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介入文学批评的是与非

　论文摘要：传媒介入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饱受质疑。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客观地考察这一文学现象。一方面，必须看到传媒批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催生了批评的平民化时代，构建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建立了良性互动的批评机制；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其局限性，诸如批评对象边缘化，批评主体浮躁化，批评格调低俗化，等等。最好的一种态度是，转变既有的文学批评观念，宽容地对待和合理地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学批评方式。
　　论文关键词：传媒文学批评意义局限
　　传媒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学院派文学批评一统天下的既有格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传媒批评时代。然而，一直以来，传媒批评都饱受质疑。早在几年前，学界就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指责传媒批评是对学院批评的挤压、蚕食，甚至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了冲击、侵害，身兼“转换批评主体，窃取批评话语权”、“转换价值标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转换心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等等数宗罪状。那么，与传统的学院批评相比，传媒批评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
　　　　　　　　　　　　　　　　　　　　　　　一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传媒批评的勃兴，对整个文学批评而言，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1．催生了批评的平民化时代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社会上所谓的“精英”学者和专家所掌控与操纵着。这些专业人士大都通晓西方晦涩的批评理论，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一套严肃、理性的话语规范，最喜欢引经据典，动辄进行理论建构，把本应灵动飘逸的批评文章写得极其专业化，有时候甚至玄乎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以其相当的“权威性”，轻易就将一般民众排斥在批评的大门之外。
　　而在媒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今天，文学批评的平民化时代到来了。平民化时代，顾名思义，就是民众参与的空前广泛性以及文学批评是从民众自己的角度和视点出发的。
　　首先，媒体的大众化，使得普通民众也拥有了自己的媒体，拥有了媒体就拥有了自由批评的机会。我们且不说报纸杂志已经走人了寻常百姓家，特别是网络的兴起和手机的普及，已经彻底地摧毁了文学批评的传播壁垒，现在，只要你拥有台计算机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拥有了整个网络媒体，拥有了批评权与交流权，随时就可以参与文学批评，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在传媒时代，只要你稍有文学修养，无论你的地位高低、学问大小，你都可以对文学评头论足，媒体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为了获取更多的接受者，现在的文学批评更多地是从民众自己的视点切人，评说一般老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批评不再居高临下地板着脸孔进行说教了，也不再一味地追求高深的理论建构和深入的哲理阐释了，你作为一个平民，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立场根据自己的水平来发表对文学的看法，或结合生活体验有感而发，或就事论事点到为止，也或灵感闪现大放厥词，一切都由着自己来。平民化时代的文学批评，摆脱了世俗功利的束缚，仅听从良知的召唤，胸中块垒在心灵自由的状态下喷薄而出，清澈见底。其中虽然大都比较肤浅幼稚，但也不乏高品质的文字和“微言大义”的篇章，因为在自由的土地上，怎么能够不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呢?
　　2．构建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
　　文学批评需要在多元竞争中才能获得良性有序的发展。以前，学院批评“一统天下”，造成了批评界一枝独秀而百花凋零的状况，到处充斥的是板着面孔严肃说教的言论。传媒批评兴起以后，以自己独有的特色，与学院批评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一方面，传媒批评降低了文学批评的门槛，以批评媒介的便利化和批评内容的通俗化，使文学批评走近普通大众，呈现出一种基于平等对话交流的“众声喧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营造了一个自由、平等、公开的批评氛围。另一方面，传媒批评不像传统批评只盯着经典名家，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和文坛新秀，将公众的文学阅读状况作为重要因素加以研究，弥补了学院批评疏于关注当下关注新人新作关注普通大众的不足。
　　在这种新型批评格局中，文学批评滑出既有的狭小圈子，成了所有文学爱好者广泛参与的活动。草根们极尽所能，纷纷利用各种媒介，在各种可能的场合，积极地发出自己关于文学的各种声音。一部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走出书斋，开始关注最新的创作和文学现象，在电视、报刊、网络、博客甚至手机短信上，用通俗的语言品评文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写评论大为走俏，作家型批评家深受大众欢迎，如王蒙的《行板如歌》、残雪的《读解博尔赫斯》、余华的《我是否能相信自己》、王朔的《无智者无为》等等，就在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句话，现在的文学批评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合理局面，它既对应于媒介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解释的无限可能性。
　　3．建立了良性互动的批评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作品一经出版，作家的任务就随之完成，可供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感受、再次阐释的机会微乎其微。文学批评也相对滞后，往往是作品出版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各种理性、严肃的评论文章才能见诸报刊。传媒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则以其固有的便捷性、渗透性、导向性，加之无所不及的覆盖率，很好地建立起了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平台，使他们有了及时直接的互动交流。尤其是网络博客的兴起，由于大都设置了评论和留言功能，作者跟读者的互动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和频度，在博客里进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随写随评，随评随改，几趋同步。由此可见，在传媒时代，信息的便捷交流，让作者、读者、批评家三方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交融，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最佳状态。以前接受美学家所向往的文学接受的最高境界，在传媒批评这里得以成功实现。这种互动机制，不但促使许多传统作家创作出了更多有思想、有深度特别是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好作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文学批评借助于传媒的便利，也能够立即发现新人新作，还较好地保障了新人的尽快成长。
　　　　　　　　　　　　　　　　　　　　　　　　　二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的是，传媒批评是一柄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弊端和局限性也是相当突出的。
　　1．批评对象的边缘化
　　媒体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其突出表征为批评对象的边缘化，传统文学批评所追求的批评对象的重大、深刻、高雅，逐步滑向非经典性、非重大性、非正统性。我们知道，传媒时代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严肃高雅的文艺日趋边缘化文化娱乐消费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或者准确地说，为了迎合这种文化的发展要求，传媒批评所涉猎的范围已非正统文学艺术所能界定，其批评领域涉及到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只要人们关心的文化现象和话题，从严肃高雅的文艺到卡通漫画、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情色电影、通俗歌曲、武侠小说等等，无不染指，传统的雅俗之分，在传媒批评面前失去了代表价值标准和等级秩序的意义。传媒评论家们以猎人般锐利的眼光穿越雅俗的藩篱，从中发现一切能吸引眼球的卖点。
　　传媒批评固然也研究文本，但是，早已不再止于正统、权威、经典的文本。像《告别薇安》、《武林外传》、《鬼吹灯》、《明朝那些事》等等，在传统中历来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开始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而过去权威的大作家则很少谈及。当然，传媒批评最喜欢的，还是把批评的“触角”延伸到文本之外，去挖掘作者的婚恋家庭、生活习惯、癖好等等各种能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背后的故事”。例如对张爱玲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她和汉奸胡兰成故事的评论；对沈从文的研究，他与夫人张兆和的婚恋占据评论文章的绝大多数；对鲁迅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围绕他与许广平、朱安的关系以及鲁迅故乡绍兴的风土人情的。等等。这就是说，传媒批评不但批评的是边缘化的文本，而且，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文本之外，离传统文学批评揭示文学审美诗性的宗旨已经渐行渐远。

　　2．批评主体的浮躁化
　　曾经的文学批评展示给我们的姿态是充满生命体验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是当文学批评进入传媒时代以后，颐指气使的媒体逐步搅乱了圈内的和谐平衡关系，文学批评越来越脱离读者、脱离文本、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肤浅浮躁了。批评家们借媒体以博得虚名的欲望被空前激发起来，媒体为他们的出场和成名提供了机遇，而且无形中增加了出场者的荣誉资本和社会地位。于是，不少人不再心无旁骛的潜心修炼自己的内功，而开始主动向媒体献媚，等待着媒体的垂青与关照。一些企图一夜成名的无名小卒或是有一定知名度又担心被冷落的中小名人，开始以“骂”尤其是骂名人的评论方式活跃在媒体中。先是《十作家批判书》出笼，要把“获取了不正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继而是声讨余秋雨是“文革余孽”而使竖子成名；九丹的《乌鸦》出版后被扣上“妓女文学”的帽子；《悼词》则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对20世纪许多名家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进行揭短性评论，将批评界“骂风”推向高潮。我们可以说，在当下文学批评看起来一片繁荣之时，其实很多人都在热衷于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已经很少有批评家能够耐心而细致地品读或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了，有些批评家甚至根本没读过具体的作品，不知作品到底写了什么，也能想当然地写上洋洋万言的“批评”文字。批评主体的这种浮躁化，使得文学批评成了一种不及物的活动，正在一步步远离具体的文学实践和扎实严谨的阅读分析，而变得华而不实与好高骛远。
　　3．批评格调的低俗化
　　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大众媒介的价值功能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学批评一旦被商业利益所左右，它想要继续扮演文学艺术“守护神”的角色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其批评重点已经不再是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分析和解读，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这些东西在传媒时代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市场。于是，有的传媒批评开始靠捕捉低级趣味性的东西来满足世俗的偷窥心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直接滑向形而下的感官享受。比如，在对被定位为“当代《金瓶梅》”的《废都》的评论中，铺天盖地的传媒批评最为关注的就是充斥其中的性描写；卫慧、棉棉等一干奉行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在媒体的眼中就是最有炒作价值的作家；庸俗如木子美大肆宣扬自己一夜情经历的《遗情书》，竟然成了最受媒体追捧的对象，等等。今天的传媒正在把文学批评变成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文学作品的内在审美属性和认识教益功能，而是以文学批评的名义，搜罗其中一切能刺激读者眼球的兴奋点，情色和欲望成了他们打开市场的“长矛”和“掘金”的利器。而处在高压生活中的紧张和无所适从的现代民众在日复一日的感官刺激下，本能而又迫切地选择了传媒制造的这样一种简单、立竿见影的休闲方式，认为当下的形象性就是一切，当下的快乐就是价值。人们能动的审美追求便被异化为被动的感官享受。
　　　　　　　　　　　　　　　　　　　　　　三
　　应该说，传媒批评的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现在来进行评说定性，可能还为时尚早。
　　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在这里来谈论传媒批评的是与非，是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的，既兴奋，又焦虑。一方面，看到文学批评借助于传媒的力量，使原本属于专业圈和学院中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色彩，学院批评一统天下的旧格局被无情解构，作家与读者、编辑记者与读者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我们为文学批评进入传媒时代而兴奋。是的，谁又能够否定传媒的发展，其实就是文学批评的发展呢?但另一方面，看到传媒批评漠视经典文本甚至远离了文学本身，放逐了学理的深度，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呈现出来一种浮躁化和低俗化的倾向，我们又充满了焦虑。我们不禁要问，远离了文学，还能够叫文学批评吗?放逐了深度，还能够引导读者阅读、启迪作家创作和促进文学理论的建设吗?浮躁成风，低俗成趣，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良知和文学批评的社会担当又在哪里?
　　传媒批评该如何发展?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思考的一个紧迫课题。现在学界已经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应该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价值标准，不要为市场经济的洪水所淹没。要做到这一点，无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觉得，批评主体素养的提高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只有批评主体的整体素质上去了，才有可能不受制于有形或无形的人情、面子、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功利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才有可能逐渐去规范传媒批评的操作机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的是，现在很多文学批评家开始从学院批评向传媒批评转型，比如雷达、陶东风等，他们或在自己的博客中，或在报刊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这些具有学院背景的批评家加盟传媒批评，一定能够极大地促进传媒批评与学院批评的交融互渗，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传媒批评的整体水准。
　　要之，传媒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形态，它与学院批评在文学场上的角逐、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们眼前唯一能做的是，转变既有的文学批评观念，怀着一颗宽容的心，认真呵护和培育这株新生的文学批评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