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写作 对传统儿童文学中教师形象的颠覆

摘要：与传统儿童文学相比，“80后写作”一个很突出的创作倾向就是颠覆了原有的教育和教师形象，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既拓展了儿童文学的审美视野，也引起了教育界和儿童文学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80后写作颠覆教师儿童文学

“80后写作”是指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作为作者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在进入文坛的时属于未成年人，他们的写作既不同于传统的儿童文学，又特异于成人创作的文学，由于自己的年龄特征和特异的时代风貌在作品中呈现出另类的美学追求。他们拥有强大的读者群。代表作有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甘世佳的《十七岁开始苍老》、蒋方舟的《正在发育》等。“他们在文字里，保留了原初的顽皮与机智，一边追逐，一边颠覆。”颠覆一切既有的人生价值与人生秩序，特别是对传统儿童文学与教育的颠覆。“把主要火力集中于对它的挞伐与轰炸。即传统儿童文学的教书育人的教师职能成了‘80后写作’主要颠覆目标。”
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中的教师大多是教书育人的楷模，如任大星的《吕小刚和他的妹妹》、张天翼的《罗文英的故事》等作品中的老师，都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教师集体职业形象的代表，在学生心目中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老师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代名词，迂腐反动的代言人；新时期以降，80年代王安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开始对教师形象重新思考，挑战教师的权威性，刘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借老教师之口表达作者对教育的思考；90年代，刘东的《下课》、林彦的《诚实》写了教师作为普通人的职业困惑；张之路的《题王旭威武》将教师生活中普通人与教师职业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进入新的世纪，杨红缨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中的米兰老师成为学生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知性的形象，但米兰老师承载了太多的作家教育观念，与生活实际有很大的差距，真实性和典型性大打折扣，也是一种理想和图像化的符号。常星儿的《岑老师远行》写了一个有职业操守和理想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被理解和接纳的教师形象，这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精神漂泊者。中国儿童文学中教师形象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走了一条从神坛到地狱到人间的路径。在成人的叙述视角下，教师形象主要承载了高尚的人格和理想的坚守，即使对这些形象稍有微词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缺点。
韩寒的《三重门》讽刺鞭挞学校的一切，包括有形的校园、班级、老师和同学，以及无形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甚至教育体制。韩寒自认为“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反对现在教育制度的小混混。”自己七门功课挂红灯和退学，就是公然的反对学校教育的“行为艺术”。郭敬明也表达了自己对学校生活的反感：“而我留在理科班垂死坚持。学会忍耐学会麻木学会磨掉棱角内敛光芒。学着十八岁成人仪式前所要学会的一切东西。”蒋方舟不加掩饰地慨叹：“作文课太难上了，现代书生写不出作文。”甘世佳不动声色地调侃：“高三，在语文老师的训练下，渐渐丧失写字的能力。”学生成了迷途的羔羊，逃避反抗甚至无原则地消解一切可以消解的东西，教育中合理和不合理的一切都变成了“80后写作”颠覆的对象，尤其在“80后写作”中，教师形象成为一种丑陋的漫画似的集体展览。
“80后写作”对以成人为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传统是一次集体冲击，对成人如歌的童年记忆也是一次强有力的反驳。儿童文学创作是歌颂童年赞美童年，还是还童年的原生态？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应该面对的新课题。“80后写作”在作品中有强烈的颠覆情绪，一方面说明了处于青春期作者本能的心理反叛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低龄化在现实生活中处在地位边缘化进行无奈的挣扎，教育也对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抑，“80后写作”呈现出与成人“想象”截然不同的青少年复杂的内心世界与生存环境的“恶劣”，也夹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强说愁”的情绪与偏颇，但集体的叛逆和反抗还是应引起成人社会深刻思索。对代表成人社会的老师和家长的叛逆，是“80后写作”发出的强音。
教师是成人文化和教育的实践者，他们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教师形象的集体素描，“80后写作”与儿童文学作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描写，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好像很难判断。俄国作家契科夫说：“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比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与“80后写作”，在对生活和世界的镜像反映上存在着巨大反差，如果本着大狗叫小狗也叫的心态来审视这一现实，稍微放下成人高高在上的架子和话语霸权，也许会发现，“80后写作”犀利反叛的文字背后掩藏着深刻的中国教育的危机以及人类童年生态的被破坏。

上个世纪70年代，小学生在学校基本把作业写完，回家后作业很少，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十几个孩子在外面玩耍。进入80年代之后，应试教育成为学校的指挥棒，上大学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教师和学生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所谓的“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1982年给中小学生“减负”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1987年相似的内容被列入十三大报告，从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间，教育主管部门颁发过6份“减负”的文件。从学生的书包的重量就能看出“减负”的“成效”，由单肩背能装几本书的书包，到双肩背的十几本书的书包，到新世纪发展到用滑轮带拉杆的书包。一方面说明学生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用减轻身体压力比较好的学习用具，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减负的文件越多学生的压力反而越大。“沉重的书包，异化的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国策，全面落实却是任重而道远。
功利主义的教育确乎成为发疯的怪兽正啮噬着儿童的心灵，“在充满缪斯天性的儿童文化和毫无缪斯情趣的学校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学校是一种从事系统地压抑儿童天性活动的机构。”“当生命的力量遇到学校的理性时，连续性就被打断了。孩子们对缪斯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深深地培植在他们生命的胚芽里，又在与父母、兄弟姐妹的相处中，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得到加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突然与强大的约束力量相遇，而且这种力量似乎处处与它作对。许多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早期像小鸟一样可以快乐地在天空中自由地飞来飞去，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不同的角色，从满脸污垢的小捣蛋鬼，到展翅高飞的雄鹰。可是，几年学校生活之后，他们大多数再也不能像鹰一样自由飞翔了，他们已经变成缪斯天性意义上的残废人。”儿童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好奇心就是在这样系统的“教学”中被教育得荡然无存。没有自由的学校、强制的教学已经成为了压抑儿童天性的“地狱”。中国当代教育也是有过之无不及，可怕的背书、死板的课程、繁重的作业、沉重的书包、东奔西跑的课外班，学校与家庭“勾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苦读书本已经成为许多人童年的噩梦。一个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像一条潺潺流动的溪水，每一段都要有快乐的浪花，幼年、童年、青年、壮年、老年，人的一生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状貌，每一时期有每一时期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不能为了成人后的“成功”而牺牲童年阶段的人生。
随着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一书介绍到中国，“童年消逝”问题开始受到儿童文学界的注意。按照童年历史学的观点，“儿童”、“童年”都是历史的概念，是成人对于儿童的普遍假设。儿童文学的产生是以“儿童”、“童年”概念的产生为前提的，没有“儿童”、“童年”的发现，就没有儿童文学的“发现”。按照这一逻辑，“儿童”、“童年”的消逝，将直接导致儿童文学的消逝。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用极其敏锐的目光发现,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童年的公共空间──不管是玩耍的现实空间还是传播的虚拟空间──不是逐渐衰落，便是被商业市场所征服。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儿童的社会与媒体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童年在泛商业的成人世界的侵蚀下逐渐走向死亡。因此，儿童文学要确保自身的发展，就必须承担起保护“童年”生态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
“80后写作”对中国教育的集体颠覆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排除教师成了教育问题“替罪羔羊”的可能，尤以巨大的市场销售量和影响力，对教师的文学想象流布深广，虽客观但有失之公允，也存在偏颇。但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化生态和教育潜伏着危机，引起了“受害”的广大中小学生读者强烈的共鸣，“80后写作”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感的代言。另一方面，“80后写作”存在着许多问题，单纯为解构而解构，颠覆一切现有的价值，反教育性反理性的创作倾向也令人担忧。解构之后如何结构？这是他们成长中面对的艰难选择，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艰难选择。
注释：
①本文属于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550号）的阶段性成果；东北师范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阶段成果。
②③徐研.凄美的深潭——“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文艺报[n].2002.3.5
④⑤[挪威]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3页.
⑥[英]大卫·帕金翰.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m].华夏出版社，2005.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