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体育化时代与“文化空巢”的关联研究

　近年来，武术学术界对于体育的武术（竞技武术）、文化的武术（传统武术）和教育的武术（学校武术）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程大力3，学校作为传承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未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而真正意义的传统武术作为中国武术的典型代表却沦为了弱势群体并被边缘化，在逐渐退出大众视野的舞台时，最终固化成为了濒危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可见，传统武术除了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外，早在竞技武术产生之初就注定武术“文化空巢”现象的萌生，武术体育化时代的“文化空巢”已非常完全地凸现。
　　1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与逻辑分析法等。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1994-2014年）、百度文库以及微软学术搜索，以“传统武术、竞技武术、学校武术、体育化时代、文化空巢”为关键词进行文献及网页检索，筛选出与本选题直接相关的文献20余篇，在学校图书馆查阅关于近十年武术与文化相关专著10 余本，并对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总计查阅文献量约120 篇（本）左右，具体参考文献为30篇（本）。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历史与逻辑分析法，引用多学科理论工具，对武术文化演变纵向史学考察和横向资料整理的推理，有助于开拓研究思维，并为研究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2 武术体育化“文化空巢”现象解读
　　“文化空巢”，最初由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先生提出，他对当今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日益严重的“文化空巢”现象备感关注。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中描述，“在我们为那些不知不觉就会被推土机推去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心怀忧患之时，是否知道它们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这些历史形态犹存的村落与街区，……，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这就是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8]。那么，如何理解武术体育化“文化空巢”现象呢？它是在全球化工业文明发展背景下，中国武术受到西方竞技体育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武术技能、武术教育与传统文化分离的综合。站在历史学视角，从1979年国家下发《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1983年启动，历经三年至1986年，武术工作者在开展普查与抢救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初步查明流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有129种，大量散布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诚然，当罗布泊的楼兰古国仅留下一望无际的沙海和几颗孤独挺立的胡杨；当惠安女的传奇生活成为了过去；当孤独的四合院成了老北京最后的象征；当沱江边在沈从文眼里的《边城》失去了原本的静谧与安详渐行渐远……，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多元文化空间早已频频出现“文化空巢”现象。如今时隔三十几年，就原有挖掘整理的129种拳种现在仍然留存的究竟还有多少早已不言而喻。那么，本身作为一种本土化文化生产并在民间广为繁衍生息的武术在体育化时代距离“文化空巢”还能有多远？
　冯骥才在《2011两会专题·艺术家上两会、看两会、说两会》提出：“中华民族最深的根不在城市，在农村”，“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9]。陈青先生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城市为人类的社会进步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整合的同时也是文化的中心，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加快了人类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节奏，其结果影响着包括体育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和价值取向[10]。除此而外，竞技武术、学校武术、社会武术是否早已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外壳而将其慢慢遗失呢？文化作为是一个民族的根本，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血脉，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驱力。武术传播的扩大化，尤其是对竞技化、商业化、娱乐化一味地追求，“文化空巢”现象必然会产生。郭玉成认为，武术也在快速地向“文化空巢”方向移动。在武术体育化生产的过程中，传统意义的武术只剩下了一些体操化的竞技武术，文化大量流失，徒留空巢[11]。因而，必须要防止中国武术现代传承中的文化断层，始终保留武术历史文化的记忆。
　　3 武术体育化时代“文化空巢”现象的分析
　　3.1 传统武术历史留存空间
　　在中国武术发展历史长河中，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体现出特定的形式、功能和价值。近代中国，武术成为众多社会精英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宣扬中，由中国社会精英的带动和运作使“武术有了新型组织”，武术得以进入到各类组织机构如学校、军队、机关、运动会等[12]，将武术与西方体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精武体育会”的成立和发展使武术在“贴满 标语”的运动场开始了同场竞艺和表演，“作为运动会除了比出优胜，激励运动者‘更快、更高、更强’地奋发之外，借运动会展示武术魅力，并通过武术活动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吸引更多人投入其中预期[12]”。
　　20世纪50年代国家将武术运动提上了新中国体育的议事日程并列为推广项目，这一时期的传统武术发展可谓百花齐放，据资料显示，1953年11月8～12日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有145名运动员作了332个传统武术项目的表演，仅拳术就有139项。之后随着国家武术队的相继成立，全国武术观摩比赛内容从以传统武术为主逐渐向体操化竞技武术过度，期间由于在比赛中突出了速度与节奏，可以说武术的竞赛规则催生了现代竞技，武术技术有了新的突破，精英式武术运动员培养滋生武术的“快餐文化”，以及商业化散手比赛成为了体育化武术的助推器。这一系列变迁为后来竞技武术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并且比较具体地区分出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高低，这既标志着武术竞技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加剧了竞技武术朝单一化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传统武术退出武术观摩比赛主流的进程。传统武术传播场所的大幅消减或消失，归根结底是传统武术生存环境的变更，这是导致传统武术传承方式发生改变的重要推手[13] 。
　　尽管有学者用审视的眼光看近现代武术“套路比赛是花架子”“散打比赛不能体现中华武术的技术特点”[14]，但不论是套路还是散打，或者说是武术的“演与打”，两者都具有武术的双重性，且在民间传统武术历史流传中早已存在有“打把式、练把式、说把式”的形式，并非现代创造的产物。从另一视角观察武术“演与打”的并行发展，武术在西方体育的强势入侵和自身生存的困境下，开始了自身的体育化转型“重生与尴尬”[15]，那么就不难理解，武术的体育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武术的体育化转型为精英武术的生存提供了保证。不同于武术竞艺观摩的各种类型的武术比赛可以进行技术交流的效果值得肯定，对于武术文化传承与影响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3.2 竞技武术“标准化”生产模式导向
　　随着工业化历史时代的变迁，武术从民国时期的“中华新武术”进入到学校，再到新中国以来政府相关人士提出了高难度动作的“竞技武术”设想和认同。在1959年，时任国家运动司司长的李梦华在“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会”总结会上发言：“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是否适合我们的武术，大家考虑。这是技术提高的方向。武术运动不讲哪种拳，提高难度才能反映出水平不断地提高。永远停留在一个难度上是不成的[16]。”六十年代初期，原国家体委又提出了“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武术技术发展方向[17]。最终武术从1990年成为北京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到2008年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特设项目，使武术完全进入了体育竞技化时代。随着竞技武术进奥运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围绕武术进入奥运会中国体育主管部门做出的种种努力，从体育化目的围绕着“高、难、美、新”做文章，然而，理想是未来的现实，现实是理想的基础，理想的实现必须从现实着手，要分段实施，并且还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周围的环境[18]。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先生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武术发展的更重要问题是，武术进入奥运会要舍哪些、取哪些，不进奥运会的那些部分怎么继续发扬，不能因为要发展进入奥运会的那几个武术项目而置其余更多的项目于不顾[19]。
　　规范化知识将局部操练归因不同规范标准，规范化的武术技术决定了身体训练的路径也将是程序化的批量生产模式[12]。对于此，正如程大力所认为的“样板武术”催生了一大批享受“快餐文化”的武术精英，它的出现势必会破坏传统武术存在与展示场域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造成传统武术文化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流失，从而直接导致了传统武术的濒临灭绝”[1]。
　　不可否认，近年来“武术标准化”在国内及国际普及和推广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武术段位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文化需要多元化并存，处于一枝独秀的竞技武术确实要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才会更加彰显，从竞技武术发展轨迹分析，重竞技而轻文化现象已是普遍现象，但是作为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今天中国竞技武术出现“文化空巢”也许仅是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一个小点而已。
　　3.3 “国家意志”体现与武术教育薄弱
　　学校是武术发展和传递的重要载体和场所。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武术教育一直是在政府行为的体现，国家意志则在武术教育价值中可得到最高体现。从民国初期倡导“强国强种”为民族精神，1918年《中华新武术》问世，并由全国中小学校校长会议决议将其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武术才正式进入学校教育领域，这一举措改变以往武术传统教学方式向近代体育教学方式转变，并为武术的普及和推广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校武术“体育化”和“竞技训练化”长期影响下，学校武术教育发展在目标因素中以西方教育理念和体育教育模式运作下的学校武术教育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成为纯粹的体育化身体锻炼的手段[20]，教学理念和方法的不相适宜使学生对武术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逐渐消失。可以通过以下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武术教育现状调查数据来比较：1924年6月，据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全国40所中等以上学校调查，将武术课列为必修课的占52.5%，在课外开展武术活动的占22.5%[21]；而近年邱丕相课题组在对《当代学校武术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分别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52所普通中小学的武术教育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学校并没有开设武术课，只有22.4%的学校对于武术教学非常重视或重视，大部分学校重视程度一般或不重视，即便有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也十分有限[22]。那么受竞技武术的影响武术进入高等学府发展究竟又如何呢？在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学校“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化”在作为身体文化的武术中得到充分体现。虽然高校武术也以竞技武术的模式和思路为主， 武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注重体育化武术技能培养，毕竟武术体育化时代下对武术文化整体传承受到的影响很大。
　　Rink指出：“体育课主要是以学生的终身体育为目标，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不重视情感目标，学生可能是技能型和知识型的学生，他们很可能选择不参与身体活动[23]。”除了由于武术教育与教学目标趋于竞技体育化的错位，部分学校承担了培养高水平优秀武术运动员的责任，学校教育只注重对学生武术身体和武术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对武术学习情感的需要，对于学校武术体育化和教育化功能的模糊，这也正是近年来武术在中小学开展微弱的真正原因。邱丕相认为，“一种文化的兴衰往往依赖拥有这种文化的人数”。武术传承既要精深，又要广远，受众越多越好。由于武术教育的失范导致许多对传统武术怜惜的武术教育工作者不知将该何去何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引导学生对武术产生兴趣，才能考虑到武术的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升，才能更有效传承武术文化，否则一切都将是空谈。
　　4 武术体育化时代的文化理性回归
　　4.1 传统武术文化之创新
　　传统武术在国内的发展中处境显得很尴尬，习练群体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长久以来传统武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形成的神秘性密切相关，必要地去除传统武术的神秘性，有助于现代社会追求“简约化”的人们正确认识传统武术文化，以便充分发挥其整体价值。中国武术要以本民族文化重建与创新为己任，从多个维度发展“体育的武术”“文化的武术”与“艺术的武术”，它也将必须超越“体育化”的误区[24]。民间传统武术文化由于在历史传承中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其一度处在神秘之中，各类相关的民间流传和受“穷文富武”思想的影响以及混杂的传统文化理论背景为支撑，武术的神秘性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在科技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昌盛时代，滋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襁褓之中的传统武术也在无休止的“祛魅”浪潮中展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2]。一方面，对民间传统武术文化需要活态保护，另一方面，对现存流派拳种继续梳理的同时需要在传承渠道和传授理念上有所创新。
　　乔晓光认为，“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逐渐形成强势文化对弱势边缘文化的侵蚀，当经济迅猛发展到每个地域后，相应而来的是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无形文化发生急剧消亡和流变[25]”。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武术各界人士对民间传统武术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工作。虽然某些拳种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真正的继承工作需要活态的传承人来完成，却不是单靠收集一些武术资料和制成影像留存下来即可。随着社会加速发展和城乡变迁，使传统武术失去了武术传播场域的土壤，无形中加速了现有民间艺人流失的进程，一些武术之乡民间武师的相继离世，民间武术传承后继无人，加速了传统武术文化也成为了“空巢文化”。民间传统武术作为中国武术的代表，若作为主要载体的真正懂武术的传承人消逝了，则就真正成为了“逝去的武林”，伴随着千百年的武术文化传承也将就此中断，再想重建与回归似乎就是天方夜谭。
　　传统武术的科学体系，以及教学和训练的科学化是武术文化传播的根本所在。传统武术需要科学化不仅是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而且传统武术在祛除一些不科学的训练方式和传授方法的过程中，保留传统武术部分的技击神话仍是非常必要的。在竞技武术专业人士中有很多人对传统武术虽然缺乏正确认识，而传统武术文化却缺乏体育院校、运动队等社会上专业的主流传承渠道，因此，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应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才会真正彰显武术文化的真谛。
　　4.2 竞技武术文化之传承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处，便容易走入衰落之途。然而虽衰，却因没有较高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26]”新中国以来，竞技武术将传统武术进行“打练解构”成中国传统体育下的竞技体育项目。体育化的武术对中国武术技术层面在国内、国际的传播功不可没，而对于武术文化内涵的传播却显得非常肤浅或者根本不能称作中国武术文化，尽管现在各种武术套路和功法还在花样翻新，套路比赛仅在外形动作的“美观流畅”方面下功夫，却与传统武术内涵发展越行越远，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方向和演练水准以及散打项目的训练目标、手段和对抗方式越来越受到质疑和职责。可以说，竞技武术已完全脱离传统历史文化的支持，其竞技属性和技术分化导致套路以审美竞技为主体价值，散打以格斗竞技为主体价值，“打练分解”后的各趋极致，使武术身、心二元分离，目的只在于让身体变得“更高、更快、更强”精英群体[27]的体育专属。因此，中国武术在体育化时代向奥林匹克的探索、模仿、嬗变、接轨过程之后，自觉自身承载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及其历史使命从而开始理性地思考[28]，对于竞技武术技术特点需要向传统武术讲究的上虚、下实、中间灵，突出下盘功夫，就势借力，防守体系严密，注意“适度、合理、同行”等合理性回归；此外，对于武术文化与道德教育的重建，必须把规范和道德结合起来，注重竞技武术精英的价值引导和道德判断能力培养。武术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更是生活方式的有机构成。阮纪正先生说，“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人；不懂中国人无以知武术”[29]，这里武术指的是武术文化，并非是停留在对体操式武术身体技术的理解。长期以来由于武术专业运动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此开设传统武术的训练课程极少，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理解和熏陶缺乏，因而在中国武术文化发展新起点上，武术文化道德的重建体现的尤为重要，时代赋予了中国武术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审视过去发展的历程，使其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弘扬与传播武术文化上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4.3 学校武术文化教育之补缺
　　大卫·格里芬认为，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在16和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科学的主流形式曾经是附魅的[30]。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内倾性，这种内倾性非常注重内在的完美，是由“仁”的“克己”取向决定的反身性的姿态，谓之“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故“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语）。武术文化教育补缺也就是在武术教育科学范式的整合中掺杂、渗入文化的神秘性。当世界都在了解中国武术的同时，中国武术正逐步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淡出，而学校武术表面繁荣下的“名存实亡”，归根结底是西方体育思想影响下中小学的成人化武术教学内容模式和非生活经验化武术内容的叠加，使体育化的武术越走越远。这不仅仅是传统武术文化走向边缘化境地，学校作为传承武术文化的有效载体也即将失去应有的功能。
　　欣慰的是，随着2013年9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在北京体育大学召开并成立了“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提出以“增强青少年体质，提高学生运动技能，健全学生人格”为宗旨，借助这一契机，武术教育工作者已着手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武术教育的全新试点改革。首先，对学校武术教育整体文化结构再认识的必要性。对武术整体结构的认识对武术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但在国内从未被真正认识。部分传承武术的结果只会是武术文化逐渐流失而完全归入西方体育的范畴[7]。中国武术不只是狭义的几个套路动作，还包含更为广阔的教育内容诸如道德教化、功法和技击等，也即“文武兼备”才可以提高武术传播对象的文化理论水平[7]。其次，对武术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的重构。由于现代体育功能价值的转换，以及精英化的竞技武术发展特性使得学校在传承武术文化上存在先天不足。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采用适合身心发展的教学内容，怎样能在有限的学时内通过精简化武术教学内容和浸入文化多元化，或武术内容生活经验化，在中小学阶段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武术兴趣，高中阶段激发和培养学生武术的知识、武术技能和相应的体能，大学阶段则坚持“强化套路技击，终身受益”的理念是今后必须考虑的突破口。
　　当前“一校一拳”提出是地域武术内容由训练化向生活化转变的全新思路。学校体育并没有培养竞技武术精英的责任和义务，相反，学校承担的是对大众体育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功能。武术内容越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相联系，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就越高，那么，课外参与运动的主动性越高，就越易形成运动的习惯。将武术教学理念由“以运动技术为中心”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转变，使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武术产生兴趣，传承传统文化价值成为可能。
　　5 结语
　　从竞技武术作为中国竞技体育项目的视角，与西方体育项目相比较，要“和而不同”，要将中国的武术文化融入到世界体育文化的大格局中，否则也就会被边缘化，融入不等于取消，更不是无条件地苟同或认同。对武术体育化时代所引起的武术“文化空巢”现象加以客观批判地分析，并从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创新、竞技武术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学校武术文化教育兴趣培养的补缺中唤回武术文化理性的回归。唯如此，中国武术才不至于被外来强势文化异化，才能在现代化语境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中不会出现完全意义的武术“文化空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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