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强化——50年代“社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

摘　要：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历了确立、冲击、强化的过程。不论是被确立为文学最高创作原则还是受到文艺界对其权威性的质疑，或是对其绝对性的强化，每一次变化都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以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冷战格局、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50年代中国文学规范必然也必须随国家对阶级认定的变化而变化，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此被一步步确立下来。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冷战；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学命题。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明确地规定为中国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1956年作为最高文学原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质疑，其绝对性遭遇强烈的冲击。不久，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在文艺界吹响号角，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性再次得以强化。对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我们将看到，文学规范确立与变动的背后是国际冷战格局、国内政治形势对文艺界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
　　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即作出目前国家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策略性判断。1952年下半年，中国基本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3年全面铺开。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就在这一年提出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但这种“存在”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逐步被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所取代的过程。新的现实给文学提出新的历史任务，社会性质的变迁决定了文学性质要随之发生转化，建设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要求日益迫切。1952年底1953年初开始，文艺界领导人开始着手将带有前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确立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惟一的创作原则。
　　周扬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较早地认识到并指出了创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现实必要性。1951年5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周扬就指出：“我们必须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最有益的精神食粮” [1]。1952年底，周扬给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地将日益增长，“这一切就将要为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供日益扩大的现实的基础。”在文中周扬以权威的身份高举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面大旗并阐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基本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生活中总是有前进的、新生的东西和落后的、垂死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应当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出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东西，而反对旧的东西。”[2]
　　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明确地规定为今后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建设总路线的报告，强调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阵营与资产阶级阵营对峙的态势会更加明朗，周恩来在报告中号召文学工作者，随着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社会的不断增长，“就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是很好的”。[3]周恩来的讲话使得文艺界领导人把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实际上所谓的“议题”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明和论述，而只需论断式的强调就可以了。至此作为文学规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式在中国确立。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带来了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始昭示着更加旗帜鲜明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呼唤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和社会主义因素增强，随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束，文学性质也逐步完成了从人民的文艺向社会主义文艺的转变，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创作原则的确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冲击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宣布完成，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中共八大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核心领导层正式宣告中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领域中的自信延伸到文学领域，带来了对多种的创作方法、创作原则的宽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性、权威性受到冲击。
　　1956年苏联文坛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创作方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思。1956年5月苏联《文学报》发表社论《生活和文学》，8月发表了《美学该是美学》，12月《新世界》发表了西蒙诺夫的《谈谈文学》等文章，批评了“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这个时候中国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1956年8月，周扬给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讲述“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时候，介绍了苏共二十大后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怀疑、甚至否定的情况，“在中国，艺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方法，完全是搬的苏联那一套，至于东欧国家，比我们还要搬得厉害，几乎是苏联怎样讲的，他们也就怎样讲。所以要注意。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决不能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4]
　　在此基础上，周扬承认1952年给苏联杂志《旗帜》写的那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可能有些错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地位开始动摇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扬的讲话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性，也再次动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大大帮助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现实；但这必须使作家自愿地采取，经过作家自己的探索，而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当作简单的创作公式，到处乱套，那就只会带来害处。”[5]
　　几乎在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胜利的同时，1956年4、5月间，中央中央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科学文化中一项基本方针。随后思想文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一些文学理论家开始反思建国以来文学创作出现的弊病和问题，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两个口号的论争。
　　1956年《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了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因此，我认为，如果从时代的不同，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从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对于客观现实的空前自觉的阶段，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必然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称当前的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他建议把现阶段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以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样一来，现实主义概念之中的政治意味就被淡化了。《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发表了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周勃认为苏联把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定义缺乏典型性的内容作为其实践性的标准，而“艺术的真实性”、“历史的具体性”等标准又很模糊，“社会主义精神”不应该附加上去而是从艺术描写中流露出来。因此，他也赞同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秦兆阳和周勃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与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不赞成用一种先验或外加的世界观去干涉文学的创作方法，而更多地强调现实主义的艺术性。秦兆阳和周勃的文章引起了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一批年轻的作家著文对他们文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检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给了作家过多的思想限制和任务，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现实等问题的出现。
　　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强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宣布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暂时地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思想文化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空前活跃。然而这种平静与繁荣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
　　1956年堪称多事之秋，冷战进程在这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此后苏共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10月爆发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国际冷战形势的急剧变化，中止了中共领导人的乐观，国内阶级斗争随之出现了极端化、扩大化的趋势。
　　1956年下半年，文学界投入了一场保卫、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算是这场保卫战的先声。文章结尾处旗帜鲜明地指出，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现实主义不是一列固定不变的火车，昨天，它开到资本主义时代，今天，它开到社会主义时代了，而火车还是那个火车。”[6]这也就在提醒大家，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其区别不仅仅是文学生存的时代不一样，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
　　1957－1958年间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对1956年活跃起来的文艺思想及代表性论点的批判，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将无产阶级世界观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剥离的错误。1957年《文艺报》刊登的《反对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虚无主义态度——与刘绍棠商榷》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本身，与无冲突论、公式主义，单调、平庸绝不相容。它要求作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生活，它将帮助作家可以最广阔、最深刻地认识和反映现实，并为创造性的艺术探索、开辟了最广大的道路。”[7]这就消解了人们将把公式化、教条主义归咎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断。随后更多的人著文对何直、周勃的观点提出了批判，这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保卫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姚文元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一文中就说何直的错误在于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没有包括思想的因素，而仅仅受世界观外在的影响和制约，既然是外在的作用，那当然可以把它同世界观完全割裂开来研究，同一定的思潮隔裂开来研究，如同从树上摘下果子一般。”而周勃也有同样的错误，秦兆阳和周勃没有意识到“文学反映着阶级意识，反映着阶级的关系同阶级斗争，文学家在反映现实的时候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这个事实就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定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新的阶级对待生活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态度，新的阶级所产生的新的意识，也一定影响到文学中创作方法的变化。”[8]
　　1957－1958年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几乎千篇一律。先是依照一种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振振有辞地指出对方的原意及本意，然后加以挞伐，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戴上之后，就已经没有辩驳的余地了。这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不容挑战的了，只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才会导致它被超越和取代了，这也就是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讲演》，《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2]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页。
[3] 转引自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4] 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5] 周扬：《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6] 张光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艺报》1956年第24号。
[7] 周和：《反对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虚无主义态度——与刘绍棠商榷》，《文艺报》1957年第15号。
[8] 姚文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