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网络舆论污名化与警察职业风险

　　防范职业风险，可以从各个角度开展综合研究。互联网上舆论对警察的污名化，极不利于法律的实施，也加大了警察的职业风险。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无意识的群众心理问题，就是“广场效应”。“广场效应”在特定环境下会影响群众对法制和道德标准的判断。在中世纪的欧洲，在18世纪的法国，这类现象俯拾皆是。这种效应在虚拟世界中也一样存在。

网民(netizen)个体的理性会在网民群体的极端情绪中消失殆尽。“人言可畏”、“三人成虎”、“随波逐流”等现象屡见不鲜。在教育互联网中，对某些事物的“标签化”、“污名化”就是实例。

　　一、污名化的含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不可能一一对应，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保真。但是，污名化不单单是对事物认识的偏差，不仅仅是认识不足，而是远远偏离了事物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适应和对世界的改造。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指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对某一事物的歪曲评价。在社会生活中，“污名化”现象很多。对警察的污名化，只是当今中国某些“亚文化”中一个具体的方面。

　　二、污名化的表现形式

　　我国对警察的污名化有地域、警种、时段的区别，但是一般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警匪一家”论

　　这种谬论认为，警察与匪徒早已勾结，集体分赃，置普通民众的利益于不顾，随意出入人罪，徇私枉法。当然，有个别地区、个别警种、个别警察在特定时期确有这种事例，如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案”[1]。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也不是常态。这种论调并未建立在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属于以偏概全的错误。

　　(二)“官(警)商勾结”论

客观上讲，我国大陆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千方百计绑定官员、绑定警察，但是，真正能够绑定警察的商人也只是个别现象。2006年，徐某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进入“全球华人富豪500强”，东窗事发，判刑受罚后，2015年12月徐某因病去世。[2]可见，“官(警)商勾结”现象并不是常态，也没有好下场。从法律的角度观察，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法警(包括协助执行的公安干警)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合法行为，并无违规滥权的现象。同时，毋庸讳言，确有一些人将警察视为商人的“狗腿子”。

因为在城市规划、强制拆迁、征收征用等场合，确有一些地方政府喜欢出动警察助威。有时，为了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低人权保护”成了竞争砝码，在项目用地、雇工等事情上，地方政府确有一些“以警壮胆”的冲动。“以警开路”的现象比比皆是。殊不知，这会置警察于风险之中，也会助长“官(警)商勾结”论这一类谣言。

　　(三)“无官(警)不贪”论

　　在上升空间狭小的前提下，确有极少数警察滋生了“捞一把”的补偿心理，但是绝大部分基层警察并没有贪腐的条件，也没有贪腐的目的，他们有事业心、职业荣誉感，大部分警察能够做到“慎独”、“自省”、“自律”。同时，也有一些基层警察选择辞职，更换工作环境，追求待遇优渥的职业，而不是“靠山吃山”、以权谋私。

　　(四)“无警不色”论

　　极少数警察由于接触社会阴暗面多，正气不够、自律不足、放纵个人欲望，以至于找“小三”、出入风俗场所，给基层民众留下了“无警不色”的负面印象。不过，泛化是不应当的，“一竹竿打落一船人”的做法是不妥的。绝大多数基层警察还是洁身自好的。

　　三、去污名化的措施

　　(一)正确对待传统媒体

　　有个别小报记者包藏祸心，打着“新闻第一”的幌子，以“抓眼球”为目的，为赢得掌声与喝彩而采用非法手段，陷一线警察于不义。另一方面，被访问者(危机中的警察)的素质千差万别，如果他是个精明的人，还是能躲躲闪闪，虚与委蛇，使对方抓不到什么把柄的，如记者追问得过于凌厉，他甚至可以闭口不言，“无可奉告”;如果他是个脾气暴躁、敏感自尊的人，甚至可能勃然大怒，佛袖而去。

　　为了树立警察的良好形象，为了警媒关系的持续，“谨慎地接触”才是应有的态度。侃侃而谈，出尽风头，口无遮拦，言多必失，往往损害警察的整体现象。总之，一线警察适时退出，让执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出面进行危机公关，才是正途。

　　(二)正确对待误会和误解

　　面对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误解，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警察应当做好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能做的事，避免意气用事，避免冲动型执法，避免报复性执法，从而逐步赢得民众的信任。个别事例中，危机公关也有良好效果。此外，与人大代表保持沟通，赢得支持也是一条化解途径。每年，“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都要向当地本级权力机关递交不涉密的工作报告。“警方”(警局、警队)也可以仿效工作报告这一做法，主动联系当地人大代表，将不涉密的工作信息向其通报，消除隔阂，破除神秘感，减少工作阻力，努力赢得广泛的支持。这是一种尝试，值得考虑。

　　(三)依法打击“行侠仗义”旗号下的极端主义行为

　　近年来，一些人造谣生事，以“侠客”名义出现，干扰警察执法，破坏社会秩序。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甚至不惜一切后果地采取极端手段对公众或政治领导集团进行威胁。极端主义(Extremism)又可分为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恐怖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极端爱国主义、极端男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等。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其中，第七条规定：“……第一百二十条之四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3]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其第九章为“法律责任”，其中第八十一条规定：“利用极端主义，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五)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六)歪曲、诋毁国家政策、法律、行政法规，煽动、教唆抵制人民政府依法管理的……”[4]

　　有了法律的规制，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会收敛一些，干扰执法的现象会减少许多。

　　(四)正确发挥网评作用，宣传警界楷模

　　一些网民自认为网络就等于全世界，一些网民自认为网上多数就等于社会多数，一些网民甚至自认为真理在手。殊不知，许多公务员、知识分子、军人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很少发帖、灌水，而是做一个“潜水员”，还有几亿的人也不上网。但是，他们却都是如假包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享有选举权。可见，网络舆情引导十分重要，网评工作十分关键。

　　“网络评论员”(Internet commentator)是指各级政府、各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以上网评论热点事件为目的，力图扭转舆情、影响网上舆论倾向的一种专职或兼职人员。人员复杂，组织程度差异大，物质待遇千差万别，文化素质相差悬殊，道德品质良莠不齐，是这一群体的特征。“五毛”一词(50 Cent Party)就是对他们的“蔑称”。本来，网评员的作用应当是在网上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合乎逻辑的辩驳，引导虚拟世界的理性，进而让网民们“兼听则明”，抵消极端言论对网民的蛊惑，最终使本单位、本部门、本级政府的形象得到维护。但是在实践中，个别网评员“出口成脏”、“以骂代驳”、“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极大地损害了网络的正常秩序，出现了“帮倒忙”的效果。有鉴于此，有必要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精挑细选，以理服人，求大同、存小异，在团结广大网民共同建设网络和谐的过程中，自然地维护“本单位”、“本部门”、“本级政府”的正面形象。

　　近年来，警察队伍中涌现出了刘建设、王军、周克武等英雄模范，[5]再如“全国敬业奉献模范”高宝来(生前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驻区民警)[6]，等等。大力宣传这些榜样，可以抵消“污名化”的不利影响，弘扬正气。

　　(五)动用技术手段，防患于未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第三章为“安全防范”，其中十九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相关记录，删除相关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等主管部门对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责令有关单位停止传输、删除相关信息，或者关闭相关网站、关停相关服务。有关单位应当立即执行，并保存相关记录，协助进行调查。对互联网上跨境传输的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电信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技术措施，阻断传播。”[7]社会在向前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人防、物防、技防三者紧密结合，才能达到消除“污名化”、降低警察执法风险的目的。

　　(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降低污名化的概率

　　对于警察来说，摆脱形式主义束缚，做好本职工作，刻不容缓。过去，在警察面临的风险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参与了一些形式主义的活动而产生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参与了职责范围之外的活动而产生的。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完善机制，将一线警察从形式主义的活动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可以通俗地说，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规范警察权力，制约警察权力，既保护了警察个人，也使污名化言论失去了市场。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第二部分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其中“(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指出：“……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8]可以预期，在法治政府建成之后，对警察等执法者污名化的现象将会减少许多。

　　总之，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这就是网络舆情。当下，只有网络舆情健康，警察的职业风险才能降低。

　　作者：刘刚 胡泰阳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