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象形文字中的身体运动形态的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025-06
摩尔根指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最准确的标志。”文字作为语言和其他文化的载体,其产生的意义重大且深远。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是人类文明史上公认的4大自源文字,且4种文字形态都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是“因事赋形,以形索意”,因此,通过对4大自源文字中以人体及人体器官构形的文字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窥探人类早期生活中身体运动的状况。
1 四大象形文字中的身体运动形态
1.1 古埃及圣书字中所见身体运动形态
距今约5 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其希腊语意为“神圣的雕刻”,是一种表意文字,即用一定体系的象征性符号表示词或词素。在圣书字形成初期,是以象形表意为主,即通过“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方法将某一事物的形状画出来代表这一具体事物,其取象依据与我国象形文字构形所遵循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一致的。埃及学家加德纳丁爵士(Alan Gardiner)总结出圣书字文献中最常用的671字符,并根据这些字符所取象的事物分为26个类别,主要包括人体及其行为、人体器官、动物、动物器官、植物、建筑、自然事物等[1]。在这些类别中,取象于人的字符有4项:分别是取象于“男人及其行为”共有58个;取象于“女人及其行为”共有7个;取象于“身体器官”共有63个;以人自身形象为原型的“人形神”字符共有20个。这4项字符共计148个,占全部字符(671个)的22.1%,超过1/5,在所有字符中所占比重最大[1]。
字符是圣书字进行构词的基础,这148个取象于人的字符既可以独立表词也可以与其它字符相结合进行复合表词,因此可以推测圣书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词数也不少。象形文字依形表意,其构形特征是对事物进行较为具象的摹仿,这一点在圣书字中尤为突出。圣书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而成的文字是对古埃及先民身体运动的形象体现。从取象于人字符的圣书字可以看出一系列形态各异的身体动作:有坐着的、站立的、跪立的、爬行的、躺着的、倒立的、躬身前行的、双手上举的、手持器械的(如棍棒、船桨等),还有与动物相伴而立的等。另外,从整体形态上看,这些字符对人物的描绘基本遵循“正面律”原则,即头部为正侧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这种表现手法使得人物形成身体轻转的动态效果又富于变化,人的整体形象特征更为突出和完整,这与埃及绘画和雕像对人物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这种表现手法既是古埃及先民自我意识的体现,也与古埃及圣书字的宗教用途有关。圣书字主要是用于埃及人对来世生活的描绘,通过象形文字逼真形象的描绘表达对来世生活的美好诉求。
从圣书字字符的表意特征看,由人体及其行为构成的字符既有直接表意,有以基本字符直接表示所描摹对象对应的词,也有通过字符进行引申表意的情况,总体上遵循象形文字“以形表意,据义构形,见形知义”的基本规律。如 以躺在床上的木乃伊图形表示“躺”; 和 以分娩的女人的图形,表示“生孩子”; 以坐在脚踵上的人,表示“坐”; 、 以手前伸的击打动作表示“击打”; 、 以人跌倒的姿势表示“跌倒”; 以倒立的人表示“颠倒”; 以“手舞足蹈”的身体动作表示“跳舞”; 以双臂上举的男人引申表示“高兴”。圣书字的人形字符还与其它字符组合进行共同表意,且人形字符多作为“意符”,如 以人躲藏于墙角的字符表躲藏之义,“躲藏”一词的完整写法为: ; 是以人持船桨的字符表划船之义,“划船”一词的完整写法为: ;再如 是以人用手筑墙的字符表建造之义,“建造”一词的完整写法为 [1]。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古埃及圣书字中取象于人体字符的形象性及其表意的直观性,字符中的人体形象是古埃及先民具体身体运动在文字中的符号化表达。
1.2 楔形文字中所见身体运动形态
原始楔形文字是由约5 000年前居住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所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对于其产生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它与古埃及文字处于同一时期,稍微晚些或是更早。考古材料证实原始楔形文字的外观并不是后期常见的楔形,而是一些平面象形图画。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来看,原始楔形文字基本上是表意字,每个符号都是具备形、音、义的字
从面包 会“吃”之意等,这种索引式的象形也叫做语义关联象形,其表意方式的抽象化程度比直接象形高。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楔形文字字符的构形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仿拟,其构形依据同样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自身及其行为,是楔形文字构形的原型之一。这些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楔形文字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先民身体运动的反映和符号化表达。
楔形文字的象形程度不如埃及圣书字高,尤其是发展到后期,字形进一步简化,楔形文字已经由早期的“图形体”演变为后期的“丁头体”,如“走”字从古乌鲁克时期的 ,经由拉格什时期的 后逐步演变为新亚述时期的 形状[3]。字形演变的整体趋势是曲线条趋于变直,笔画的头部变宽,笔画减少,笔画的书写方向趋于固定,笔画趋于平行。因此当楔形文字演化为新亚述时期的“丁头体”时,其图画象形特征已经基本消失了。
1.3 玛雅文字中所见身体运动形态
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印第安先民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
的条件下,独自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文字作为玛雅文明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后就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和精致的程度,在一座玛雅金字塔的台阶上发现刻有2 500多个玛雅文字[4]。玛雅文字既有象形,也有会意,也有形声,是一种兼有意形和意音功能的文字。玛雅字形呈方块状,类似于中国的印章,其发展水平与中国的象形文字相当,但符号的组合远较汉字复杂[5]。
玛雅文字艰深晦涩,至今能译解的仍不足1/3。在已经译解的玛雅文字中有很多是以人及及其行为进行构形的,如对“人”的表达有 、 和 等异体字,其中第一个异体字最为形象,是一个侧坐着的人,双手放于膝部,头轻靠于双臂,呈沉思状。另两个异体字则仅用头部和局部身体进行表征,是文字中以局部表整体的抽象化表达;玛雅文字中的“君主”作 ,与表示“人”的身体姿势相似,但对头部和身体背部进行了突出装饰,强调“君主”与常人的不同;以人体及人体器官构形的玛雅动词很常见,如动词“坐”作 和 ,两个异体字分别以人双膝跪坐和坐的轮廓图形表示;动词“登上”作 ,是以一只向上攀登的脚的动作表示,该字中对脚的描绘很具体,5个脚趾都有体现,甚至脚趾的大小特征都做了区别;动词“下降,栽下”作 ,是以一个倒立的人形表示。玛雅文字中的这些侧身而坐的人、向上攀登的脚步、席地而坐的身躯以及倒立的身体等无不反映出玛雅先民身体运动的情况。
玛雅文字中还存在有数量较多以不同手势进行构形的字,如 以手执笔的动作表示“书写、画”; 以手持粒状物来表示“播撒”; 以右手大拇指压在食指上表“到达”; 以4指并拢,大拇指竖起表示“拿”; 以手握杆状物表“结束”。不止于此,在哈佛大学出版的《世界文字史》中收录了一张有29个以手部姿势构形的玛雅文字图[3],如手指并拢的 、手指分开的 、左手食指前伸的 、横向握拳的 、立向握拳的 、左手5指伸直并拢的 、拇指与4指分开且伸直的 、手掌倒扣的 等等。玛雅先民通过改变手部姿势的图形,或通过与其它构形符号结合创造出不同的玛雅文字。据统计,玛雅文字总数不超过600个,上文中以手部动作进行构形字已经有34个,可见手势的表意性之强以及手部动作的重要性。限于玛雅文字解读的困难性以及玛雅文字材料残缺的原因,目前尚无法对这一文字中以人体及人体器官构形的文字进行整体分析,但从玛雅文字的构形特征以及现有的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可以推测玛雅文字中还应该有以其他身体动作形式和人体器官进行构形的文字,且数量不在少数。
1.4 甲骨文中所见身体运动形态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甲骨文也叫“契文”、“卜辞”,与埃及圣书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一样属于表意文字。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起到现在,共计出土甲骨160 000多片,其中刻有单字约4 500个,但被解读的仅有1 500个左右。在这1 500个左右甲骨文中,有很多是以人及其行为进行构形的。甲骨文造字遵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主要从人、自然物以及人造物3个方面进行字符取象。以安阳殷墟博物苑编辑出版的《甲骨文写意书法集》[5]为例,全书共收录甲骨文915字,其中有193字与人体有关,245字与人体器官有关,两者共计438字,占全书的48%。而由甲骨文进一步简化而来的金文中以人体构形的字符同样占有重要比重。张再兴[6]在《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中统计出西周金文字符共有404个,按照字素的取象来源可分为人体、动物、植物、人工制造物、天地自然物和其他6大类。其中取象于人体、人体器官及人的活动的字符共有91个,占所有字符(404个)的22.5%,是金文所有字符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项。91个字符中有49个直接取象于人体形象,这些字符从多个方面展示出我国古代先民丰富的身体动作和身体运动形态,如走、跑、站、跳、跪、坐、躬身、倒立、舞蹈等。
象形是甲骨文最基础的造字方法,“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象形字最初得以产生的基本途径。甲骨文的象形文字特征,不仅是对早期先民生活内容的记录,而且是对其内容的形象化展示。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和殷墟博物苑中收藏和展示了大量的甲骨文和相关图片资料,其中殷墟博物苑中设有一面写意甲骨文长廊,长廊上按与人体有关、与人体器官有关、与自然有关和与人类行为有关将甲骨文分为4类,并以形象写意的方法展示出这些甲骨文的构形和意蕴。4类文字中有3类是与人及其行为密切相关,且这些文字多以人及其身体器官构形,如“走”作 ,“跑”作 ,“坠”作 等等。从所构词性上看,以人体形象构形的甲骨文不仅限于动词和名词,还有其他性质的词汇,如形容词、方位词等,如形容词大 ,方位词左 (左手)和右 (右手)等。甲骨文构词方式既有由单个人体形象或人体器官构成的单体字,如人 ,大 等,也有由多个人体形象符号之间组合或由人体形象符号与其它符号组合构成的复合字,如两人相对互搏表示“斗” ,人扶犁铧表示“耕作” ,手持箭矢表示“射” ,两人并立表示“并” ,太阳(日)下3人并行表示“众” ,从人从子意为“保” ,居中庭左右谓之“位” ,从人从木表示“休” 等都是由身体动作形象构形的复合字。文字中的这些丰富的身体动作形象是我国先民丰富身体运动的体现。
另外,甲骨文在对身体运动进行描绘时,不仅注重对其轮廓的“随体诘诎”,而且还有对身体动作的细节仿拟,如甲骨文中的“走” 字,表“跑”之意,字符中的人形两只手臂一上一下,两腿一前一后形象描绘出人跑步时摇臂急行,两臂一扬一落,双腿交替的姿态。再如甲骨文中的 字,郭沫若先生解释说其像“人长袖夭然而舞”(《殷契粹编》)。《周礼·春官·乐师》载“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人舞”是六舞之一。郑司农注:“人舞者,手舞”,而郑玄注:“人舞无所执,
以手袖为威仪”[7]。这种手不持物,仅挥舞双袖的“人舞”或“手舞”之特点在甲骨文的字形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另如甲骨文中的 ,郭沫若先生解释为“舞”字的异体字,金文中作 ,与甲骨文 是异体同类,字形中用夸张的双脚动作来突出其“足蹈”的特征。古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身体动作形象以一种符号化的形式隐匿于象形文字的字形之中。
2 象形文字中所见身体运动形态的丰富性及重要性
2.1 身体运动形态的丰富性
古文字是对人类早期生活的记录。象形文字的特征是以形表意,其字形形象代表了其表征的内容和意义。世界4大象形文字中为数众多的取象于人及其行为的字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人类早期生活中身体运动的丰富性及重要性。如古埃及圣书字中148个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符,占所有字符的22.1%还多。这些字符形象再现了古埃及先民行走、跳跃、躬行、击打、建造、划船等一系列身体动作;甲骨文(《甲骨文写意书法集》)中48%的字是取象于人及其行为,而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西周金文中有91个字符,占全部字符的22.5%,是直接取象人及其行为。这些字符及所构之字几乎从各方面反映出我国先民早期的身体运动形态;限于楔形文字和玛雅文字材料的不足,无法对其中以人及行为构形的文字进行权重统计,但从已有的该类文字可以窥见苏美尔人和玛雅人生活中身体运动的丰富性。总之,象形文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文字数量之多体现了人类先民身体运动的丰富性,而这一类字符在所有字符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反映出身体运动在早期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2.2 身体运动是先民认知的主要途径和推动力之一
象形文字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晶也是人类认知发展过程的体现,“象形”是文字最初和最基本的造字方法,而象形文字的字符所像之形是人的“意中之形”,而非“目中之形”。象形文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文字是早期先民身体及其动作的符号化表达,是人类通过自身及身体运动进行认知的体现。世界4大象形文字起源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但4种文字中均存在有较大比重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文字,这种构形特征上的相似性反映出人类先民通过自身及身体运动进行认知的相似性。
法国知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提出人首先是通过身体的方式而不是意识的方式,即通过身体对客观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知觉和认识世界,换言之,认知是以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的
是对客观世界事物的简单的镜像,而是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紧紧相连的[9],并提出“体认”的观点。象形文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符体现了“体认”这一特点,如玛雅文字中34种以手势构形的文字反映出早期人类通过手势来认识客观世界并以手势符号进行概念表达。不仅在玛雅文字中,古埃及圣书字、楔形文字、甲骨文中都有很多以手进行构形的文字和字符,如甲骨文中用“ ”(右手)作为构件的字就有650个之多[10]。可见手及其动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完成某种操作,而是具备了某种意义,成为了一种视觉符号,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不仅限于手及其动作,人的身体及身体动作是人类接触和认识世界最初和最直接的形式。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初生婴儿对世界的最初认识是基于其身体的感觉和运动,即认知发展的第一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婴儿仅仅认为那些能接触到和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11]。人类最初的认知特点与婴儿的这种感知运动相似,也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身体之感觉和运动,由此及彼,以己推人推物的方式进行认知活动。人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以自身作为认知世界的“参照系”,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亦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皮亚杰提出认知的主体和认知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知的对象仅能由主体通过各种活动而建构的一系列联想的接近而被主体认知[12]。人自身的身体运动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将人类的感知与运动结合在一起,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实现并推动着人类最初的认知发展。人类早期的身体运动为人类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多种情景下感知世界提供了机会,拓展了人对世界认知的广度与深度。象形文字中所见的跑、跳、投、射箭、农耕、划船等身体运动都是人类基本动作技能和生活技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身体运动作为人类认知的途径,参与人类认知的体现与记录。象形文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符或字不仅表现与其直接相关的意义,并在其直接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引申表达。如古埃及圣书字中的 是以双臂上举的身体动作引申表示“高兴”;楔形文字中以 ,以人的脚和太阳形象组合表达“出去、外出”的意思;甲骨文中的“走” 字,是以人跑动的身体动作构形,本义指人的跑动,后来也用于指称野兽的奔跑以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奔跑之意。符号是能指代另一种事物的关系结构,通过符号能够把两种不同的观念经验联系起来而超越符号本身的能指。象形文字中的身体动作形象是具体身体动作的符号化表达。
2.3 身体运动对文字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取象和符号化是文字字符形成的两个重要步骤。从四大象形文字的构形情况看,身体运动与象形文字字符的取象和符号化有着密切联系。首先,身体运动是象形文字取象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不难从四大象形文字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符和字中看出。如古埃及圣书字中有超过1/5的字符取象于人及其行为,其中包括古埃及先民的行走、跳跃、躬行、击打、建造、划船等一系列身体运动;而在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西周金文中有近1/4的字符是直接取象人及其行为。另外,通过对取象于身体运动的字符和字进行分析,发现身体运动是动词构形的主要原型,如圣书字中的“击打” 取象于表示击打的身体动作,甲骨文中的“射” 取象于手持箭矢的身体动作,而动词是文字的核心词汇之一,在表达人类的语言和思想方面起有重要作用。
其次
,身体运动推动了象形文字的取象和符号化进程。象形文字是认知发展的结晶与体现,象形文字的“取象”和“符号化”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象形文字所像之“形”是人的“意中之形”,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成为人的“意中之形”是人对事物认知的结果,如古埃及圣书字中的“跳舞”, 取象于人手舞足蹈的身体动作,是在头脑中形成了关于跳舞动作的心理表象,并能将这一表象与具体的身体动作联系起来;象形文字所取之象的符号化过程同样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且符号是人类认知发展的高级表达。如甲骨文中的“走”, 取象于人的奔跑动作,最初仅用于表达人自身的奔跑,而后逐步符号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奔跑动作,是人类思维概念化和抽象化发展的体现。而身体运动是人类认知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在认知的感知运动阶段,人的思维表现为直观的动作思维,而动作思维是更高级思维形式赖以形成的基础。“动作思维是运演(加工、变化)动作、感觉以解决问题的思维形式”[13],它是伴随着直观、具体的动作而进行的思维活动,思维的过程就是运动的过程。动作思维将人的身体动作与人脑的内部思维活动连接起来,身体动作的分化和发展推动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因此身体运动作为人类认知发展的推动力也同时推动了文字的形成。
2.4 身体运动对体育与文化的萌生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体育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人的一切体力和智力活动都只是为生存条件提供保证的时期”
体教育的萌芽。其次,人类早期的身体运动在运动形态和组织方式方面为体育项目和运动竞赛方式的萌芽奠定了物质基础。早期人类的奔跑、跳跃、搏击、射箭、游泳等身体运动形式与现代体育中的田径、摔跤、射击、游泳等项目在形式和开展方式上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根据一些图画记录显示,美索不达米亚先民的游泳活动已经采用了单臂和双臂爬式兼用的技术[8],不过当时的游泳是作为一种军事技术,与现代体育中的游泳项目有着本质的不同。
早期人类的身体运动不仅对体育的萌生具有发生学意义,同时在人类早期文化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5]从民族学意义上将文化定义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根据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人类早期的身体运动形式、技能,通过身体运动获得的关于自身、身体运动乃至世界知识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人类早期的身体运动作为身体运动在文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具有能动作用。身体运动作为人类先民认知活动的主要途径和推动力之一进行认知世界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萌生的过程。文字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一,因此,身体运动推动文字的形成也是身体运动推动人类早期文化萌生与发展的表现。
透过古老的文字,可见在原始文化的萌生期,身体运动文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举足轻重。本研究分析了世界四大象形文字系统中,以人及其行为构形的字符形象,尤其是古埃及圣书字和我国甲骨文这两种发展较为成熟的象形文字系统,发现了在人类早期生活中丰富多样的身体运动形态,这些身体运动是早期先民认知活动的主要途径和推动力之一,并对文字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从象形文字中所见的人类早期身体运动的内容,对体育与文化的萌生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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