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特殊教育是“社会工程”

方俊明：

　　特殊教育迈入最好发展期

　　方俊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理事长。

　　《教育》记者：您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殊教育组的执笔人，当年将“特殊教育”单列为一章，并提出健全特殊教育的保障机制，5年过去了，您有何感想?

　　方俊明：依托特殊学校建设等项目，国家支持了62所高等师范院校特教专业、高等特教学院、特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建设。2015年，特教学校学生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5000元。我曾记得，在2008年，《纲要》起草时，认为给特殊儿童提供普通学生8倍至10倍生均经费几乎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但现在，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特殊教育公共财政投入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在一些发达地区，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已达到90%，后进地区也在努力靠近这一目标。截止2014年底，我国已有特教学校2000所，在校学生近40万人。

　　2015年1月，教育部确定37个地区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许多实验区成立领导小组，出台相应文件，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大众参与的工作格局。特殊教育的专项经费得到保障，残疾儿童的生均费用、生活补助都有大幅增长。有些地区特殊教育的对象已从三类残疾儿童扩大到盲、聋、智障、自闭症、脑瘫、肢体残疾、言语障碍和多重残疾，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多。

　　《教育》记者：特殊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未来还会有何发展?

　　方俊明：我作为专业人员，一是期望国家能够实现特殊教育专项立法，用刚性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益，巩固和完善特殊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二是期望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特殊教育学校的投入，义务教育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还需要进一步增加，高等特殊教育和残疾人职业教育学校的运行经费，也需要显著提高。三是期望国家能够建立残疾学生免费教育制度，使全国都能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那样，残疾学生可以享受从学前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四是期望国家给特教教师以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加强有针对性的培养培训，在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各方面，给予特殊的倾斜，增强特教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郑富芝：

　　均衡，是下一步重要任务

　　郑富芝，经济学学士，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

　　《教育》记者：2014年1月，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编制《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明确“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的总目标，并提出提高普及水平、加强条件保障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三大任务。这一目标，为特殊教育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郑富芝：一所所崭新的特教学校在中西部拔地而起，30万人口以上且残疾孩子较多的县都有了一所自己的特教学校，圆了一大批残疾孩子的入学梦。

　　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办好特殊教育”。“十三五”期间，我们的总体考虑是，在“好”字上做文章，在“好”字上下功夫，使特殊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服务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残疾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持续提高。

　　《教育》记者：“办好特殊教育”就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障政策落实?

　　郑富芝：最近几年，教育部会同中国残联对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进行实名登记。结果显示：近70%属于重度残疾，80%左右在农村，孤独症和多重残疾的比例也在增加。在“十三五”期间，要精准施策，提高普及程度。要以县为单位建立台账。视残疾程度，选择特教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落实好“一人一案”，为更多孩子提供合适的受教育条件，实现零拒绝、全覆盖。考虑基层特教学校和残疾学生的实际，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继续增加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2016年将最低标准提高到6000元，达到普通学校的8倍左右。二是全面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按照规划纲要要求，“十三五”期间实现高中阶段免费，使残疾学生的免费教育达到12年。

　　《教育》记者：从顶层设计的加强，到各级政府的推进，特殊教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特殊教育专题评估组发现，各级地市、县乡等基层政府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您认为如何改进?

　　郑富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均衡，全国仍有589个30万人口以下的县没有特教学校，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而且，不同教育阶段、特殊教育所关注残疾儿童的障碍类别也不均衡。除视力、听力和智力三类残疾儿童，自闭症、脑瘫和多重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情况堪忧。

　　特殊教育专题评估组还发现，教材、教具、教法等诸多因素制约着特殊教育质量的提升。1983年为轻度智力障碍儿童编制的教材，仍在一些特殊学校中使用。教师们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自主制作教材的必要技能，相对较弱。

　　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一套能够反映特殊教育特点的国家课程标准，与普通学校课程改革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制定标准时，一方面要使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育评价更加科学规范;另一方面，要能够符合残疾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他们的特殊需要。根据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一整套覆盖所有学科的新教材，让残疾孩子也能够同步接受新的思想和理念，掌握新知识和技能。

　　熊丙奇：

　　特教生随班就读需政策引导

　　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教育》记者：全面推广随班就读，除了普通学校要建资源教室，聘请专业的特教教师外，还有哪些阻力?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熊丙奇：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爆出类似的新闻，诸如某个班级几十名家长联名要求学校让自闭症同学退学。家长们的反对，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反对，是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明确拒绝，并借机对家长们进行教育公平理念的教育、引导，但遗憾的是，一些本来不想接受特殊儿童的学校，“终于”找到了不接受孩子的理由——家长们都反对。如此一来，特殊儿童的同班就读环境就日益恶化。

　　我国必须坚持推进随班就读。为此，必须切实针对随班就读存在的现实问题，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把随班就读的师资保障、教育教学设施保障、特殊儿童校园生活保障，纳入财政预算，我国应该确定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比例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做到;另一方面，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宣传随班就读的特殊教育新理念，促进公众转变观念，提高教育公平意识。

　　《教育》记者：我国特殊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殊教育水平，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熊丙奇：随班就读是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采用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即不把这些特殊学生安排在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学习，而是和其他学生一起入学，一起学习。研究显示：这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对特殊儿童的歧视，也有利于他们融入社会，今后做到自食其力。但我国在随班就读的推进过程中，阻力重重。

　　学校的师资力量与教育教学设施跟不上。对特殊学生进行教育，需要教师接受专门的特殊教育培训，可很多教师并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经验，另外，以前我国大多数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是没有专门给特殊学生设置通道和提供相关设施的，于是，对于接受特殊学生就读，很多学校并没有做好准备。按理，对于这种情况，我国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对教师的培训，或者给每所中小学配备有特殊教育经验的教师;同时，还要投入资金改建校舍;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划。结果不难想象，随班就读遭遇学校冷遇，接受特殊儿童的学校，往往会要求家长陪孩子读书，照料孩子在学校中的生活。而在加拿大，为实现孩子随班就读，所有学校都有残疾人通道和设施，而且，政府部门会给残疾学生聘一位生活老师，照顾其在学校里的生活，比如推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孩子去上课，这是必不可少的投入。

　　程凯：

　　特教生就业应得到保障

　　程凯，博士研究生，中国残联副理事长。

　　《教育》记者：残疾人读书的目的是能够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但很多企业往往拒聘残疾人，他们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程凯：教育对残疾人来讲，主要是改善功能，增加社会适应性，最终实现自食其力。中国残联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将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就业。

　　依法大力推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安置残疾人就业。目前，这项制度执行得不太理想。“十三五”期间，地方的政府部门至少要安排一名残疾人就业，而且是作为公职人员。

　　启动按比例就业的公示制度。这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十三五”期间普遍开展，公示各单位按比例依法安排残疾人的情况，公示缴纳残保金的使用情况，完善残疾人集中就业相关优惠政策。目前，我们正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来完善残疾人就业退税优惠政策。

　　《教育》记者：除了强制企事业单位聘用残疾人外，有没有相应的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的举措?

　　程凯：辅助性就业，主要针对智力障碍、精神障碍康复者、重度肢残者不能够进入普通机构进行就业的残疾人。比如，在家门口、街道、社区办一些小型加工厂来承接一些政府购买的加工的活。支持性就业，主要针对智障孩子在一些单位进行服务的工种，这需要特殊支持性制度来保障。政府还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通过“互联网+”激励残疾人自主创业。此外，还对义务教育结束后进入社会的残疾人加强职业教育的衔接，要有一个就业学习培训的过程，甚至拿到相关的就业证书进入到就业创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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