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德育的文化与信仰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乡村给人的印象就是宜人的环境和浪漫的生活，这种独特和唯一到底在教育上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是我们思考乡村德育的逻辑起点。
    一、农村德育的教育想象
    在300多年前，卢梭曾梦想让人性在乡村的自然世界中自由生长。在卢梭那里，农村不同于城市的唯一之处实际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独特环境——自然、宁静、生态与和谐。这一独特的环境与人类天性具有完美一致的性质，没有竞争与压力、没有埋怨和憎恨，只有宁静和神秘，以及对心灵和神性的敬畏。今天，人们在对城市的追逐中，逐渐发现它的缺陷和问题。我们通过城市获得现代和奢华时发现，只在乡村的浪漫才是人类的本性。
    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特点是乡村的生活，是这种生活造就了人类和谐、礼让和包容的天性。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认为，教育是一种陶冶而不是传授，真正的教育来自于生活和环境。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陶冶实在是一种奢侈，城市有剧院、广场和博物馆等文化、艺术和娱乐设施，但却很少有人从中体验到自由、宁静和陶冶，并从中学会礼让和谦和。对于卢梭来说，城市的剧院和音乐，恰恰不是陶冶而是堕落、诱惑和不幸。①因为对乡村文明的执着和偏爱，卢梭不仅与当时的现代派领袖们分道扬镳，而且在个人情感上也恩断义绝。在今天看来，卢梭的观点亦有所偏激，但他对城市文明的分析却不无道理。面对城市带给我们的困惑，卢梭成为一个预言家。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文化在城市远比乡村要丰富，但真正的陶冶却只在乡村中真正存在。乡村用生活实现着道德的教化，而城市却是在用观念进行训练。城市依靠的是“教育”，而乡村依靠的则是“生活”。在城市，我们把道德变成知识和技能，而在农村则是把道德变成生活和习惯。
    学者吕德文通过对农民娱乐方式的探讨，揭示出乡村生活独特的教化影响。他分析说，聊天、讲古和乡村夜话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和公共生活，乡村居民是在聊天、讲古和乡村夜话中渡过闲暇时间的。正是在这样的乡村生活中村庄记忆得以传承，村庄舆论得以形成。②与城市人相比，乡村娱乐要单纯得多，没有复杂的消费方式和娱乐内容，但他们却比城市人更纯洁、更安谧、更宁静。我们对全国旅游文明村蒋巷村进行调查显示，虽然农村已经非常发达，但村民依然迷恋于古老的文化传统。比如，大多数村民平均每天用于传统娱乐方式上的时间为2－4小时。村民们有很强的乡土依恋感，调查显示，主要有四方面原因：①农村环境好；②工作稳定；③人与人之间信任度极高、遇困难互相无偿帮助；④生活自由。他们相信，农村的空气比城市新鲜、生活稳定、人际和谐。面对城市生活的诱惑，他们给予了这样的回答：“看着蔬菜和农作物就感觉自己也像它们一样，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村庄和世界，埋在这片土地上，和祖先见面。③”由此可见，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生活信仰在他们心中仍然具有神圣的地位。
    学者谢旺有一篇文章《去郊区》，探讨了西方现代城市文明郊区化的问题。在他看来，城市的问题是性、吸毒、神秘主义和疯狂，认为这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堕落而是城市对人性的诱惑。城市以消费伦理代替了劳动伦理。他引用另一位学者利普顿的观点说，城市让人迷惑的民主和现代，实际只是一种“去道德”的迷惑。他们预期，未来郊区将瓦解城市，美国文化将从城市转移到校园和郊区。④这样的断言对城市道德虽然不尽公平，但今天的学者们已越来越眷于对农业文明的回顾。面对城市文明毫无节制的膨胀，许多学者指出，城市的现代与乡村的浪漫对人类同样具有意义。城市文明代表人类的理性想象，而乡村生活则是永恒人性的标志。
    虽然，城市化及工业化已经进入农村，但乡村意识及其生活信仰仍然是农民理解生活和体验幸福的标准。蒋巷村的农民说：“村里人没有什么压力，老年人只要干得动，都可以向村里申请一份工作。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家工资差的不多，还有什么不满的。平常都是乡里乡亲的，相互信得过，从来不锁家门的。”由此，我们要再次回到学者贺雪峰的观点，即新农村建设不应盲目刺激消费，而应切实提高农民的福利。⑤在贺看来，乡村建设的根本是维护农村社会的生活伦理和教化环境。他告诉我们，那种希望农民改变传统观念，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梦想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⑥我们应当懂得，乡村生活给予我们另一种教育的想象，体验不同于城市的生活和意义。
    二、农村德育的教育元素
    (一)农业生态：农村德育的基础环境
    农业原本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但在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文化意义。农业是人类最贴近于自然的生存方式，而工业则是人类脱离自然世界的标志。学者石中英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生活伦理。沃斯研究了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不同，认为城市文明是理性与功利主义的，而农业文明则充满了幻想式的理想主义气质。⑦因此，纯朴、礼让、宽容、虔敬、忠厚等是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这里，农业已经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教化方式。因为有农业才会有农民对生活和幸福的独特理解，以及由生活赋予人们的那种自足、安逸和满足的生活价值。农业文明不是建立在资本和竞争基础上的，因而她不会教给人们奢侈、消费、竞争和暴富的城市信仰。
    伴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农业似乎已经不再是构成农村的必要元素。在相当多的农村，支撑乡村经济的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比如，蒋巷村现有人口837人(种植业4％，林牧副渔6％)占85％的村民在乡企工作，村里以旅游业为主，村民已经不种田也没有田种，农田已经承包给少数农民。像这样的村在沿海发达省份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江阴华西村，也是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镇化发展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为特色的发展模式。现在，华西村已具有很高的城市化水平，衣食住行不完全是传统的自给自足，而更多依赖市场，村里有商场、超市、图书馆、健身房、会场、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这就是许多学者提出的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小城镇建设理想。而在许多地方，到了乡镇一级还有体育馆，运动场，甚至有文化广场、灯光球场和茶社、剧院、宾馆等。农民们对变化的世界极为坦然。 老人们处变不惊：“现在的青年人没在地里干过活，他们不会种田，给他们讲过去的生活，他们都不太相信。”而年轻人则已从传统中走了出来：“工厂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对土地没什么感觉，因为土地都承包给农户了，我们只知道米饭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呵呵！”⑧
    然而，尽管城市化的诱惑在挑战农业文明的信仰，但农民们对自己生活的乡土世界和生态环境却充满了内心的依恋。这是农业文明在人类心灵深处种下的一种本能，也是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教化力量，它是来自本能的震撼和影响。蒋巷村的农民是这样看待乡土生活的：“从城里回家，看到绿色的田野和庄稼，心里就会忽然安定下来，没有烦恼，压力也会小下来，就会想到老婆和孩子，而在城里打工时想到的只是挣钱，都没有家的感觉了。”今天的农业更多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生活的来源。农业的经济学意义越来越退居于次要地位，而文化学的意义却越来越显著。就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的工厂经历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信仰。从教育的角度看，农村与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一种社会教化生态的差异。在发达的苏南农村，农民们虽然有丰富的城市生活体验，但他们却依然眷恋乡土生活的安逸，这是农业的绿色带给我们的一种安定的感觉——这是一种原始的来自大地并基于本能的教化。
    (二)村庄生活：农村德育的文化模式
    如果说农民可以不从事农业，但农村绝对不可以没有村庄。农民对农村的依恋，更多是对村庄生活的依恋。只有在村庄生活中，他们才能体验到宁静、稳定和安谧。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庄生活就是农村德育区别于城市的文化模式，如果没有村庄生活，农村德育就失去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基础。贺雪峰在辽宁沈阳大古村的调查中指出，农民对流动和冒险有天生的恐惧和不安，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本体价值。村庄生活给予他们的稳定，使他们对生活保有安全和信心，农民们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感和价值感。村庄生活为农民提供了一种家园意识，使他们在精神和伦理上得到一种最古老的文化陶冶和精神规训。
    城市的最大特点是市场、开放和流动，而村庄的特点则是稳定和安谧，乡村生活及其道德信仰实际都源于村庄共同体的生活。尽管像华西村和蒋巷村这样的苏南发达乡村已经具有浓厚的城市生活元素，但在这些村庄中，仍然保持了熟人社会和家族聚居的生活方式，而没有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比如，外人可以进村打工，但不可以随意进入成为村民，只有通过婚姻的形式才能成为村民。蒋巷村本村村民只有186户、837人，而外来打工人员则有近2000人。村庄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商品供给，外来人口都可以享受，但真正的村民权利仍然只有本村村民可以真正享有。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古老的乡风和长者式权威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尤其是村长作为道德的领袖和权威不仅成为村民生活的榜样，同时也构成村庄生活的道德标准。这种权威在道德上领导并教育着村民，维护着村庄生活的秩序。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提及村长常德盛，他们的话题离不开他，他是他们的领袖和榜样。这不仅是对长者的敬意，同时也表现了村庄共同体在生活信仰上的内在同一性。村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幸福的追求都受到一种村庄意识的影响和共同标准的规范。⑨
    村庄给农民安定，而村庄的结构便担当着无形的教育责任，村庄亦变成无形的学校。村庄的教化力量，可以说是一种文明的教化力量，而不是学校的教育力量。因为它给予农民的道德与价值不是源自于一种人为的设计而是源自于生活的环境。事实上，道德亦是一种需要，炫富和竞争在宁静安逸的农村是不需要的，或许也是没有意义的。采访中农民们说：“我们不是城市，我们还是农村，农村的传统和习俗，我们还都保留着，希望子子孙孙也能传承下去。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见了熟人打招呼，感觉每个人都是家里人，要有家的感觉，无论以后走多远，都会想着回来。”从农民的道德理解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情景性意义，是乡村生活造就了农民独特的道德需求，而村庄教化与这种需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三)习俗伦理：农村德育的道德内涵
    礼俗是乡村社会的道德标志。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是以礼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验的历史。乡村社会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习俗的影响，农村德育才会形成以生活与陶冶为特点的教育，正是因为有习俗的悠久与想象，农村德育才会充满魅力和神奇。
    费孝通认为，乡村最大的特点是礼俗社会，在今天看来，这一点仍然是我们定义农村的重要元素。而礼俗不仅意味着与城市生活的区别，而在于它是古老农业文明的道德本质和教化哲学。我们在山东邓庄的调查显示出同样的特点。⑨在邓庄，直至今天，农民们信奉鬼神的迷信习惯依然无法改变，似乎没有了村庙，就没有了精神寄托，也就不像一个有生机的村庄。“文革”中，邓庄拆掉了村庙，而村庙拆掉后，有长者用几块青砖又在原庙址上垒起了庙形祭台供人们祭奠。特别是村上的人死了，晚辈仍要身穿孝服，上庙三趟。孝子手提汤罐，苦念死者，在庙前磕头，并舀一勺面条倒于地上。对于此种行为，仅仅用愚昧落后来解释似乎过于简单了，而古老的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那种总是需要有一种精神信仰的文化似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对祖先和神灵的信奉恰恰体现了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哲学诠释。礼俗是一种生活，是嵌入农民心灵世界而无法改变的信念，因为有礼俗才会有乡村的教化和陶冶，才会有与城市居民不同的人性和道德。
    礼俗对人的影响在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不同的。在城市是文明建构礼俗，而在农村则是礼俗建构文明。在城市生活中，那些需要用意志追求的东西，而在乡村却可能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城市人很难放弃的价值，而农村人则无意靠近它。奢华、享受、占有和炫耀，在城市生活中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农村却更容易平静地对待它们。在农业文明中，简朴和自足是一种习惯而不是需要用意志追求的价值。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农村德育的自足性。学者谢玉进提出农村德育的专门化问题。在文章中，他引用智利学者萨拉扎·班迪的话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 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⑨他告诉我们，农村不仅意味着落后和不发达，更标志着文明的另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不仅有意义而且值得尊重。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推论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农村德育必须具有一种自我建构的权力和意识。
    三、农村德育的教育策略
    (一)农村德育生态基础的构建与发展
    在乡村建设的思路上，许多学者不太看重农业及其伦理的意义，他们更期待用工业化的策略为农村社会改造提供帮助。而这样的思路对乡村教化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因为这样的思考将彻底破坏农村社会教化的生态基础。学者党国英等诸多学者在评价韩国新村经验时，认为不是新村运动而是产业化改变了韩国农村。学者魏蔚则认为，“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修好了怎么办呢？新村运动已经表明，没有产业支撑，运动就仅仅是个运动”。(11)在这里，他们所说的“产业”更多是指工业，以苏南发达地区乡村建设的实践来看，乡镇企业多半不是现代农业或服务业，而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然而，这些观点却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在没有农业的农村还会有纯洁、宁静、绿色这些乡村社会独特的教化资源吗，没有了这些我们拿什么去养育农民的生活伦理和精神信仰？
    有许多学者，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和拉动内需的手段和途径，主张刺激农民的消费，引入现代工业改变农业生活。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转移和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农村必然因为人口转移而走向空心化，乡村社会总有一天会面临空巢现象。由此认为农业的发展只有纯粹的经济学意义，因而无需从乡村社会和生活教化的角度去考虑农业的发展策略。他们把乡村建设视为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过渡性的发展策略，反对为乡村建设作更多的投入和思考。然而，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在他们看来，即使农业已经不具有产业的意义，但农业的伦理意义和教育价值却继续存在着。在他们看来，如果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拉动农民内需，就可能是制造了一个潘多拉盒子。(12)同时，摧毁农业将摧毁农村社会的自然生态和教育环境，进而摧毁农村德育的根基和前提。
    事实上，乡村建设并不排斥城市化，也不排斥人口转移，建设新农村并不是要把农民困在农村，而是强调农村社会的现代意义，以及她在文化、伦理和教育上的合法性。
    (二)农村德育文化特色的形成和探索
    因为有村庄才会有乡村社会及其道德教化。学者王沪宁认为，传统家族文化有八大元素，包括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13)从这些元素看，村落文化留给我们的似乎不完全是令人向往的美德，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能说这些特点就标志着农村社会的愚昧和落后。这些特点只能告诉我们，乡村社会与城市文明具有不同的生活伦理和教化方式。学者周花撰文指出，农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缺少公共性，自给自足是农村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具体来看有四个方面，第一，社会化程度低；第二，生活水平低，生活质量差；第三，单一化与同质性；第四，开放性弱，受外来影响小。(14)这的确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特点，但如何看待这些特点必须有更为理性的视野。自足性、知足性、保守性等特点是否就是应当消灭和摧毁的对象；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是否就必须用公共性摧毁自足性，用开放性瓦解同一性，用流动性打破稳定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城市化策略正在破坏村庄生活的传统结构，动摇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和教化模式。学者贺雪峰把农民的价值分为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前者是农民安土重迁、迷恋稳定的生活信仰，而后者则是城市文明带来的炫富、竞争等个人价值。贺对辽宁大古村的研究发现，农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的负面价值正在被调动起来。村庄不再有团结、礼让的关系及传统的价值和舆论的共同压力。据贺雪锋对丧事仪式的调查显示，农民伦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村民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和体面，甚至在丧事仪式上举行狂歌劲舞的表演。学者张世勇研究了电视对农民娱乐的影响。调查显示，有54.8％的受访者选择看电视，打麻将和聊天分别占到13.2％和15.2％。看电视成为农民渡过闲暇生活的主要娱乐方式。张同时指出，电视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在农民的生活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15)张的研究显示，城市文明正在瓦解乡村社会的生活传统，聊天、讲古和乡村夜话已经不再存在。这种变化意味着农村社会的教化传统正在遭受破坏。
    村庄生活是农村社会根基。“村庄是这个变动世界中农民可以依托的根，是他们在变动世界中保持信心和力量的想象共同体，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之所。如果九亿农民有了村庄这个根，如果在外流浪的农民还想到家乡，他们就不至于过于虚无，就会多少感到有些寄托和希望。”(16)如果瓦解了村庄生活，用城市理性改造农村，不仅不能帮助他们得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相反却可能使他们沾染城市居民的价值标准和生活目标。其直接后果是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从而进一步破坏村庄生活对农民教化的影响力。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当谨慎对待城市化对村庄生活的冲击。村庄共同体应当有自己的精神边界，过于流动和开放的社会将破坏村庄教化的文化模式。
    我们认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没有错，但必须谨慎理解和限定。生活方式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农村生活质量，而不是价值和伦理的城市化，这正是当年费孝通小城镇建设的根本意义。小城镇建设或乡村建设的根本意义不是单纯经济学的。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城市化，而是因为要守护乡村生活而拒绝城市化。许多调查显示，尽管农村社会正在迅速发展，但总体生活水平仍相当落后。如学者安晓云对河北省20个自然行政村的调查情况看：有35％的村子没有实现集中供水，100％的村子没有集中处理生活污水的公共设施；60％的村子没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65％的村子没有村建或私建幼儿园；85％的村子没有实现集体社会化的养老保障；60％的村子未达到居住区地面硬化。至于社会化服务项目几乎所有村子都没有。(17)从这些数据看，我们非常容易因为急于农村的现代化而忽视对乡村伦理及其生活方式的尊重和保护。李水山、贺雪锋、李昌平等学者的观点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们看来，原始的自然、和谐的生态、自足的生活是返回人 类本性不可缺少的。守护村庄生活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更是农村德育的重要策略。村庄生活的瓦解，最终将破坏农村社会的道德环境和教化生活。
    (三)农村德育道德资源的开发和积累
    学者魏蔚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意义是农民自信，认为新村运动的根本意义是一种道德运动。而在韩国新村运动中为朴正熙制定农业政策的朴振焕，因为受德国思想家韦伯的影响，他坚信生活伦理是农业政策的根本。(18)韩国的新村运动，在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富裕的过程中，却没有打破农村社会的文化和生活，守护了农民的村庄生活和礼俗传统，进而守护了乡村教化的社会模式。与此同时，那些原来只有城市人可以享受的文明和富足同样也在农村出现了。公路、卫生、娱乐、文化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在文明和富足的同时，农村社会亦延续着礼让、亲和、宁静而安逸的生活。韩国的新村运动要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消灭农村的愚昧和落后是否必须以牺牲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伦理为代价。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共识。许多人仍然把乡村建设仅仅视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服务设施的建设。这种观点实际是非常危险的。据张晓静、焦文的提供的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资料显示：95.5％的村通公路，村内主要道路是水泥或柏油路的占38.8％，一些富裕村内道路硬化率已经达到了100％，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占21.8％，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48.6％的住户使用管道水，33.5％的村有沼气池，20.6％的村完成改厕。(19)几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又向前发展了，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解决了农村的城市化建设之后，我们将面临的更大问题无疑将是生活伦理和道德精神的建设。这一问题在今天似乎还没有显得那么迫切，但只要我们稍稍有点远见就应当看到乡村教化研究的意义。
    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恰恰已经不是生活条件的问题而是生活伦理的问题，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已经具有比较好的生活水平，但浮躁、暴富、炫富、攀比、自利等城市文明的消极伦理却成为破坏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元素。从乡村道德建设的角度看，乡村没有“教育”，也不依靠教育，乡村的教育就是“陶冶”，也只依靠陶冶。农民的文化天性使他们与乡土生活结合在一起。乡村的存在就是一所教化的学校。乡村的文明不是靠城市化，而是靠乡村伦理和农业精神。在这里，绝不能用一种负面的眼光看待农村德育的自我建构，应当把它视为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生态性、多元性和独立性的表现。
    ［收稿日期］2010-09-08
    注释：
    ①黄群．隐匿的修辞——初论卢梭《致达朗贝先生论剧院的信》的形式与结构[EB/OL]. http://www. douban. com/group/topic/3233403/2011-11-17.
    ②吕德文．讲古[M]//贺雪峰.三农中国(第10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③⑧有关蒋巷村的资料，皆源于课题组成员张光伟、王莉、宋春于2010年6月在全国著名旅游文明村江苏常熟蒋巷村的实地调查．
    ④谢旺．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EB/OL].http://www. xici. net/b212714/d42751395. htm/2008-1-2.
    ⑤(12)贺雪峰．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2).
    ⑥(16)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J]．学习与探索，2007(5).
    ⑦周晓虹．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的历练与再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关怀[J].浙江学刊，2004(4).
    ⑨课题组成员张光伟、王莉、宋春于山东邓庄的实地调查资料．
    ⑩谢玉进．新农村的道德诉求：农村道德教育专门化之探讨[J].理论观察，2006(3).
    (11)(18)汪伟．韩国新村运动：神话还是误会[EB/OL].http://www. sina. com. ．
    (13)焦玉良．市民社会：农村研究的新视角[EB/OL]..
    (14)周花．公共文化视角下的农村生活方式转变[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15)张世勇．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7)安晓云．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进程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