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与武舞的耦合与传承变迁的分析

　　鼓舞与武舞是人类最早进行的舞蹈表现形式之一，二者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蛮荒时代鼓舞与武舞就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军事战争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武舞与鼓舞均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武舞中分离出来的武术套路和从鼓舞中分离出来的腰鼓运动也都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人对鼓舞与武舞的研究资料中，大部分都是对二者进行单独的研究，研究的视域主要集中在二者的体育性、功能价值与传承状态上，这些研究中不乏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本文试图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找二者的共通性与传承差异，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1鼓舞与武舞的耦合

　　1.1同源是鼓舞与武舞相融的基础

　　1.1.1鼓舞的由来 鼓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早在蛮荒时代，就作为舞蹈的道具之一开始伴随在人类身边[1]。目前对于鼓的具体形成时间尚未有准确的记载，根据已有的史料记载鼓是由圣人创制的，存在着多种圣人造鼓的传说。其中《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认为“鼓是由黄帝发明的”，《黄帝内传》中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夔制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2]。而《物原·乐原》则认为“鼓是由神农氏发明的”。至今为止考古学的成果发现，人类最早的鼓是陶鼓，产生的时间是在新石器时代。另据《列子全译·黄帝第二》中的记载“尧使夔典乐，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此以声致禽兽者也”[3]，“击石拊石”就是通过敲击石头而发出鼓的声音，实际上是起到了鼓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烧制陶器的技术应运而生，很快这项技术就被原始先民应用在了鼓的制作上，即用陶土烧制出了鼓身，用兽皮作为鼓面蒙在了鼓身的两端，这种鼓被称为“土鼓”，土鼓的创制标志着严格意义上鼓的出现。《周礼注疏》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也”[4]。鼓的发明使古代先民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与此同时鼓舞也开始应运而生，鼓的用途开始得到拓展。陶制土鼓的敲击声音虽然要好于最早的“击石拊石”，但是陶制土鼓的弊端主要是易碎和携带不方便。随着社会的进步，原始先民开始掌握用木箍桶的技术，此后这项技术被应用在鼓的制作技艺上，形成了木制的鼓腔，木鼓开始诞生。木鼓的诞生为鼓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鼓的应用范围也开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此时鼓的应用不仅仅停留在击鼓跳舞的简单层面，在驱邪纳吉、鼓舞士气、传递信号、习俗祭祀、节日庆典、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也都得到了应用。与此同时鼓的形式和种类也开始趋于多元化，不同的需求催生了不同功能的鼓，鼓的种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仅周代鼓的种类就达到了30多种[5]。腰鼓是鼓的一种形式，腰鼓自周代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到了秦代腰鼓已经非常普及[6]。

　　1.1.2武舞的由来 武舞的产生与原始社会时期的搏击格斗、战争叙事和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原始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常常依靠武力解决矛盾，掌握战争中的搏击技艺成为了人们生存的必要手段。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类常常伴着节奏将战争中的击刺等动作进行模拟演练，这种形式的舞蹈名为“战舞”[7]。“战舞”作为武舞的原初形态与武术实为一体，远古时期的武舞除了进行战争技艺的演练以外，还起到了威慑对手的作用。1976年在我国广西出土的漆绘铜盘中就绘有由18人组成的武舞图画。我国古代典籍《韩非子·五蠢》中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舜)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里的干戚是在原始社会时期颇具威力并具有神性色彩的兵器。由于原始的战争活动与巫术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执干戚舞”还有以干戚巫术震慑对手的涵义。《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这样两个关于武舞的典型记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 [8]。第一则记载实际上是对原始战争的浪漫主义描述，记录了刑天被帝杀死之后持干戚舞蹈的过程。第二则记载了夏启指挥士者演练九伐之舞的场景。远古时代武舞的另一个重要展演场景是在祭祀和宗教活动之中，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人们对自然、祖先和图腾的崇拜往往也需要通过武舞来展现。武舞与宗教活动特别是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文》中就曾这样记载“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武降神也”。远古时代武舞的展演主要是在战场、庆功会、宗教活动、祭祀庆典等场景中完成，到了西周时期武舞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主要内容是表达在战场上战胜对手的过程以及从中获得的喜悦心情，同时也兼具展示军事实力的意义。古代武舞是现代武术套路的雏形，古代武舞的演练有单人演练也有多人组成的群体合练，群体的合练多配合乐器进行战争阵法的操练，集体组成的武舞合练具有军事演习的作用。

　　1.2鼓舞与武舞的表现形态与价值趋同

　　1.2.1仪式性需要是鼓舞与武舞产生的动因 古代武舞的展演多有乐器伴奏，这其中鼓经常是不可或缺的器具之一。“尧使夔典乐，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场景。鼓舞在重要的展演场景中与武舞不可分割，武舞与鼓舞的仪式性价值是二者同源的基础。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尚不发达，人们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有限，人们相信在生活以外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主宰着一切，这就是神的力量。与此同时人们产生了对自然、图腾和祖先的崇拜，随之而来出现了巫术以及各种宗教性质的信仰。在祭祀仪式和欢庆胜利的场景之中和着鼓点的节拍进行武舞的展演成为活动内容之一，武舞的表演借助鼓所发出的声音进行动作转换，鼓舞的表演之中往往也融入了武术的动作。此时武舞在仪式中通常是展现战争或者狩猎的场景，以表达族群的兴盛不衰，同时兼具娱神的作用。鼓舞在驱邪求吉、娱神通神的作用之外还兼具军事功能，在宗教祭祀仪式上鼓常常被作为“巫师”的法器，同时也成为驱妖避邪的工具。史料记载“周朝时期，瘟疫盛行，举国上下无不为此事而担忧，人们认为瘟疫是一种妖魔鬼怪，为了保障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人们开始设法降服妖孽，此时有人提出瘟疫这种妖孽怕震动同时也害怕红的颜色，于是人们就开始制造出了一种小鼓悬挂在腰间，然后身背腰鼓披红挂绿，敲打舞蹈驱疫镇妖，瘟疫被赶跑，此后腰鼓舞成为了人们驱邪求吉的活动”[9]。在这种仪式性的表演中鼓舞的动作往往会融入武术的技击元素，进而展现战争和通过搏击降服妖魔的过程。诗经《宛丘》中就曾这样记载“坎其击鼓，宛丘山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腰鼓被赋予的这种特殊功能保留至今，在我国陕北地区流传的腰鼓活动仍然具有驱疫镇妖、祈求神灵保佑的隐喻，“拜庙歌”、“九曲歌”、“抱娃歌”、“沿门子”等腰鼓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仍然蕴含着对神灵的崇拜与祈求之意。总之，鼓舞与武舞的表现形态满足了仪式性的特殊需求，同时二者又被赋予了超越本身的神圣力量。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远古时代鼓舞与武舞形成了总体上的价值趋同。

　　1.2.2战争需要促使腰鼓与武舞的功能得以拓展 武舞与鼓舞的产生始终与军事需求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武舞本身就是军事战争或者搏杀场景的再现，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拟的演习活动。虽然武舞中展现的并不是真实战争，但是战场搏杀中积累的“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技击动作通过组合的方式配以鼓乐节奏展现出，是对战争的舞台化再现。这种再现在古代兼具提高技击技艺和震慑对手的双重作用，因此，古代的武舞活动更贴近战争的真实需要，体现了“舞”“武”共存为战争服务的原始态势。《释名·释言记》中就有“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的记载。鼓所具有的强烈节奏感和震撼气势在武舞的表演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舞中有武、舞中行武、舞中现武、舞中存武”是对“武”“舞”相融的真实写照[10]。鼓不仅在武舞展演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在实际的战争中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武器”。鼓在战争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鼓舞士气，演练阵法，传递信号和巫术祈祷等四个方面。鼓的敲击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响正迎合了战场助威的需要。《左转》“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关于击鼓助威作战御敌的记载。鼓在军事上还具有以鼓传讯的作用。我国著名的安塞腰鼓在起源伊始就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塞北与少数民族相连，南通中原要道，自古以来都是汉族王朝地域少数民族入侵的要塞之一，作为陕北重镇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古代驻守在这里的士兵把腰鼓看做刀剑一样的战争武器，遇到敌军来袭时士兵就击鼓报警传递信号，如遇两军交战对垒可通过擂鼓助威鼓舞士气，如果战争获得了胜利士兵则通过击鼓的方式进行庆祝[10]。正是战争的需要使鼓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同时也促进了鼓文化传承和扩布。“武”与“鼓”虽然从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在远古时代战争需求的特殊场域作用之下，二者却变得相互兼融互为促进。

　　1.2.3生活需要促使武舞与鼓舞兼具娱乐化功能 “鼓”与“武”诞生伊始就同时兼具战争与生活的双重作用，战争场景通过鼓乐节奏配合身体语言加以演绎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特征。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有了较强的审美需求，虽然在古人的意识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存在，但是武舞的出现是对当时狩猎、战争中内心情感的真实呈现。唐代诗人杜甫就生动地描绘了剑舞的过程：“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段文字说明武舞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可供娱乐的方式。正是古人这种审美的需要促使源于战争的搏击过程和搏击技巧以“舞”的形式加以展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分化成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展现攻防格斗动作的技术组合，以竞技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今天的武术套路。而第二种形式在展现武术技巧的同时也突出个人情感的刻画，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至今仍然广受欢迎的武舞形式。以少林题材为主题的《少林雄风》、《功夫传奇》和《风中少林》就是典型的代表。以2004年花费巨资打造的“武舞”节目《风中少林》为例，2004至2006年两年内该剧就在国内演出100多场，创造经济收益达1000多万元，且赴美巡演800多场收到了良好的效益。在宗教仪式和战争中分化出来的鼓舞也同样具有娱乐化特征，在娱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鼓舞”以跑、跳、扭、转、蹬、跃、闪、展、腾、挪、跺、摇等动作结构为主体，以武术和体操的动作来表现韵律，进而抒发情感[11]。腰鼓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又分化为“文鼓”和“武鼓”两种形式，文鼓注重情感的抒发，突出扭的技术运用，扭打结合。而“武鼓”则以打、踢、跨、跺等为主，武鼓与武术动作紧密结合，突出动作的难度和个人的展现。武鼓动作中的“二起脚”、“三脚不落地” 等代表动作都源于武术，富含传统文化的体育运动形式腰鼓与秧歌有机结合，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活动之一。腰鼓因其所独具的喜庆气氛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被誉为“喜庆的象征”和“胜利的形象”，早在延安时期就成为激励民众生产，庆祝胜利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2009年的国庆 60周年庆典上腰鼓都成为了重要的表演内容。综上所述，生活需要促使武舞与鼓舞的兼具娱乐化特征，这种娱乐化的特征成为二者延承和普及的内在动力。

　　2腰鼓与武舞的传承分异

　　2.1社会变迁促使腰鼓文化和功能开始发生转向，趋向于世俗化和仪式化特征 战争中对鼓的需要促使鼓在古代与军事紧密相关，战争结束后人们以击鼓声为节奏载歌载舞，欢庆胜利。这是鼓从军事用途之中脱离出来转向民间娱乐和仪式性活动的表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从远古时代走来的“鼓舞”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腰鼓的内容和价值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随着社会的演进与变迁，体现社会特征的文化特点也发生变化。随着冷兵器时代在历史舞台的退出，鼓在军事战争中“击鼓传讯”、“鼓舞士气”、“震慑对手”、“演练阵法”等价值和功能开始淡化，“鼓”开始逐渐脱离军事战争领域的应用。同时鼓舞所具有的喜庆气氛和娱乐特征促使其进一步走向民间，成为全民健身和仪式庆典的重要表演内容。寄生于陕北秧歌、成为政治符号的“胜利特征”、民众健身与团体性表演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以来腰鼓变迁的基本路径[13]。腰鼓与陕北秧歌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结合，腰鼓脱离战争与祭祀仪式的应用后率先寄生于秧歌之中。在陕北人的印象之中腰鼓成为了陕北秧歌的一部分，每逢节日庆典依然沿袭着陕北秧歌的“沿门子”和“排门子”的串访祈福活动。随着社会的变迁腰鼓运动所具有的健身性和仪式性特征开始凸显，迎合了现代社会文化的需要，腰鼓运动开始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和节日庆典的仪式象征。腰鼓运动所蕴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为节日庆典增加了许多喜庆的元素，腰鼓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象征也成为国家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腰鼓已经成为具有陕北风情的“市井文化”，成为了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腰鼓运动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这种世俗化特征并不是说腰鼓作为仪式性的庆典内容开始变得世俗了，而是说人们开始关注腰鼓这项运动的游戏性、大众性、竞争性和健身性，并由此带来了腰鼓运动的世俗化倾向。

　　2.2社会变迁促使武舞发展呈现竞技化与舞台化表演的双重倾向 搏击运动是人类最早的身体竞技内容之一，由于生存和战争的需要，远古时代的人们在战争格斗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武舞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搏击技巧或者招式的艺术化组合性呈现。这种呈现的过程增添了情感过程的展现，成为现代武术套路的雏形。“因此可以说武术套路的源头是武舞是名正言顺的”[14]。在古代社会武术的传承实际上也是遵循着“打”“练”一体的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武术中并没有现代这样“套路”和“散打”明确的区分，“基本功-套路-拆招(散打)”是传统武术传习的基本模式。古代社会武术的搏杀作用凸显，作为战场杀敌、定国安邦的必要“工具”，武艺技能一直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因此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视武术的搏杀技能的，武舞的表演也都是战争过程中攻防技能、阵法演变的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冷兵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武术搏杀技能在战场上的应用价值开始弱化，武术开始走向民间并且趋于健身化和表演化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被整合成为现代体育项目，我们借鉴西方体育项目的经验整合出了以“积分打点”和“主观量化评判”为竞赛标准的“散打”和“套路”竞技项目，形成了“打”和“练”的分途。从远古时代“武舞”中走出来的武术套路经过改良，形成了以“高、新、难、美”为标准的现代竞技体育形式之一。直到2000年，武术舞台剧《少林雄风》的问世带来了“武舞”的复苏。武舞的复苏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武舞的复苏迎合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组合，远古时代曾经是融为一体的表现形式，后来经历了各自独立的发展，到今天在国内和国际文化发展需要的背景下重新实现复苏。其次，武术舞台剧的形式展现迎合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观众的心理诉求。舞台剧在西方是较为活跃的，西方人对歌舞剧的喜爱为武舞的复苏提供了机遇。今天看来从古代武舞中分化出来的武术套路与武舞的形式经过社会文化的规训与影响之后，呈现出竞技化与舞台化表演的双重倾向。

　　2.3现代社会文化诉求促使“武”与“鼓”产生“竞技美”和“艺术美” 的分途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物质文化的发展要早于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精神文化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化堕距”。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由此也创造了诸多的精神文化。纵观“武舞”与“鼓舞”的历史演进，价值需求与文化规训是促使二者由同源转向异流的内在因素，发展到现代社会由武舞衍生出来的武术套路与鼓舞的代表腰鼓的原有价值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进化，古代社会赋予二者的军事功能开始完全消退。武术套路与腰鼓的发展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在社会发展和体育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之下武术经历了重要的转型，开始由“传统”的武术转向“现代”的竞技武术，经过改造后的竞技武术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传遍了世界五大洲。竞技武术的目的是展现各种竞技能力，实现对人体生理极限的不断超越。它所追求的“高、新、难、美”的竞技标准，实际上是迎合了西方现代体育的发展需要，本质上也是迎合了绝大多数人对竞技美的审美需要。 现代文化赋予了腰鼓健身性、审美性和仪式性的三重价值作用，在现代文化的规训之下作为仪式性身体活动的腰鼓运动实际上始终在追求以“审美”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这种审美价值取向与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腰鼓所营造出来的喜庆氛围和整体美感映射了民族的复兴和伟大的时代美感，腰鼓运动通过美的形象和美的情景使人获得艺术的熏陶和感化。由此现代文化对“鼓”与“武”的不同诉求，促使腰鼓与武术套路呈现了“艺术”与“竞技”的不同发展路径。

　　2.4政治权利的制约和规制促使“武”“鼓”文化朝向预设的方向发展 政治权利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制约与规制的作用，我国的文化发展实践证明国家往往通过有形的政策法规和无形的意识形态对文化发展的方向进行控制。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限制，但是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没有脱离国家设定的轨道。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国家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到今天的文化市场化，背后均是国家政策所使然。从“武”“鼓”文化的发展来看也处处体现了国家权力对文化的规制。从国家层面对传统武术进行整合，分化为武术套路与武术散打两大运动形式，并创立了武术套路的国家标准。“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生动概述揭示了我们的出发点是实现武术的国际化进程。这种对武术文化的改良目的并不是要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要实现全球化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文化的“理想”。而“鼓”文化也早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符号”，作为体现民族团结、象征喜庆的腰鼓运动也被赋予了大众健身与仪式性身体活动的双重价值。此外在市场的导向下“武”“鼓”文化也越来越远离其赖以生存的“乡土”背景，被竞技化、舞台化和仪式化，成为被欣赏和娱乐的对象。3结语 作为人类最早的舞蹈表现形式之一，鼓舞与武舞在古代社会被赋予了祭祀仪式、军事应用、生活娱乐等诸多功能。随着社会的演进二者经历了选择性的进化过程，相应的功能价值随着时光的消逝被逐渐剥离，从武舞和鼓舞中分离出来的武术套路与腰鼓在社会变迁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传承的分异，体现了源同异流的整体特征。本研究通过对武舞与鼓舞的渊源传承态势进行比较，认为：同源是鼓舞与武舞相融的基础;仪式性需要是鼓舞与武舞产生的动因;战争需要促使腰鼓与武舞的功能得以拓展;生活需要促使武舞与鼓舞兼具娱乐化功能;社会变迁促使鼓舞与武舞的传承出现分异，具体表现为社会变迁促使腰鼓文化和功能开始发生转向，趋向于世俗化和仪式化特征;社会变迁促使武舞发展呈现竞技化与舞台化表演的双重倾向;现代社会文化诉求促使“武”与“鼓”产生“竞技美”和“艺术美”的分途;政治权利的制约和规制促使“武”“鼓”文化朝向预设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