，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女子接受教育后，一旦有了战争，男子出征走了，女子可以接替男子的守备任务;二是女子受教育后，对生育后代有好处。柏拉图在儿童教育方面甚至主张取消家庭，实行儿童公育。在《理想国》中，他详尽地讨论了胎教的问题，以及七至十七八岁青少年受普通教育的问题。柏拉图的“男女平等”、“重视儿童”的教育思想，对于解放、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提高全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四、教育内容及其地位方面
孔子和柏拉图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都轻视劳动和劳动教育，但二者关于德教的内容和地位不同。孔子把教育的内容归纳为“文、性、忠、信”，即文化技艺、生活实践、忠诚待人和信实办事四类。他认为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就是德育，他认为学生的品行修养、礼仪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学生“行有余力”时，才能学文，而“忠”、“信”教育也都属于德育范围，学生必须做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要求学生“主忠信”，和“言忠信，行笃敬”。因为这既能传授给他们丰富的道德知识，更能培养并使其养成良好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操和坚强的道德意志，这能使他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能为崇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孔子在其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用“仁”和“礼”来教育学生，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对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仁爱学说的教育。他曾告诫其子孔鲤道:“不学礼，无以立也”。当他的学生冉有因为替主人季康子敛财，.违背了孔子的“仁”时，不仅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他还愤怒的命令其他的学生对其“鸣鼓而攻之”。其次他也十分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并常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音乐要采用《韶》(舜时代的音乐)、《武》(周武王的音乐)，反对“郑声”(郑国流行的新乐)。“子在齐闻《韶》乐，三月间不知肉味。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从内容上看，尽管孔子的德育多为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纲常和伦理规范，但其德育思想里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
柏拉图也重视道德教育。他在唯心主义的“回忆说”和灵魂等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四品德论，即:智慧。他认为智慧是一种最完美、最重要的知识，“闲暇是具有智慧的主要条件，所以，智慧的品德不可能为那些因谋生而终日劳动的人所有，只能属于那些享有独立生活资料即有足够财富的人，或者属于那些由国家负担费用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柏拉图认为，智慧是最高的品德，是财产和地位的附属物或特权，只为奴隶主统治者所专有，是国家统治者所具有的品德。勇敢。即“保持一种对于法定的教育所确定的可怕的事物—即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害怕—的信念”。柏拉图认为，作为一个勇敢的人，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不管是坦然还是惧怕，都要保持既定的信念不动摇。所以，“勇敢就是一种保持”，而这种坚定的保持既定信念的精神，只有保卫国家的军人、武士才具有。节制。就是“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柏拉图认为这是最低级的品德，是属于农夫和工艺人所具有的品德。但他又认为，“节制还应该为各种等级的人所共有，因为只有大家都有节制的德性，才能产生和谐，各等级之间以及各等级的内部，才不至于互相争夺。”正义。他把正义规定为“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或者说“正义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正义是其他诸美德实现的最高境界，没有正义，其他美德就失去了最高的目的。正义要求国家的完善发展，要求所有美德的恰如其分的结合。当三个不同的等级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情、各尽其职和义务而不互相干涉的时候，就有正义了。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也十分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作用。他认为，“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首先，音乐是指广义的人文教育，其中包括事实的与理想的教育，理想教育应摆在首位，而道德教育贯穿始终。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格，使人辨别美德。所以教育的内容非常重要，尤其要注重内容的道德性。因此，淫秽、卑劣、恐怖、颓废的故事传说，包括荷马史诗都应废除。必须以美好、富于道德感的内容对人们进行熏陶，以达到陶冶性情的目的。其次，体育在于强身，培养坚毅，吃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音乐和体育应该结合起来，因为身体上的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高尚的品格，才能使身体完善。“一个好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制达到最好”。
此外，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柏拉图则继承和发展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体系)和办学形式(孔子采取“私学”形式，柏拉图则主张教育应由国家管理和负责)等方面。但从以上对两者教育伦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都对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广、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