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图书评论,优秀图书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推动图书出版事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图书评论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图书评论向社会推荐好书，使有益读物在读者中扩大影响，并使出版者受到鼓励。图书评论批评坏书，对出版者也是一种监督。与此同时，对不同学术内容，发表不同的见解，为活跃学术界的思想、促进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和发展，都有好处。

　　领导上也很重视开展书评这项工作。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担任中宣部部长时，一贯关注出版工作。他曾指示出版工作要抓两头，一头是抓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书，质量高的有水平的，有教育和鼓舞作用的读物，要大力介绍和推广，引导读者阅读；另一头是抓学术著作，要组织，要支持。

　　为贯彻中央对出版的指导精神，我们主张创办一个书评刊物，这个刊物要在中宣部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主张由中宣部出版局自己办这个书评刊物，先是不定期出版，以后变成定期出版。此事请示了邓力群同志，得到他的同意，我们就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商量，由他们出面来承办，我们编辑撰写和组织稿件，由他们出版。这个刊物就是《中国图书评论》。从1986年3月开始出版第一期。刊物正式出版时，召开了座谈会，邓力群出席并鼓励大家，努力办好这个刊物。当时刊物由我担任主编。由伍杰、孔祥贵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陈志强同志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为王大路、宋镇铃。开办时辽宁人民出版社为《中国图书评论》的出版，在经济上和人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每一年还拨出10多万元，给刊物以资助。

　　这个刊物办起来以后，对于贯彻中宣部在出版工作方面的精神很有帮助。刊物每一期都发表有评论，评论是中宣部的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领导上的意图来撰写的。刊物也不断刊载我写的文章，特别是我针对出版的形势，每一年都有一篇综合性的评论，在刊物上发表。

　　辽宁人民社参加这个刊物工作的同志，很是辛苦。他们两边跑，一会在沈阳，一会在北京，两地不断穿梭，取稿、送审和排印、校订，一月一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个刊物越办劲头越大，尤其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搞图书评奖，后来规范化，两年一次，使中国图书奖成为全国重要评奖的项目之一，与中宣部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新闻出版总署办的“国家图书奖”，为三项重大奖项之一，对全国出版社、编者和作者都是很大的鼓励。以后《中国图书评论》迁到北京编辑，并继续开展评奖活动，王大路出了大力，他全心全意，埋头苦干，不幸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和中国图书奖，相互影响。各出版社希望自己出版的图书得到奖励，邀请专家学者写出评论的文章，交与《中国图书评论》。刊物也不时针对出版业中不良的倾向和低劣作品发表评论，引起社会的重视。

　　在这里我还要追溯一下，为了推动图书评论工作，中宣部出版局1985年5月在济南召开了一次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出版部门、报刊社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共70人。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近几年中央关于加强书评工作的多次指示，分析了出版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评论工作的意义，提出了今后改进和加强图书宣传评论工作的措施和意见。这个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由中宣部转发。中宣部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各部门主管报刊、电台和出版等有关单位的同志认真研究，参照执行。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认真抓好这一工作，有影响的报刊都要经常发表图书评论。《纪要》中强调开展图书评论，是宣传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要逐步扩大和完善图书宣传评论的阵地。《纪要》还特别指出，书评要实事求是，对所评的图书要深入研究，既不能只说好话，也不能夸大缺点错误，或简单否定。要容许发表不同的见解，容许对批评进行辩解和反批评。会议建议中宣部出版局促成创办一种公开发行的指导性的期刊(这就是后来中宣部出版局创办的《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会议还建议成立书评学会(学会已在1989年建立)。

　　济南书评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议上作了讲话。讲话已经收在我的《出版工作文集》中。

　　在这一次书评会议中，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我们了解到世界各国对书评都很重视。例如美国重要的报刊都经常发书评。负有盛名的《纽约时报》，日报和星期日的副刊经常发表书评，星期日版的副刊设有《纽约时报书评专刊》，每一周都有40－50篇的书评发表；《洛杉矶时报》日报设有书评栏目，该报每星期六还以副刊的形式出版《洛杉矶时报书评》栏；《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是美国很重要的新闻杂志，这两个杂志每一期都有几篇书评发表。还有，美国《出版商周刊》，都按期登有大众读物、儿童读物和学术著作的书评。这个刊物经常报道世界出版物的动向，该刊在80年代初曾派记者到中国进行访问。这位记者叫休伯特・洛特曼，他在中国访问了两个星期，陈翰伯和我都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还到上海等地采访，回去以后，写了一篇长达32r字的专题报道，题为“中国实地采访录《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出版》”，文章刊登在《出版商周刊》1980年9月19日出刊的这一期。后来，我去参加法兰克福世界图书博览会期间，还见过这位记者洛特曼先生，又和他进行了交谈。

　　自1985年5月在济南召开全国性图书评论工作会议以后，1986年4月又在北京召开图书评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与会的同志，有几位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以中宣部的名义召开。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很生动。邓力群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说：“通过图书评论，优秀图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健康的图书才能受到批评和分析，限制它的消极影响。”他又说：“青年人社会阅历浅，读书尤其需要指导。书评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介，指导广大青年读者多读书，读好书。书评工作要同在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结合起来，组织专家写书评，同时组织读者在读书时进行书评，共同把书评工作做得更好，以促进读书活动进一步展开。”

　　副委员长周谷城发表热情讲话，他说：“书评要提高质量，要实事求是，那些一味吹捧的评论，对社会对读者只会产生消极影响。一本书只值60分，你给打90分；一本书只有60分的坏，你说它90分的坏，都会产生副作用。”他建议，多搞点提供信息的书评。不急于评说好坏，进行褒贬。这种提供信息的书评古今中外都有，我喜欢这类书评，希望书评刊物多提供这类评论。在座还有许多领导同志讲话，对今后书评工作寄以厚望。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创刊时，编委们议论要同时开展评奖活动，这是对书评工作的扩展。1987年7月，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由我主持又召开了首届中国图书奖颁奖大会和全国书评工作座谈会。到会有许多领导同志。胡乔木同志发来贺信，邓力群同志到会祝贺。乔木在信中说：“《中国图书评论》编委会和出席全国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各位同志、各位专家：很抱歉，因事不能出席中国图书奖发奖仪式和全国图书评论工作座谈会，否则我必然欣然前往。现在谨向各位致热烈的祝贺，祝座谈会圆满成功!这次中国图书奖的举办者《中国图书评论》编委会各位同志的工作十分严肃认真，各出版社和各位专家也通力合作，令人钦佩，获奖图书我只窥豹一斑，但是我充分信任各书的编著译校审定者和出版者，很愿意为读者向各位表示谢意和敬意。相信图书评奖和图书评论工作今后会获得更大更好的进展。”此后，又开过几次中国图书奖的颁奖会，李瑞环、李铁映、邓力群、吴阶平、周谷城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此事在报刊上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作者：许力以，本文来自《中国图书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