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律教育中的伦理道德教育

论文关键词:法律教育　民间习惯　民间道德规范　伦理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着司法职业道德欠缺的严重问题，在运用法律惩治犯罪的同时，借鉴民间习惯和民间道德规范在法律教育中进行伦理道德教育，重建“德治”秋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必然导致对高级专业人才需求的增长，法律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公职性，必然要求对法律人才实行专门的法律教育，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既包括素质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因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应当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同时又具有较高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目前，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法律职业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但由于法律职业是比较特殊的关键性职业，其从业人员对全体社会成员都负有相当的责任和义务。对一个社会而言，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因此，社会在其法律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授予上应该从严要求，从严控制。
　　法制建设对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够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所有社会弊病和问题呢，在我国，近年来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各项法律已经相当多了，应当说人们的行为似乎“有章可循”。但“作奸犯科”的人却越来越多，案子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社会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收人和消费水准不断提高，按过去的说法是人们应当有物质条件来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了，但是近来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有不断增加之势。现在无论是从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来看，对于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水准均有“世风日下”之议。因此在我国，健全完善的法律传统仍非常欠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还很微弱，我们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标前进，但是仅靠法律能否完全解决我国社会中特别是法律教育中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间题，何况在现实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道德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犯法律。我国社会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社会都采用了哪些办法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我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其中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今人是否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标是要为进人法律职业的人作准备。在西方国家，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通常有三个，即一定的通识教育，一定的法律教育和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当然，法律教育并不仅以为法律职业培养人才作为其目标。但是鉴于我国绝大部分地方的法律职业人员水平较低，加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不良名声，我国法律教育似乎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培养目标，即下一代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要能够提高训练水准，并将他们置于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地位，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这里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就是人们相信法学毕业生更可能破坏秩序，而不是建立秩序。古代巧取豪夺的制度如此根深蒂固。导致人们通常的道德力量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人不可信，为何要以诚相待;而待人以诚，又何以不信，但只要古老的制度残留不绝，人们就会以恐惧、厌恶和憎恨的眼光来看待法律职业从业人员，一定要把人们提高到一种新的品秩上来—他们受过最新的法律理论训练，能感受到法律具有一种神圣的威严而且从业人员是它的侍臣;他们抱有捍卫正义的热忱，并对所有的不足折衷权衡。
　　可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关于良好的通识教育可由提高法学院的人学条件加以解决;关于为法律学生提供适合国家需要的法律教育可由国家健全法律体系、提供适当的法律训练加以解决;关于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借助法律伦理学，重视我国的民间习惯、民间道德规范，重建我国的“德治”秩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民间习惯、民间道德规范
　　人类自形成为社会之后，就必须产生一定的规范来防止个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损害，为处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制定一系列调解和惩罚规则。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国家法，也有流行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但是，官方的法律总会有漏洞，执法者也难得做到“明察秋毫”并把犯法者统统绳之以法。
　　萨姆纳认为，在行为规范方面的民俗为社区大众所长久接受之后，会产生一种神秘化的社会过程，而转化为“民德”即民间道德规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宗教或惧鬼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原本产生于民众日常生活与行为中的民俗(习惯性行为)，经由原始宗教或惧鬼或魔术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转化之后，成为具有约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违反这一“民德”的行为，就是“作孽”。我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是以儒家礼教(一套确定人际关系法则的“礼治”)为主，以法律惩罚(“制法典，正法罪，辟狱刑”《左传》)为辅，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民间处理各类纠纷的习惯法，并有与民间宗教和华系的道德规范为基础。这是维系传统社会的秩序和行为规范的三个层次。
　　对于“犯罪”和“作孽”，我国民间社会是分得很清楚的。前者是直接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将会受到刑律的惩罚;后者不直接触犯世俗法律，但违反了社会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受到世人的道德舆论谴责，会遭受“天谴”。法治的刑律所针对的是对人身、财产的侵害，并制定了详尽的惩罚办法，也就是所谓“他律”，凭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间所谓的“作孽”观念主要谴责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谴责其手段的不道德。对于“作孽”行为的惩罚主要是“天谴”式的报应，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惩罚。人们根据社会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行为，自觉自愿地不去违背或触犯这些规范，即是人们的“自律”。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孩子自懂事时起，就要进行朴素道德规范的灌输，进行良心、良知的灌输。我国解放后的社会治理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以法律为辅，同时努力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教育”新的民间道德基础。而在基层社区处理纠纷时，社区中传统的习惯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道德规范和民俗，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过程中，人们被鼓励去“转变头脑”，被鼓励“要有经济眼光”，注重经济利益的取得。在目前经济法规尚不健全，许多非经济因素在经营中仍然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为了获利，有时就会在竞争中不顾忌那些普遍性道德规范的束缚而不择手段。这些行为自然与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单凭法律无疑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许多这样的行为并不直接触犯法律，行为者也十分小心地注意不去触犯法律。现在人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进行道德训诫了，恐怕重复频率最高的是不择手段挣钱的功利主义训诫。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民德”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违反“民德”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应该就是目前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德克海姆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重建“德治”秩序
　　为了社会安定、发展，必须有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使各面关系和谐，这是绝对的不言而喻的。但是，仅仅有法律，是不行的。仅仅有法律我们的社会生活，或许折浅多了些，少了点圆润的曲线;仅仅有法律，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色调或许偏冷了些，缺乏暖意。从欧洲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形看，他们除了法制外，指导人们行止的还有他们信奉的人文主义理念。
　　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在完善法律与加强法治之外，应当重建我国的“德治”秩序。近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在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其核心内容仍承袭的是50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和与之相联系的“共产主义道德”。有的外国学者指出，“中国具有被接受为伦理习俗的传统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可能被转化为一种据以调整关系和影响行为的公认的理想，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方面与古代哲学和儒家礼教相关连，另一方面又与民间的朴素的人性论和人情观相关连。从这两者特别是前者中产生出具有新形式和新内容(即与人们目前的现实生活的内容相联系的)的社会伦理规范，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目前学校中和社会上现行道德教育的实效，分析社会上年轻人中出现的新的伦理观念。对于中国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比较，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是“道德化法律”，以道德为本位，将法律纳人基本道德规范系统;而西方发展出来的是“法律化道德”，以法律为本位，一件事是否道德取决于其是否合法。中国或东方文化强调的是群体性利益，通过道德规范强调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群体或他人的利益。西方文化重视的是个人权利与利益，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人们的“自由”不被他人侵犯，维护的是个人权利的“正义”这是各自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这两个不同的传统之间相互简单的抄袭引用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国体制改革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所以，寻求法理社会中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和谐，把中国传统道德与产生于西方但已逐步成为国际普遍接受的现代法律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新的社会场景中妥善的予以协调，这才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也是培养法律人才良好道德品质的一个有效办法。
　　法律伦理学课程的开设法律教育不仅仅是法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应当正确认识法学专业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素质教育比专业教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素质，又称修养、素养，是指一个人相对稳定的内在修养和涵养。素质可以表现为人的先天特点，但素质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在后天实践中的锻炼和提高，素质反映包含着一种动态的过程，在其本来的含义中却是那种平时的长期修养结果的积淀，表现为政治、品德、心理、文化、理论、身体等许多方面，而且这些方面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往往体现出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中文化知识水平往往对政治、品德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通过正规的法律伦理学课程的经常开设抛弃功利主义的训诫，就可以培养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正常健康的心理素质，信守职业道德，维护公正、公平公开、平等、民主的观念，培养起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应具有的德行和道德勇气、理性和平衡的判断能力、信念和职业义务，德行和道德勇气以一种业已成型的道德观念为前提，该道德观念是成年的法律学生所必不可少的。
　　总之，目前我国法律教育方兴禾艾，发展高深学术和无懈可击的伦理品质，永远是我国法律教育传统根基。我们一定要本着从我国法治建设的长远考虑的原则，强调严格标准和操作的规范性，从而促进有较高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人才群体的形成并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