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与问题意识——对修昔底德《考古学》

　　由于人类文明史的因缘际会,也由于其作者特有的眼光与笔法，修昔底德的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成为百余年来一桌不散的学术盛筵。

　　之所以不得不提及文明史，是因为修昔底德的成名首先是颇得益于古希腊在西方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平心而论,修氏本人对古希腊的崇高地位所作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倘若没有苏格拉底以及几位前贤在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古希腊根本不可能成为后世欧洲人所向往的那个作为文教之源的古希腊,从而也很难有人会注意到雅典城的战争史作者。非但如此，假如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由阿拉伯世界而进入欧洲的神学院，也无法想象古典时代的复兴，从而也不会有修昔底德的被发现。最后,假如中国不曾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在战争、政治与文教三条战线上全面落败,也就很难想象在中国会出现一场“直把异乡当故乡”的巨大思潮，也不会出现“言必称希腊”的时尚，从而还是不会有修昔底德研究的兴起。

　　然而我们也不应忘记地米斯托克利回应塞里福斯人的话，是的，雅典城中或识文断字或亲历战阵或两者兼备的人必不在少，却只有修昔底德有此书传世，其原因必然在于其精巧的写作笔法。但是,本文的关注点却不在于修氏笔法的文学特征，而是在于修氏本人关于政治生活、政治技艺、历史哲学、人类学以及国际政治等等一系列重大主题的思考。换言之,本文的关注点在于修昔底德的问题意识，因此,被称为《考古学》的《战争史》第一章就理所当然成为考察的重中之重。

　　一、历史的脉搏

　　《战争史》本身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并且,根据芬利的研究,修氏本人也从未给这部著作命过名,在英语世界中，”History”的称号乃是由霍布斯所赠予,倘若是依照兰克“忠实再现”的作史之义,仅将《战争史》视为一部战争纪录,则尽管修昔底德仍可不愧为良史，然而这对于修氏作书时的雄心壮志却是大有折损的，因为他“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代的瑰宝”。换言之，修昔底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位史家。而如果是按照“历史”一词的希腊原文”historia”的本意，即“探究”，则”historian”的定位才可以让修氏勉强接受。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修昔底德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探究出了些什么以至于如此自信昵？

　　《战争史》所记录的是一场战争,一场作者本人作为一位将领亲身经历的战争,还是一场修氏本人认为的“迄今为止历史上一不仅是希腊人历史上，而且也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一最大的一次骚动”。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断言,从修辞效果上讲,此举的确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只是,这个断言成立的理由是什么？

　　修氏的答案非常值得细细玩味:首先,修氏并未就战论战,而是迅速地将问题升格到了时代的比较上,他认为，凭借他对过去的研究,他有理由相信，“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换言之,在修昔底德看来，一个时代如果不伟大，这个时代发生的战争也就不伟大，而反过来说,最能够集中体现一个时代所达到的高度的，正是战争。

　　其次,修氏对过去时代“其他方面”的展示是令人惊讶的。“没有定居的人民……各部落在受到比他们更为强大的部落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没有商业……没有安全的交通;他们利用领土,仅以攫取生活必需品为限;他们缺乏资金,从未耕种其土地……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因此,他们既没有建筑大的城市,也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资源。”希腊世界的远古时代被无情地描绘成了一幅“自然状态”般的蛮荒景象，那里几乎没有可与“文明”有些许关系的事物。但是，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昵？没有农业，不事耕种，则食从何来？弱小部落的确容易流离失所,难道“更强大的部落”乃至最强大的部落也居无定所？难道大小部落之间就只有无休无止的倾轧、掠夺、驱逐乃至屠戮？难道弱小部落连投降归顺、俯首称臣的机会都没有？难道在这一片荒原之中，竟无丝毫的秩序与正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则雅典城从何兴起？而说到雅典的兴起,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它竟然是由于阿提卡地区土地贫瘠,故而没有内部纷争,而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不断发生主人的更迭，于是成为各地由于内讧而逃亡或驱逐之人的避难所,从而渐渐成长起来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何以土产富饶就一定会引发纷争内斗？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不是由于诸神之争,但是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因为统治者德性的不足与礼乐教化的缺失？雅典城接纳了如此众多外来的内斗的失败者,何以这些“最有势力的人”们聚到一起之后便不再继续互相争斗，反而能够携手共创美好明天了？这一切修昔底德根本不予考虑，他的逻辑看上去只能是一人皆贪凶好斗，故而丰饶之地纷扰。

　　第三,在修昔底德看来,古不如今还有一方面，即：“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在希腊有过任何共同的行动，这一地区也确实没有被通称为‘希腊’。”值得注意的是，在能够用来证明古不如今的时候,修氏毫不迟疑地引用起了神话,荷马也为此“提供”了权威的证明，而一旦到了争夺“真实性”权威的时候,荷马连同其他的各类诗人就都被说成了喜欢“夸大事实”从而不那么可信的人了。无论如何,从这一条理由我们可以推知，在修氏看来，能够联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战争伟大程度的标志之一。而联合必然以相互间的往来联系为前提,往来联系则以航海业的发达为前提,航海业的发展又需要“实力”作基础一所有这些都是特洛伊战争之前的希腊诸邦所不具备的。这样一个因果链条也显示出修昔底德对于“实力”的特殊关切。

　　第四，修昔底德认为古代希腊的习俗很是恶劣,他举的例子是海上强盗，因为这种“行业”对于希腊世界的相互联系危害最大，而且整治难度也最大。海盗是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而兴起的,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令人不解地指出“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从最后一句看,修氏还是将海上劫掠判定为可耻行为的，只是，修氏何以能将满足贪欲和济贫扶弱相提并论昵？难道是海盗头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一己贪欲,而招募一群亡命之徒则是为了给他们一条生路？若是如此，那么这种行为究竟属于剥削性质昵,还是扶助性质昵？或者，这是不是暗示了修氏其实认为所谓“正当”的商业往来与海盗的劫掠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劫掠城镇也不过是为得到“大部分的生活资料”而非全部生活资料更不是金杯玉盏等奢侈之物？而由于盗匪蜂起而造成的希腊人携带武器的习惯也“正像现在的蛮族人一样”，并且修氏认为，某些地区仍然保留的习俗能够证明“全希腊的居民曾有过共同的生活方式”，尽管后来雅典与拉栖代梦人各自有了风俗的改变，但是它们在没变之前也与蛮族一样,所以“古代希腊世界的生活和现在蛮族人的生活是相类似的”瑏。修氏为证明古不如今,不惜将古代希腊降低到野蛮人的水平。而对于此次战争双方阵营的核心城邦的习俗变化,修氏称雅典是“最早放弃携带武器的习俗,采用比较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尽管其中一些富有的老人“最近也开始放弃一些奢侈习俗”；称拉栖代梦则是“最早依照近代的风尚身着简便服装的，富人也尽可能地按平民的方式生活”，并且用了裸体竞技为证?。看得出，修氏对于本邦雅典是充满了批判精神的：它起于贫瘠之地，因各地的内斗而渐成大邦,好尚浮华奢靡;而敌国拉栖代梦则崇尚简朴生活与体育锻炼，富人也愿意降尊纡贵,这一切都是尚武精神与军人作风的体现。由以上可知，在修昔底德看来,海洋远比陆地更具历史意义?,而古代希腊世界的海洋和霍布斯式的丛林相比,没有区别，因为，古代的希腊人跟野蛮人没有区别，并且,今天的希腊人与蛮族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五,修昔底德更进一步认为，古代希腊战争的规模也不如现在。随着“传说”中的米诺斯建立海军,清剿海盗,交通环境大大改善，许多沿海居民从此可以安居乐业，有些赚钱较多的地方便开始修建城墙……但是,修氏并不将这些盛景归因于传说中伟大的立法者米诺斯的“王者之效”,而是“出于谋利的共同愿望,弱者安于服从强者的支配”一修氏竟要以臆测的小民的理由来解释整个局势的根本好转！自特洛伊远征以来，大邦开始渐渐将小邦置于属邦的地位，原因不是大邦在文化、政治或军事上达到的更高水平从而使小邦心悦诚服前来归附,而是因为“拥有金钱而越发强大”。这样的分析水准着实与修昔底德的名声不符,财富的积聚不是结果而竟成了原因。接下来,修氏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了对于荷马史诗的解释上，于是，阿伽门农的盟军首领地位是来自于他的“实力”的，而实力的根源就是他祖父从亚细亚带来的大量的来路不明的财富,他的父亲则增加了一条不知以何种方式赢得的民众的支持，阿伽门农本人凭借继承的这一切而获得了远征军加盟邦国的拥戴和畏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强调的不是前者，而是“同样重要”的后者?种负面情绪。那么,奋二世之余烈的盟军统帅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数量级昵？修昔底德再次颠覆了一种通行的以遗迹推测实力的做法，并且极尽嘲讽地说,倘若如此的话，则后人必会认为拉栖代梦不过是个小邦，而瞻仰雅典遗迹的人则“会认为这个城邦的势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那么，应当如何推知当时的实情昵？修昔底德说,即便是按照荷马的描述来计算，那时的希腊联军数量也不大，更何况荷马“完全有可能夸大其词”瑏。这一点多少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修昔底德竟然将战舰和士兵的数量与战争的伟大程度挂了钩。

　　第六,修昔底德进一步极为“客观”地断言：参战人数少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力的缺少，而是因为金钱的匮乏”。金钱匮乏导致给养不足，给养不足导致部队不能全力投入作战，而是要分出大批力量去进行耕种与劫掠,否则，这场战争早就应该打赢。换言之,荷马所说的诸神对人类的摆布完全是无稽之谈，钱不够才是真实的原因《孙子兵法?始计第一》所言“五事”乃是“道、天、地、将、法”未有一字论钱。而论士兵,也是论强论训不论众。到了《作战第二》中方才谈及军费“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样的耗费速度是古今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支撑得起的，故曰“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而“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也就是说,仅仅靠本国的金钱是绝无可能支撑-场大战的，因为前方粮草物资不一定是金钱可以买到的，即便能买到，也必定要出高价。所以,一旦不能速战速决,无论如何都一定是要“以战养战”的，以战养战的重要性就在于从敌人手中抢得的一口相当于从本土筹备的二十口……兵者,何等复杂之事，怎一个钱字了得？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费解,在修昔底德看来,战争规模的根源就是金钱,而金钱的多少就是一个时代伟大程度的最终决定因素。

　　到目前为止,修昔底德的全部哲学似乎就是:金权为本,海权为用，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是通往强大与伟大的正途。诸神不足畏,人力不足恃，金钱才是地上真神，无人知晓它从何而来,亦无人知晓如何掌控驾驭,在它面前,没有伟大的先王立法者，没有伟大的政治家，没有忠勇可嘉的将士,也没有守法良民……任何人都不过是人间真神或大或小但都同样卑微的祭司与信徒。真神要巡狩全地,船舰才是适合的车辇,无论是战舰、商船、货轮还是客轮。

　　二、金权视野下的政治世界

　　如果可以认为修昔底德对金钱的强调是到了《考古学》的制高点,凭借对金权与海权崇高地位的确定,修氏自认为已经在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上击败了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并且仅凭数量上的优胜，目前的这场战争就已经大大胜过了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

　　接下来则是要继续扩大胜果，于是，修昔底德给出的第七条理由便是战具的先进性一现代海军大规模使用的三列桨战舰在体积、排水量、承载量以及作战效能等方面可谓是全方位地胜过之前的五十桨船和长船。但是，这种军事技术的提高又是从何而来的昵？答案当然是金钱。三列浆战舰产生于科林斯,而科林斯是古代尚无海陆交通时陆地往来的必经要道，故而富甲天下。它的富有使得它能够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科林斯人是最早按近代式样建造海军设备的’，“历史上第一次海战是科林斯人与科基拉人之间的战争”，富庶“使得科林斯人在海上交往更加频繁的时候，能够组建一支舰队，以镇压海盗活动”，金权与海权结合的效果就是，“由于它能够为海路贸易和陆路贸易提供便利，由此所获得的大量收入使它强盛起来”。于是，技术进步作为金权与海权相互促进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也出现了。

　　第八,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的目的、形式以及联合程度也是重要的指标。不以征服为目的的远征是不值一提的，不纠集盟友联合作战、仅凭一国之力与另一国开战是难登台面的?,这样的战争模式是无法产生“强国”效果的，而如果邦国不能强大,还谈什么伟大？

　　那么,确定了人间真神与伟大之道的诸多外部条件之后，关于政治因素的讨论也必须提上议程了，这也正是修昔底德的第九条所讨论的内容。从古到今，希腊各邦的政治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昵？根据荷马的描述，特战时期希腊联盟的主要大邦都是世袭君主制“但是由于希腊势力的增长,追求财富成为日益重要的目标，各邦的收入不断增多，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建立了僭主政治一此前旧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特权一希腊人开始营造舰队，更加致力于向海上发展了”?。可以看到，修昔底德认为希腊世界在政治上的根本变化乃在于大量的世袭君主制被僭主制代替,并且两者之间的首要区别在于世袭君主有自然的标记，而僭主则缺少血统的合法性;其次,君主权力有限,而僭主无限；另外,若是按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采用的以目的论政体的办法，则僭主制似乎与追求财富更密切相关，那么，世袭君主制又以什么为目的昵？修昔底德没有说,也许修氏不知道,也许修氏认为不需要知道，因为整个希腊已经认识了地上的真神,在以“正确方式”争相侍奉真神的过程中，旧制度被淘汰了。但是,僭主制在希腊的表现又如何昵？看来不是太好。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希腊诸邦不能为了民族大业联合起来，各邦自己也缺乏进取心”。但是在西西里却很好，“也们大大地扩充了国力”。同样是僭主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昵？原因在于希腊的“僭主们的习惯是考虑他们自己，单单关注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安全，因而难以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瑐。原来,僭主制本身没有任何的正当性问题，它之所以产生并流行是由于它比旧制度更能促进“民族大业”一某种共同的、一致对外的和强大的帝国主义,而它在希腊表现一般则是由于希腊僭主刚刚“小康”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保护既得利益上了，从而无法进一步推动希腊世界向伟大的迈进,他们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联合起来发动远征，而仅能与邻邦打些小仗……修昔底德的确是对希腊的僭主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却只是因为他们的小小野心无法再继续提供扩张的推动力。

　　于是拉栖代梦人起而铲除了这些障碍物，雅典以及大部分邦国的僭主制都被废除。但是,拉栖代梦人何以有此大能昵？根据修氏的叙述，统治这片土地的是外来的多利亚人,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也是纷争不断“但是它很早就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从来没有因僭主而中断连续享有的自由；从这场战争的结束时算起,拉栖代梦采用同一种政体已达四百余年，因而使它一直处于有利地位以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瑐。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推知,在修昔底德看来,首先，良法是极重要的，它能保证城邦不被僭主颠覆；其次,政体稳定对于国力强盛是有利的，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国力强盛的明证不是物阜民丰、政治修明、上下相得、安定祥和，而竟然只是有能力在内乱频发的情况下广泛干涉他国内政！另外,既然前文已经提到了政体，那么，拉栖代梦是什么政体昵？书中没有详细交代,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世袭双君主制。于是问题又来了，这样一个商业极不繁荣、没有强大海军但却有良法的双王制邦国为何能如此强大昵？看来只能到良法和政治稳定中去寻找答案了。根据普鲁塔克，这个城邦废除了金银货币体制并建立起了公餐制与残酷的军事训练体系以及简朴的生活作风,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伟大的莱喀古士立下的法。但是,修昔底德没有提及这位伟大的立法者的名字，看来他并不愿意将拉栖代梦的强大归因于伟大的立法者莱喀古士以其德性、威望以及献身从而为这部法典奠定的坚实厚重的基础，更不会去分析该法典是否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如对于男子的军事训练、对于女子的教育以及对于奴隶的管理等。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同时懂得了政治问题的彻上与彻下，他才会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一个人一旦采用了这样的思路,他也就不会去写战争史了，而是要转而去详考那些著名大邦的古圣先贤、礼乐刑政、名物制度、治乱兴衰、贤愚忠奸……换言之，他应当试作《春秋》。但这一切显然都不在修昔底德的问题意识之中，因此,修昔底德从拉栖代梦的强大中看到的只是严刑峻法与政治稳定对于增强国力、对外扩张的重要意义。于是，修昔底德的伟大之道除了金权、海权与技术之外,又加上了两条:严法与稳定。只是，这些优点还没有集合于一身,而是分给了两个大邦。

　　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与波斯的两次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对希腊的全面入侵促使整个希腊世界在拉栖代梦的领导下联合为_、共御外侮。也就是说，外力导致了希腊世界松散状态的结束,无论是倒向希腊联盟还是给波斯带路,希腊各邦都投入了战争,联合程度大大提升。战争也导致雅典彻底放弃城邦本土而成为一个海上国家，并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整个希腊世界分裂成分别以雅典和拉栖代梦为首的两大阵营，前者以海上力量称霸，而后者的陆军则冠绝一时。双方很快开始了争端，同时也带动各自的盟友卷入其中?。两大轴心对于各自盟友也采取了不同的“领导”方式,拉栖代梦通过建立代理人政权进行统治,但是不要求进贡;雅典则除两小邦之外统统征收贡金,并剥夺其海军力量。这样的描述是十分可疑的，拉栖代梦人果真视金钱如粪土么？他们如何才能信任其代理人？难道不是通过对其财权、军权、人事权等核心权力的掌控么？难道雅典就不懂得扶植亲己的政府么？这些问题修昔底德全然不顾。他也未对双方的不同策略作出任何评论,正义与否当然是不予讨论的，但是效率与效果昵？只有一句话：“双方各自用于这场战争的兵源都超过同盟全盛时期的兵力总数。”瑥即便仅就汲取能力而言，难道就没有更好的策略了么？

　　无论如何,关于希腊政局的叙述展示了当前这场战争前所未有的联合程度的产生机制，再加上前文所总结讨论的诸种要素，_场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就呼之欲出了一似乎只还需要再加上一条：战争全程所造成的影响。按照修氏的裁定标准，_直被认为是最伟大战争的特洛伊远征早已不足论,波斯战争才是此次战争之前最伟大的战争，但是，波斯战争很快就决出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的党争所致;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流传下来的某些怪诞的古老的故事虽未得到经验证实，突然间不能不使人相信了。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载;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瑦为什么修昔底德要为这场最伟大的战争添上这样阴郁的一笔昵？难道修昔底德会认为持续时间长、造成灾难大也是战争伟大程度的指标？看来是这样的。但是，这一笔也显示出修昔底德对于战争本身的基本态度,对于这场最伟大的战争,修昔底德丝毫没有“欣逢盛世”正好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喜悦，因为这里没有任何高贵与正义,没有任何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人或事,无论伯里克利的演说多么煽情，这里只有权势、金钱、虚荣、残忍、狡诈和恐惧。而这最后一项才是这场最伟大战争的真正起源瑐。

　　既然如此,修氏又何必要努力证明或宣称这场战争最伟大昵？只能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最好地展示了人的可悲本性一与此前最伟大波斯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既然本场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伟大，这是否也意味着内战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昵？这是有可能的。随着金权驾驭着海权的行进,全世界最终难道不必然变成一个完整版的希腊么？倘若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一场两极格局的世界大战，那不也与本场战争如出一辙么？如此，则后世的一切战争,至多只能在技术、参战国数、参战人数、伤亡人数、经济损失等方面胜过本场战争了，因此,就其对于人类本性的展示而言,本场战争已然可称极致了。正是这样一个深刻的洞察才使得修昔底德敢于声称这场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述”,敢于挑战并剥夺最著名的诗人的权威,敢于清除“大多数人”不加批判就轻易接受的关于过去与现在的一切虚幻意见瑩并最终敢于宣告已经得到了“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并且可以“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修昔底德决无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反战人士。我们甚至可以猜测，修氏简直就想直说，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最伟大的战争,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一我,无比智慧的雅典人修昔底德,为它写了这部战争史。

　　三、“修昔底德陷阱”

　　看上去,修氏对自己的洞见是充满了自信的，然而这样的洞见同时又体现出了史家的无奈、无能感与逃避，因为修昔底德根本不问出路与解决之道，因为他坚信这就是人类历史永恒的样板和剧本。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因为修昔底德问题意识的局限导致了这充满问题的-切。

　　在修昔底德声称已然击败的对手名单中，我们只看到了诗人与编年史家，而没有哲人,尽管修氏提到了“真理”。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城中如此大名鼎鼎的这类人必定也是有足够的了解的，但是为什么竟然不置一词昵？难道在修氏看来，哲人的言谈甚至比诗人还要荒诞无稽、不值-驳？或许,不指名道姓的竞争才是对对手表示敬意的适当方式？但是，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修昔底德是否能够区分哲人与智术士。因为，如果修昔底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仔细思考：同样是面对恒久不变的人性，同样是面对战乱不已的现实,何以苏格拉底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既可以为战争找到真正的原因，还敢于去探问并且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无论问题的实际解决有多困难，因为认为有出路与断言无出路之间乃是有着天差地别的。这个差别的产生只在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立言者何为？究竟是为“客观”而冷酷地向任何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揭示”人类历史的“真实”逻辑，还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置身事外的客观位置其实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真实”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因而也就是非真实的，从而整全地面对人的全部品类,尤其是要认真对待人的最高可能性,并最终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人类“大教育者”的责任？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刻把握使得苏格拉底可以丝毫不为满眼的不义所动，可以在知善与知恶两端皆得其情而无偏废，可以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前提下追问“人应当怎样生活?”与“什么是最好的政体?”这样的问题，并能够毫无妥协地确定正义的城邦与个人生活都必须以德性为目标,而唯有当德性完满的哲人能够同时成为城邦中势位至尊的王者时，世间的不义与罪恶才能终结。这诚然是很难达到的，但却并非完全不可能。因此，立言著书者切不可息王者之心与师者之心,格劳孔们若是能得到最好的教导，是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护卫者的，若是得不到，则必然成为心如虎狼的潜在僭主。僭主者，人之至不义者也，万恶之源也。君师责任之重,泰山岂可及万_?实固未予苏格拉底以王者之位,史家岂可不文予之哉！

　　但是,修昔底德只“意识”到了自己的智慧，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有智慧者身上所承担的立纲常名教以为万世法的重任，一任愤世嫉俗之情恣肆泛滥。如果我们忘记了立言者天然就有的教育者身份,那么我们很容易被“史家”的表象骗过。而一旦我们将修昔底德视为一位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任何事实的记录者,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在“揭示”人世间争权夺利、率兽食人的“现实”，而是在教导读者:汝当作此禽兽之行。弱肉强食就是世间常情,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不得势者固有不得已，得势者亦是如此，因此,得势者不必哀矜弱者,被欺凌者也没有道理怨天尤人。仁义道德、列祖列宗、万世荣耀等不过是笼络人心、欺世盗名的魔笛法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何以修昔底德要将所有的战争都展现为一个无主体、无责任人的“自然”事件;何以修昔底德要“让”雅典的使者们在米洛斯得意洋洋地宣称“公正的基础是双方的实力均衡”并大言不惭地阐述“帝国的无奈”；何以修昔底德在沉寂了一千八百余年之后才在15世纪末叶被译成意大利文，而意大利随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而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也几乎同时而起，西方人在对黄金的疯狂贪欲驱使下开始沿着哥伦布们开拓的航路将屠杀、掠夺、仇恨与奴役播向了全世界；何以17世纪又被一个叫托马斯?霍布斯的英国人译成了英文，而霍布斯恰好也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者，而此后也恰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渐次爆发、民族国家体系在战火中的最终成型以及帝国主义扩张的步步升级瑢……西方的“崛起”简直就是在修氏的全程“指导”之下完成的，帝国主义从寻找借口、鼓动国民、发动侵略一直到最终推卸掉所有责任所需的外交辞令《战争史》都提供了完美的模板。

　　所以,毫不奇怪,修昔底德热正是在冷战期间达到高潮，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理论界，认可权力政治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新旧现实主义流派无论有什么样的分歧,都将自己的源头归宗到了修昔底德。“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也被提出。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修昔底德有可能给后人挖下了一个“陷阱”，并且还是一个加盖上锁的陷阱。只是，这个陷阱并不仅仅是在逼迫着唯一的霸权国向任何一个可能兴起的挑战者开战。它真正的危害在于以默认前提的方式确定了国际政治一实际上也必定包含国内政治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一的根本主题乃是财富与权力。因此,一旦落入这个陷阱,则战争势必成为人类历史的主题而和平势必成为战争的间歇期与准备期。

　　如果我们不打算接受陷阱中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认真思考出路的问题。并且,对于出路的思考必须直面“目的”问题。康德的世界政府构想提供了一个思路,并且在二战之后终于成为现实。然而近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毫无权威的机构不可能是人类需要的那个答案，因为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康德主义形式道德并不能提供关于目的的任何答案。

　　于是,我们必须首先认真思考苏格拉底的教诲所可能包含的全部重大意义，真正的统治者是否应当有正义之外的任何目的？答案必须是，不应当。否定这个答案,就否定了出路的存在。而如果确定了这一根本出发点,则苏格拉底关于世界政治又有何构想昵？非常可惜，苏格拉底关于最好政体的思考似乎从未超越城邦的界限，这个言辞中最好城邦仅仅满足于在纷扰的国际战场中做一只无肉可吃却又极其强悍的“瘦狗”。

　　但是，以德论政并非苏格拉底一门所专有，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如此，非但如此，中国最为其他传统所不及者乃在于中国并非城邦，亦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伟大文明瑤，换言之，中国传统的以德论政并非仅是“空言”，而是现实化为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并且深入到每个人的伦常日用之中。并且，中国传统文明是一个有中心、有差序但无边界的结构，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正道的普遍有效性，而无论天下有多大，亦无论习俗何等多样。也唯有如此，人类告别修昔底德陷阱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