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和谐社会视角下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摘　要：目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凸显，地域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现状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担忧。处理好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和谐社会视角下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分别从自然与历史因素、经济方面因素以及政府职能因素着重分析，有助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化，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政府职能

一 自然禀赋与历史因素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有限。从地理位置分析，中国东、西、中部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相差较大。东部地势平坦，临近海洋，交通方便，环境优越，开发可利用效率高，基础雄厚。而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山路多，荒漠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开发效率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西部地区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最近几十年内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如“512”四川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深深的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山势陡峭，植被条件差，荒漠地区常年干旱，水资源严重匮乏，农作物耕作生长困难，生产效率低下。东部地区濒临海洋，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交通四通八达，港口贸出口贸易便利，工商业发达。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家优惠政策的倾斜，加速了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等举措也吸引了外企资本的流入，加快了当地人才和资本的汇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东南沿海受改革开放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吸引外资流入，吸引人才引进，并且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盘活了区域经济发展，壮大了当地经济实力。西部地理位置的劣势、自然条件的匮乏、生态条件的恶劣，以及人口基数的庞大和人口素质的低下等等，都造成了我国东西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化。

二 经济方面因素
（一）经济结构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贫富差距的加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户籍制度的设立，粮油供应制度等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民无法享受城市人口相同的福利待遇、医疗、社会保障等待遇；农村人口文化程度低下，基础教育落后，人口过度膨胀，外出务工人数增多，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国家在东部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和对外开放等政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政策。[1]在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面都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城市。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明显加剧了东、中、西部的地区间贫富差距。
（二） 经济体制因素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有制经济比重越来越少，非公有制经济逐渐由原来的配角转变为主角，由原先的比例失衡转变为均衡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发生变化。[2]自主创业，竞争上岗新型就业模式已经日趋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由于权力，资源掌握在一些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劳动者可能面临工资报酬与实际付出不成正比的关系，甚至农民工，体力劳动者面临工资被克扣拖欠情况，必然拉大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化。
（三）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一直被美誉为“世界加工厂”，由于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宽松的投资环境以及庞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吸引着外商来华投资。这从侧面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倘若提高劳动力成本价格，将削弱政府招商引资的能力，中国的经济也将丧失活力，中国的出口也将大幅减少，国家的GDP增长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来的。我国一直是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唤一直在增强。当消费疲软投资必然增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天价房价的出现是由于政府高价出卖土地使用去劝给房地产商，而以利润为重心的房地产商势必要将巨额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穷人买不起房，富人手中好几套，这种现象无形中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程度。

三 政府职能性因素
（一） 税收调节不力
    税收调节是对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的重要工具，对高收入者征税是各国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税收制度不完善，征税漏洞多，监管力度薄弱等导致我国“逃税”、“避税”现象极为普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起步晚，起征点过低以及对逃税漏税打击力度不大导致无法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杠杆作用。根据世界经济组织测算，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50%，我国将有一半的个人所得税流失，而欧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完税率达到85%以上。③我国现行以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为特点的税制结构不合理，调节居民收入的税种制度还不完善。作为调节税收差距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所占比重小。如今开展的财产税仅为房产税一种，赠与税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都暂时没有启用，难以充分发挥对富人的收入调节作用，这些都弱化了税收调节公平的力度。
（二） 对垄断行业的保护
    我国的一些垄断行业如矿产能源、交通通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等凭借其垄断地位优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产生了消极影响，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长此以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公情绪。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待遇各方面要大大好于其他行业职工，一旦经营成本稍有提升，他们凭借强势地位把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激发社会不公平，拉大贫富差距。加强垄断行业职工薪酬改革，确保发展成果归全体人民共享，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 法制建设落后
    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人民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民主观念相对薄弱，与法治完备国家比较，我国的差距任然很大。法制建设落后使相当一部分人钻法律空子或者违规非法操作，比方说走私贩私、偷税漏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非法牟利操作受人唾骂。仇富不是仇恨通过合法诚信劳动的高收入群体，而是仇恨这些非法谋取财富的不合理，不合法暴富行为。据公安部相关统计资料，全国每年因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近百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黑钱都进了坑蒙拐骗和违法乱纪者的腰包。④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富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引起了人们的仇富情绪，所以加强法律监管力度，规范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等举措迫在眉睫。
(四)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科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的最佳调节器。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 制度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社会保障基金缺乏积累；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当前的社保体系正处于探索时期，很多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人均经济相对落后等，社保制度的完善是今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社保覆盖面不全，农村社保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相关立法缺失，一些城市人口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许多农村人口无法被惠及，这样就造成了城乡收入的进一步拉大。其次，是城镇的内部，社会保障也有一定的区别。行政、事业、企业等不同性质的机关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待遇的差别，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群体间贫富差距的扩大。
(五) 财政转移支付不平等
    转移支付一般指中央政府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将其一部分财政收入无偿地分配给某些地方而发生的支出，也包括地方财政资金通过中央政府向其他地方的横向转移支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在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我国政府的功能也逐渐从经济建设向社会公共服务转变。国家对社会公共服用领域的财政支出总额不断提高，对民生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由于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公共服务和民生建设，从而致使对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东部地区经财政支出比重过高，对我国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过低，从而导致了农村地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不能平等的享受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由于我国财政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较小，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目前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变得更加不足，从而导致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转移性支付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往往与其收入水平呈正比，并决定着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阶层的定位。所以说，教育无疑是一种潜在影响和决定人们命运的重要社会资源。江泽民指出：“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⑤公平的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肯定要比偏僻经济落后山区教育资源丰富，农民工的子女上学困难程度要大于城市有户籍的人口。其次，教育走向市场化后，高校不断扩招，提高学费价格，造成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无法承担起巨额的学费，错失宝贵的受高等教育机会。教育是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内容，，具有代际传递效应。[4]比如说，农民的女子考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谋得一份体面高收入的工作后，他的家庭命运会发生改变，他的后代可能在接受教育投资上要好于其他农民的子女；很多贫困的学生面临高额学费望而却步，错失良机，他的家庭在未来的经济上不会有所好转，他的后代也可能无法摆脱父辈所处的贫困生活状态。因此，教育不公平导致的教育结果的差距，实际上已经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化，教育不平等也是扩大我国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5]

参考文献：
[1] 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出版，48~52.
[2] 《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孙继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3] 江泽民. 论科学技术[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77页
[4] 《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问题探讨》，许红缨，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04期
[5] 《抑制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薛克诚，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035期

③ 《世界经济组织2005~2009年个人所得税调查报告》数据来源
④ 数据引用“中国公安部官方网站”统计资料
⑤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