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抗战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邓小平正确认识了思想理论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服从和服务于战争。提出要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提出奉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原则必须加强民主教育;提出了一些思想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这些思想对当今的思想理论教育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要正确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渗透，对西方“和平演变”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并把政治攻势经常化;要加强民主法治观念教育，反对“因党而骄”，使党更加接近群众。

　　抗战时期，邓小平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思想理论教育思想，并用其指导革命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告别了战争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主题，但这些思想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邓小平正确认识了思想理论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服从和服务于战争

　　邓小平认真思考了思想理论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他看来，战争是抗战时期的中心政治任务，思想理论教育是服从和服务于战争的。这就正确认识了思想理论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思想理论教育在抗战时期虽处于从属、次要地位，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须臾不可缺少。对忽视或者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现象，邓小平总是及时予以提醒。如1938年1月12日他就指出，“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不够。”

　　为了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我们不仅要研究战略战术，还要发动一切力量，动员民众参加军队，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邓小平认为，强制征调壮丁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必须“抛弃强征的方式，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动员民众，就是要对民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使民众形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使民众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使民众充分认识前线官兵的艰苦奋斗与国与家的关系，热烈地拥护和慰劳军队，实现大革命时代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邓小平认为，动员新兵的责任，一方面要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上保证这些新兵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邓小平提出要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

　　邓小平指出，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等方面密切结合的进攻。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战线上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因而，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1943年1月，邓小平认识到，抗战发展到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我们在此复杂斗争中，应切实注意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1942年9月1日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纠正和防止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决定”对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各组织的行动步调，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

　　邓小平总结了几年来对敌政治攻势的经验教训。1941年进行了三次对敌政治攻势，在敌占区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1942年继续进行了三次对敌政治攻势，配合以游击活动，在某些地方曾结合敌占区民众反对捕壮丁、反对配给的斗争，而以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一次最为成功。因为过去几次一般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而第五次主动抓住了反对敌人抢夺粮食斗争这个中心，组织了真正的一元化斗争，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在配合以恰当的反汉奸、反维持、反特务的斗争和宣传鼓动工作，故成绩甚大。总起来看，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邓小平提出奉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原则必须加强民主教育

　　邓小平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他提出要加强民主教育，是有针对性的。他说，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后，在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邓小平指出，“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主要从依靠于党的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党。邓小平指出，彻底纠正这种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村选、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理论教育要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除在学校、民革室、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

　　四、邓小平抗战时期提出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

　　1、普及与深造相结合

　　“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这是《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3日社论中的话。邓小平认为这正是我们文化宣传工作缺点的写照。他要求文化宣传工作把普及与深造相结合。他认为，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文化宣传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特别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素养。每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使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他也认为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上不够，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他提出要经常鼓励文化宣传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使文化宣传工作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2、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因而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面反对。方式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

　　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和体现，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原则。他总是说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新战士到达部队后，思想政治工作者应首先了解征募时的情形、战士的情绪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针对这些进行及时的解释，特别是立即加强抗日的教育以提高觉悟。在谈到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时，他指出，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教育争取的方针，而以瓦解其组织、减弱其反动性，以孤立日寇利于革命抗日工作为目的。

　　4、集体的整风

　　邓小平认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不是无的放失，而是针对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应细心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完成整风运动任务，领导一定要抓得很紧，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工夫。

　　5、密切联系群众

　　邓小平指出，敌我斗争的胜利，决定于人民。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他认为，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这是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

　　五、邓小平抗战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思想的启示

　　1、 我们要正确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理论教育当然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任何夸大或者忽视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夸大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搞“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改革开放初期，又一度出现意识形态淡化倾向，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精神污染现象，导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2、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渗透，对西方“和平演变”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并把政治攻势经常化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我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的“总力战”。我们对敌也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中，实现意识形态经济化、科技化、国际化，也带有“总力战”的色彩。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渗透，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化、科技化、国际化，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西方国家，及时地不懈地驳斥西方国家，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并把政治攻势经常化。我们还要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直气壮地走向世界，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机会向世界大力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和建设成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渗透力、战斗力、竞争力，演变“演变者”。

　　3、加强民主法治观念教育，反对“因党而骄”，使党更加接近群众

　　邓小平抗战时期实际上已经正确看待了党与政权的关系，初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命题。他指出，党对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党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些同志受“以党治国”观念的影响容易“因党而骄”、忽视民主。党的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主要从依靠于党的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他要求加强民主法治观念教育。现在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更要加强民主法治观念教育，反对“因党而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党更加接近群众、真正成为群众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