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的身体动作研究及其对体育人类学的

　1 引言
　　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曾指出，有时候某些观念会以惊人的力量给知识状况带来巨大冲击。由于这些观念在顷刻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它似乎向人们允诺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所有疑点。人们都争先恐后抓住它，将之作为进入某个新的实证科学大门的密钥和用来构建一个综括性分析体系的核心概念。由于所有敏感而活跃的头脑都立即转向对这种观念的开发和探索，这种“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来，一时间把几乎所有的观念都挤到一边。“身体”便完全符合朗格对“宏大概念”的描述。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身体转向”（the bodyturn）运动，从不同学科对身体不同层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从身体哲学、身体美学到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令人应接不暇。20世纪末国内有媒体就称“身体研究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新知领域”。身体研究运动也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风潮至今还余波荡漾。
　　与此相应，近年来，柏拉图、笛卡尔、尼采、福柯、梅洛·庞蒂这些身体研究史中的著名人物也频繁见之于体育研究的论著中。对体育而言，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身体是体育行为的实施者，没有生理身体的参与，便没有体育，此时的身体是主体；身体又是体育行为的对象，参加体育活动是为了改善和提高身体质量，这里的身体便是客体。因此可以说身体是体育行为的实施者和体育价值的承载者，体育属于人类身体文化范畴。但是，事实不止于此。身体可分为静态身体和动态身体，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服饰、染发、束腰、纹身、隆胸、缠足等等文化现象中涉及便是静态的身体；工艺技巧、舞蹈及体育所呈现的明显属于动态身体。所以更准确地说，体育是由一个个身体动作构成的人体运动形式，“体育是文化，但它是与人类具体的身体运动行为不可分割的文化”。无论现代体育还是传统体育，身体动作都是基本的构成单元，既是实现体育效果的载体，也承载并表达着千百年来不同文化赋予体育的不同价值和观念。任何体育项目都是由一个个连续的身体动作组织起来的，体育乃是一种人类的身体运动文化。
　　人类身体有两个基本面向：自然的身体与人文的身体。自然的身体源自人类的先天动物遗传，而人文的身体则是后天文化的创造，自然身体提供具有各种可能性的质料，文化则将之塑造为人文身体。这即是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著名划分：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她并认为身体作为自然物是被社会力量塑造的。西方体育研究辞典将身体动作或运动（motion）定义为在一定参考物之下改变位置的行动或过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直线型或平移动作、角运动或旋转动作、两者兼有的动作，一般动作都属于两者兼而有之。体育中身体动作的自然方面主要由今天体育学下属的运动人体科学来研究，尤其是运动生物力学更是将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体育中身体动作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便由体育人类学来探索和研究。
　　体育研究的任何一门学科都非从天而降、平地惊雷，它们皆依托于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体育的问题。体育人类学如此，体育人类学的身体动作研究同样如此，都孳乳和受惠于人类学。在研究体育的身体动作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前，简要回顾文化人类学中相关重要研究便十分自然和必要。尽管文化人类学长期以来致力于亲属关系、宗教信仰、政治组织、贸易交换等重大文化事象的书写与研究，并没有就身体及身体动作展开讨论，它们只是在民族志中服饰、舞蹈等部分中或隐或显，但还是有人类学家注意到身体动作的文化意义，并做了或深或浅的探索，影响了后世相关研究，如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伯德惠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及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卓越工作。对前人研究的回顾一方面将显示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研究的立基之地，更重要地是将会明确其在身体研究、体育研究和身体人类学中的位序和独特学术价值。2跨文化比较中的“身体技术”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是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的外甥，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骨干，被誉为法国民族学之父。莫斯于1934年5月17日在法国心理学协会会议上作了关于身体技术的报告，进而整理成《身体技术》一文并发表在1936年的《心理学杂志》上。这篇重要论文被视为身体人类学的奠基性文献，其实它更是文化人类学身体动作研究的开山之作。
　　莫斯将“身体技术”定义为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显然，身体技术就是身体动作，受到文化传统的限定和指导。1898年一位游泳专家提请莫斯注意游泳技术动作的变化及其在历史和民族志中的意义。由此，莫斯特别关注了游泳技术这种特殊身体动作的变迁，他发现自己曾经学习潜水时，先学会闭上眼睛，然后才学习在水中睁开眼睛，而现在的技术动作则颠倒了过来。对身体技术来说，每个社会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习惯。莫斯注意到英国步兵的行军步伐不同于法国步兵，在法国军号吹奏下，由于无法协调，英国步兵团无法列队前进。就凝视来说，在军队里，这是礼貌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无礼的表现。新西兰毛利女人行走要采取大幅度扭腰的步态，这在外人或许看来是粗俗的，但毛利人对此则极为欣赏。毛利人母亲用这种被称为“on—ioi”的走路方式训练她的女儿，当一位小姑娘忘记扭腰时，母亲则会提醒她：你没有扭腰。因此，莫斯指出：“行走是一种习得方式，而不是一种自然的方式。……人行走时，手臂的姿势、手的姿势构成了一种社会特异性。”而有关休息，也存在着各种合乎礼仪或不合礼仪的手势。如果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用肘撑着身体，而在不用餐时把手放在膝盖上，那可以准确猜出他是个英国人；一位法国年轻人则不靠着桌子，双肘呈扇形展开，他把它们按在桌面。
　莫斯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对身体技术进行分类：两性之间身体技术的不同、年龄增长与身体技术的变化、身体技术的效益、身体技术的传授。他还详细罗列和比较了人一生不同年龄和生命阶段可能学到的身体技术：出生和分娩的动作技术、儿童时期的动作技术、青少年时期的动作技术、成年时期的动作技术。成 年时期的动作技术是莫斯论述的重点，他将其又细分为睡眠的技术、休息的技术、活动与动作的技术、照顾身体的技术（擦洗、照顾口腔、自然需要方面）、消费的技术（吃、喝）、生育的技术、有关治疗和反常的技术（按摩）。其中所谓“活动和动作的技术”其实就是体育的身体动作技术，因为他在此较为全面地论述和比较了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人的行走、奔跑、舞蹈、跳跃、攀登、滑雪、游泳和各种力量型动作（推、拉、举、投、抓等等）。
　　从具体到抽象，莫斯认为：“身体是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不用说工具，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技术对象与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受到控制的。”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即使当他有了一把餐叉与一把刀时，他也会尽一切可能只使用他的右手。他绝不应该用左手接触食物，用右手触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就此，莫斯说：“要想了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而那样做，仅仅靠有关人体的运动机能的不对称的生理学或心理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强迫他这么做的传统。”所以，他反复提醒人们不应把身体技术及其变化仅仅视为心理一生理过程，它更是一个社会一文化问题。总体来说，莫斯作为人类学家，依据丰富的民族志材料，以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文化中多样性的身体动作，并认为这些身体动作都是被文化传统所约定俗成的。
　　如上所述，莫斯的论述多次引用体育项目的身体动作技术作为分析对象和论据，他明确指出：“我最赞赏魔术师和体操老师。”足见莫斯对体育身体动作的文化意义格外重视。莫斯本人讲述的一则轶闻则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身体动作与文化关系的观点：“波斯国王应拿破仑三世之邀访问法国，他用手抓着吃，皇帝一再请他使用一把金餐叉，这位国王回答道：‘你不知道你失去了多少快乐啊’。”
　　3 作为非言语交流方式的身体动作
　　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势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问世，标志着对作为一种非言语交流方式的人体动作进行技术研究的开端，也宣告了“身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1979年，伯德惠斯特尔创办了《人类动作的人类学研究杂志》（《Journal for the AnthropologicalStudy of Human Movement》），这份学术刊物推动了身势学的常规化和机制化发展。Kinesic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kinsi—si，意为运动、动作，伯德惠斯特尔将之定义为对与人际间非言语沟通相关的身体动作的研究，他认为身体动作交流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习得的交流行为。当然，身势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个人面貌、着装、手势、面部表情。伯德惠斯特尔认为在一次对话或交流中，言语在表达社会意义上发挥的作用不超过30%-35%，换言之，以身体动作为代表的非言语交流方式能够传达人际沟通中多达70%的内容。因此，身体动作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非言语交流手段，身势学就是对“身体语言”的研究。身势学认为“身体不会说谎”，和说话相比，身体动作能够传递个人性情、态度等情感信息，身体动作传输的讯息更接近于人的真情实感，是人的意志、情感和思想的缩影。
　　伯德惠斯特尔将他的研究分为三部分：前身势学，微观身势学，社会身势学。前身势学是身势学研究的第一步，主要是贮备有关身体动作的心理和生理（肌肉一骨骼系统）方面的知识。伯德惠斯特尔深受结构语言学影响，他将身体动作沟通视作一个和语言一样可以独立于行为人加以描述的结构体系。基于此，他利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和概念，描述身体动作交流行为的结构，评估某些特别动作和复杂动作在沟通过程中的重要性。微观身势学是记录并初步分析差别化意义的基本单位——动素（kine），并对这些基本单位进行系统分类，将之概括为可操作的形态学类别——从动素（kine）到动位（kineme）。动素（kine）是一个代表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行为范围的抽象概念，在结构上是音素的直接类似物。例如，11个不同的眼睑闭合的动作（如睁眼、下垂的眼皮、斜着眼看），就是11个具有差别意义的动素。包括一定范围内不同动素变体（kine variants）的一个类别，就是一个动位，构成具有不同意义的诸多身体动作的最小集合结构，类似于音位（phoneme）。而众多动位又被有序整合为表达社会意义的行为结构，这样的结构即身势语词素（kinemorphs）。可见，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势学研究其实就是将结构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和术语类推到身体动作交流结构的分析中。伯德惠斯特尔认为从根本上说，身势学研究的未来有赖于这一认识：行为与言词一样，具有它们所发生情境中的唯一社会意义；社会身势学就试图确认动作和表情背后的情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
　　文化创造和决定了作为人际交流形式的身体动作，并赋予其特定社会意义。文化多样性和特殊性意味着身体动作及其表达的社会意义并没有普遍性，在不同文化中，同样的意义可能由不同动作表达，同样的动作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所有有意义的身体动作都是习得的。正如对身体语言进行跨文化比较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所指出的，白人的身体动作与工人阶级黑人不同，与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纳瓦霍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都不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独特的坐立仰卧方式，独特的打手势的方式。伯德惠斯特尔也指出，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身体姿势和表情具有普适意义。即便是人类共同的微笑，在使用和理解上也有文化差异。例如在美国，对微笑的理解在不同州就不一致。研究发现，比起生活在中西部的人，东部海岸的人在公共场合就较少微笑。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的中产阶级假如在街上相遇，就比新英格兰人更经常地微笑。
　以伯德惠斯特尔为代表的身势学研究者，一方面继承了莫斯所展现出的人类学家特有的跨文化比较意识和对文化多样性的敏锐觉察，在田野调查中着力发现并分析不同文化中身体动作交流方式的不同用法，并且学以致用，致力于消除跨文化的非言语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会和障碍，推动国际文化传播和交流互鉴，霍尔就是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不仅认 识到文化对非言语交流方式的塑造与规定，更以身体动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去探究和比较身体动作在日常人际交流和国际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范式无论在理论生成和研究方法上都颇有创获。因此，身势学对于体育人类学从身体动作角度研究民族体育和现代体育，都具有十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4 社会记忆与“身体实践”
　　美国人类学家康纳顿的问题是所谓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他强调了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hies）中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在保持社会记忆上的文化作用。身体实践也即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康纳顿认为，任何社会秩序的参与者都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而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其实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回忆性知识是在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操演记忆则是通过身体完成。他说：“社会记忆有一个方面被大大忽略了，而它又是百分之百地重要：身体社会记忆”，“从文化意义上说，特定的姿势操演为我们提供了身体的助记方法（mnenornics）”。可见，康纳顿所谓传递和保持社会记忆的身体实践、体化实践其实就是身体动作实践。
　　康纳顿重点讨论了纪念仪式中的身体实践，因为纪念仪式对于塑造社会记忆起了重大作用。仪式是一种规则性的表达艺术，倾向于程式化、陈规化和重复。正是在这循规蹈矩的不断重复中，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操演者的全部生活。因此，仪式绝非形式，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仪式中身体动作的操演，能够强化信仰、影响信者的行为。在仪式中，身体在规定的套路中被赋予适当的姿势和动作。身体保持直挺挺的立正姿势，全神贯注；双手合十，放置胸前，就像做祈祷的手势；人们鞠躬，跪下来表示虚弱；或者，他们也可以完全放弃直立姿势，匍匐称贱。纪念仪式通过身体.陛的操演，重演和再现了族群历史故事或神话，建构了人们的族群记忆。每一次举行仪式，都是又一次的对群体记忆的确认和强调。康纳顿还特别指出身体实践的两个区别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特别记忆效果，即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获得方式。身体实践需要亲身参与，即“体验”——用身体来经验，它们不会独立于操演而“客观地”存在；获得它们的方式则是多次练习，最终习惯成自然，不需要明确反省它们的操演，在无意识中便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传播和保持社会记忆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身体实践的这一重要作用被熟视无睹，然而这正是其作为记忆体系的重要性和可持续性的源泉。每个群体都对身体实践委以最急需、最迫切保持的价值和范畴。下面这段引文充分表达了康纳顿的理论观点：
　　“我们用词语和形象向我们自己表现过去，以此保存关于过去的不同说法。纪念仪式是最突出的例子。它们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正如我们所见，在仪式语言（rhetorical）的说服力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定性身体行为。不过我们不用语词和形象加以明确重演，也能有意识地保存过去。在纪念仪式中，我们的身体以自己的风格重演过去形象，也可以借助继续表演某些技艺动作的能力，完全有效地保存过去。我们可能不记得怎样或何时初次学会游泳，但我们能够继续成功地游下去——记得怎样做一而自己完全不用考虑有什么重现活动；当我们没有足够能力同步做有关身体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向脑子里的惯习请教应当做什么。许多习惯技能的记忆形式说明，对于过去的记忆来说，虽然从不用追溯其历史来源，但却以我们现在的举止重演着过去。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
　　康纳顿对身体实践传承和维持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的精彩阐述，对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价值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民族传统体育经常在各种宗教节日或祭祀仪式里上演，通常是原始信仰的产物，仪式性是其极为重要的属性，例如赛龙舟、抢花炮、舞炮龙、跳锅庄、东巴跳等等无不如此；而且，越原始的项目，信仰的神秘主义色彩越浓厚。用康纳顿的话说，民族传统体育就是纪念仪式上的身体实践，那么也便同样具有维持和强调族群集体记忆的功用。当然，这只是理论的推演，民族传统体育到底如何保持了社会记忆，如何增强了族群认同，需要体育人类学从身体动作的角度深入田野去实证。
　　5 对体育人类学的意义与启示
　　5.1 文化塑造了身体动作
　　霍尔说：“文化是人的中介。生活的一切方面，无不受文化的触动，无不因文化而改变。”无论人生在何方，赋予他特性的是他的文化，即总体的交流框架，包括他的语调、行为、体态、姿势、语气、表情，他处理时间、空间和物质材料的方式，以及他工作、游戏、做爱和自卫的方式。人是文化的造物，没有文化，人只是动物。自然的身体是人的动物本性的遗传，只是提供了变化的可能性，就好比是一堆原始材料，而人的身体展现为哪种形式，发展出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即人们运用身体的方式乃是由文化控制和塑造的。人都具有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但踢足球和打羽毛球显然是文化“化育”的结果。文化塑造了人的行为和观念，包括身体动作的形式和观念。这实际上就是坚持文化整体观。文化整体观是一种把观念和行为当作相互关联的要素，置于更大文化和异文化背景下来理解的视角。与整体观相对的是还原主义，即把一个问题简化为少数可以观察、控制的因素或变量来看待。从文化整体观来观照体育，对任何身体动作及由其累积构成的体育活动，只有将之置于它所生长和发展的文化大背景中，才能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任何对其进行改造的努力，也应充分考虑它的文化复杂性和综合性。例如，东巴跳只能在纳西族东巴文化中产生，也只有在东巴文化中才能得到解释，东巴跳的每一个身体动作也绝非随意创造，而有着其特定的文化蕴含。
　　莫斯和伯德惠斯特尔的研究都展示了文化作为整体对身体动作的形塑，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体动作的文化多样性。对体育人类学来说，这意味着 应该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全面理解承载着丰富社会和历史意蕴的身体动作，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便不应脱离其滋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只以现代体育的标准进行割裂式改造。
　　5.2 中国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研究的学术价值
　　1977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Jhon Blacking）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身体人类学》的书。布莱金在导论中说，身体人类学不同于以往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因为它所关注的不光是人体的生理、生物学特征，而是更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的特征。他并指出，身体人类学的首要研究领域应是“人类情感的品质和感觉的结构”。根据章立明、胡艳华对西方身体人类学的梳理，就可发现西方身体人类学更多地研究了服饰、纹身、纹面、身体感觉、性、医疗身体、政治身体等相关的身体论题，而对动态身体较少关注，只是在涉及舞蹈时有所触及，但也未能深入到身体动作的层次。2008年出版的一本由西方学者所编撰的身体文化史的百科全书主要内容是对身体各个部位的文化史的梳理，从头发、皮肤、大脑、脸、颈部、手、脚、乳房、臀部、生殖器官及各种体液的文化史，就是没有身体动作的文化史。而中国的身体人类学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旨在使“身体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这标志着美国民俗学身体研究的诞生。中国学者在梳理相关论著之后发现，美国民俗学身体研究根据不同学术渊源和侧重点，呈现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受到福柯和道格拉斯影响，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塑造身体，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并如何体现和表述它们。另一种则强调身体活生生的肉体性，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而两种取向，又以前者为主导，身体更多地被视为文化塑造和刻写的存在物，而非一个能动的创造和实践主体。以这两种研究路径来看，莫斯对身体技术进行的跨文化比较更加偏重前者，而伯德惠斯特尔和康纳顿的身体动作研究就属于后者。如康纳顿所指出，身体作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载体而受到关注，经常被讨论的是身体的象征体系或对于身体的态度或关于身体的话语，而不是身体的构成如何不同，行为如何不同。他不满于此，立足身体动作本位，卓越地分析了身体实践在延续和保持社会记忆上不可替代的能动作用。这也是康纳顿给予体育人类学的重要启示。
　　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研究以动态身体为基本立足点和问题中心，试图探究原生性身体动作在人类文明起源中的重要能动作用。
　　这一研究路径第一步就是通过考察东巴跳和东巴文的关系，论证身体动作对原始文字萌生的直接作用，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预期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将继续深入田野，扩展研究个案，更加细致深入地探索身体动作在人类文字起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在完成文字起源的研究后，未来也可探讨身体动作与原始宗教、艺术萌芽、武术起源等重大文化事象的关系。这不仅是对体育起源和价值的探索，更是从身体动作角度复原和再现人类文明起源过程的勇敢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爆发力和价值。因此，体育人类学对人类身体运动文化的系统研究，将不仅有助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和开发，也将丰富和完善身体人类学和民俗学身体研究的学术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