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成立于1967年，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创始会员，从此两馆开始进行馆际合作及资源共享。1972年，理工学院图书馆加入，合作项目及模式较过往多元化，联席会的运作亦建立了规范。这些经验及成果对香港高等院校之后的图书馆合作及资源共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香港的高等教育始于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以下简称港大)，港大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开放给师生使用，当时香港只有这一所大学图书馆，根本不存在图书馆联盟或合作的状况。

　　香港高等教育于1963年发生了变化，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在这一年成立，中大图书馆系统(以下简称中大图书馆)亦于同年开始运作。两所大学及其图书馆皆接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Committee)(以下简称教资会)的拨款资助。教资会希望两所大学图书馆可以合作及善用拨款，因此，1967年两所大学接受教资会建议成立大学图书馆联合咨询委员会(Universities Joint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UJLAC)。该委员会名称曾作多次更改，现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JULAC)(以下简称联席会)。

　　1 创建背景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大专教育制度多借鉴英国的经验，教资会的设立是基于1964年立法局议员在预算案辩论中所提出的建议，议员认为香港应设立一个与英国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若的委员会，就大学的设施、发展与财政需要，向政府提供意见。于是，教资会在1965年10月正式成立，其原则和工作以英国的模式为依归，向政府就大学的发展和所需经费提供意见，因此教资会对大学如何使用拨款有最终的决定权。

　　同时，教资会建议两所大学成立一个小组作为图书馆合作的桥梁，该建议亦获得港大校长乐品淳教授(Professor Kenneth Ernest Robinson)及中大校长李卓敏博士的支持，因此两大图书馆开始相互合作。1966年12月16日，由中大校长发出通告，在两所大学校长组成的大学校长会(Heads of Universities Committee，简称HUCOM)之下设立联席会，其是一个正式组织。1967年2月1日召开的大学校长会再一次确认联席会的成立，并为联席会定下3项权利及责任：第一，作为一个联络机构讨论两所大学图书馆的行政措施第二，对于图书馆政策向大学校长会作出建议及提交报告第三，至于合作细则及合作方式由联席会自行决定。

　　两位大学图书馆馆长出任联席会委员，有需要时会举行会议并以联署的书信或报告形式向大学校长会汇报工作进度，该文件需要呈送给每位大学校长。

　　联席会自1967年开始运作，香港大学图书馆资源共享合作也从此正式开始。1967年至1983年为联席会的初创时期，除了香港理工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理工图书馆)于1973年加入成为会员外，联席会的运作及资源共享模式几乎没有改变到了1984年，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作大规模改革，联席会才有了重大的转变，进入另一发展阶段。

　　2 名称变更

　　1967年，联席会成立时名为大学图书馆联合咨询委员会;1972年，香港理工学院纳入教资会管辖，教资会改称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Grants Committee，简称UPGC)，1973年，理工图书馆加入联席会，联席会基于教资会建议更改名称，于1978年更名为大学及理工图书馆联合咨询委员会(Universities andPolytechnic Joint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UPJLAC)。

　　联席会于1983年1月通过会议议决，因英文简称UPJLAC不易发音，英文名称改为Joint Universities&Polytechnic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为JUPLAC E81。

　　自1984起，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及岭南学院的图书馆相继加入联席会。1994年，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升格成为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教资会于同年11月恢复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名称，联席会亦跟随教资会于1995年3月将英文名称改为Joint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JULAC)。1996年，香港教育学院纳入教资会管辖，其图书馆因而获邀加入联席会。

　　2002年，大学校长会指示，将联席会更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英文名称为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为TULAC。

　　3 会议形式

　　联席会于1967年成立并开始运作，虽然举行过会议，但只被视作非正式的交流，并且没有保存会议记录，对于部分重要的决定，馆长们以书信形式交换合作意见，即使1973年理工图书馆加入，会议形式仍没有改变。

　　1977年6月6日，会议形式产生了重大改变，港大图书馆馆长赖定仕先生( Anthony Rydings)、中大图书馆馆长简丽冰博士及理工图书馆馆长贝励敦先生( Lawson Burton)于中大图书馆举行会议，确立了联席会定期召开会议的制度，并由各位馆长轮流担任秘书为会议作记录，第一次会议记录由理工图书馆馆长贝励敦先生负责记录。成员馆均同意会议记录以点列式及一页纸的篇幅为限，记录将被呈交大学校长浏览，如校长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讨论细节，联席会会再呈交补充文件。当时并没有选举主席负责主持会议，每次会议在不同的成员馆内进行，各成员馆同意在每次会议前提交议程相关参考资料，以便各成员馆在会议前清楚了解各讨论事项的细节;如需要向教资会或大学校长会呈交报告时，联席会的报告以联署的方式被提交。

　　4 初创时期的合作及成果

　　教资会的教育政策及理念对大学的运作及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根据教资会对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变，本文将联席会由1967年至1983年的合作历程视为联席会在初创时期的发展。

　　教资会于1976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自1965年开始，大专图书馆的设置对大学及其学生十分之重要，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香港除了大专图书馆外，其他图书馆对学术研究支持不足;第二，在香港由于图书及期刊大部份都是外国进口，采购图书及学术期刊的价格昂贵，香港书价往往较原印刷地贵60%，而香港的大专生普遍来自清贫家庭，所以其对大专图书馆的使用量较英国及北美地区的大专学生多;第三，香港大专生的家居环境普遍较差，没有理想的空间进行研究及温习，所以其对使用图书馆的需求十分殷切。

　　因此，联席会成立后，中大李卓敏校长给裘开明馆长的指示是，希望两大图书馆可以尽快开展合作，李校长与港大乐品淳校长均同意教资会的政策，并赞成教资会的建议，决定成立委员会统筹两校图书馆购书及学术期刊的协调事宜，除此之外，教资会亦建议两大图书馆可针对图书交换、馆际互借以及教职员与学生互访的项目作出协调及合作。

　　对于教资会要求大专图书馆加强支持学术研究及善用资源的建议，香港美国图书馆馆长欧阳淑珍及中大图书馆馆长简丽冰于1975年撰文指出，大专图书馆已开展了馆际互借及图书交换的合作，在采购较昂贵的图书或期刊时会先通知对方，减少复本的采购，并构想建立图书及期刊联合目录，达致加强馆藏互补及减省复本购买。

　　1981年，简丽冰馆长的论文总结了联席会在初创时期的7项合作及成果：

　　(1)合作采购。这方面的合作一直受到教资会及联席会的重视，只是合作的方法与现时的合作采购有些分别。当时并没有固定的合作协议，但当有其中一所图书馆要购买一些很昂贵的数据库时，在决定购买前都会先与其他成员馆商议，若其他成员馆已有该数据库，别的成员馆便不会购买该数据库，以免造成浪费。当时合作购买的对象主要是较昂贵的光盘数据库及缩微数据等。

　　(2)图书馆资交换。大学行政部门、大学出版社、各学系皆有大量的学术出版物，一般在刊物出版后都会免费赠送给所属学校的图书馆，但其他大学图书馆则需要付费购买，因此，各图书馆将此等复本数据互换便可以节省不少购书经费。

　　(3)馆际互借。此服务在西方中世纪年代的图书馆已经存在，这也是联席会的重要合作项目。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由于需求并非太频繁，各馆透过信差，于每个星期三在理工图书馆进行互借服务的数据交换，其中包括信件、图书及文件数据，每周一次的数据互换已能满足当时的需求，各馆交换数据的数量亦大致相若。

　　(4)开放各馆的阅览权。虽然馆际互借已经可以帮助教职员获得大部分所需的图书及资料，但联席会认为部分教职员仍是有需要到访其他大学图书馆搜集数据，如查看一些不被纳入馆际互借的特藏图书、期刊或查询数据库等。教职员需向其所属大学图书馆申领许可证，领取证件后可以到访其他两所图书馆。但联席会各委员认为，各院校的本科生应使用所属院校的图书馆，不应到访其他大学图书馆。由于中大图书馆位处偏远的新界地区，较多教职员喜欢到访位于市区的港大图书馆及理工图书馆。

　　(5)图书馆自动化。各大学图书馆刚开始发展及使用自动化系统时，并没有正式的合作协议，自行发展其自动化系统。1978年港大图书馆购买了机读目录数据库，以辅助图书分编工作，港大图书馆亦上传由1976年开始编目的数据至目录数据库中，让其他的图书馆可以自行建构自动化系统与数据库连接以分享与使用数据库，如中大图书馆已完成编程并通过调制解调器与机读目录数据库连接。当各图书馆进行原始编目时，其可以将记录上传、输入数据库，并形成一个香港图书馆目录系统，让各图书馆员及读者可以检索数据，并且该目录系统能够提升合作采购及馆际互借的工作效率。

　　(6)信息检索服务。各大学图书馆均会购置学科数据库，为了节省经费，其协调购买不同的数据库，如港大图书馆就与0RBIT系统联线，中大图书馆则购买DIALOG系统及BRS数据库，各馆亦在互联网上合作，以便共享各学科数据库。

　　(7)流通服务自动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图书馆重视的一个环节，当时港大图书馆已建设了自己的流通系统，而中大图书馆则购买了国际商业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系统，并希望通过网络与其他大学图书馆联网，再进一步与公共图书馆结合以让更多读者受惠。

　　此外，简馆长认为香港图书馆的资源有限，必须与香港以外的图书馆合作，如当时中大图书馆开始发展亚洲特藏书库，便与“国立台湾图书馆”合作，取得了完满的成果。

　　5 影响

　　在联席会初创时期的图书馆合作较重视减省经费，因此着重减省复本购买，特别是复本期刊及新近流行的主题数据库，又利用馆际互借作为资源共享及馆藏互补的方法。另外，中大图书馆及理工图书馆均是成立不久的新馆，馆藏上较港大图书馆逊色，虽然教职员可通过馆际互借获得需要的研究及教学数据，但当时图书馆自动化仍未完善，大部分馆藏数据目录都未能远程检索到，馆际互借未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读者互访是较切合实际的需要，可惜港大图书馆亦因馆舍面积有限而不能完全开放给其他成员馆所有的教职员使用，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务，上述的各项合作也是主要配合教资会的主导思想而实行的合作。

　　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的兴起，各图书馆开始在自动化系统上作出协调，港大图书馆更购买机读编目记录并联合自行编目的书目记录建立目录系统，并与其他图书馆共享资源。同时各图书馆亦分享各自购买的学科数据库，这都是联席会在初创时期重要的合作，亦开启了日后联席会对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采购及共享合作模式。

　　此外，联席会经过初创时期16年的发展，渐渐形成一定的制度，如定期在各成员馆内举行会议，会前有各项议题的讨论文件，会后由各委员轮流担任秘书编写会议记录，各项合作需要各委员达到共识才实行，而并不会将一项决定强加于某一馆上。

　　6 结语

　　综上所述，联席会在初创时期按教资会的指示，从初期通过减少采购重复数据以减省经费，通过馆际互借以共享资源，到后期基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配合，通过分享机读书目记录，形成合作分编书刊的雏形，都可看到联席会在图书馆共享资源上的努力。

　　联席会运作制度的确立，为今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联席会了解香港大学图书馆本身的局限，寻求与香港以外的图书馆及联盟合作，亦启发联席会日后进行区域及国际性合作的发展。

　　作者：廖柏成 来源：图书馆建设 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