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与我的命运

　　今年是《世界知识》杂志创刊80周年。回想起来，我同《世界知识》还有着较深的渊源。先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走向革命的征途中，它曾起过一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后来在工作中，我又同它有较长时间的业务联系，有几次还曾和我的工作安排有关，影响过我后来的命运。我不仅是它的一个忠实读者，而且还与它有过长久的工作联系，甚至一度要被调去那里工作。正因为如此，我对《世界知识》有着深厚的感情。

　　结缘世界知识社

　　我同《世界知识》发生直接关系，可以追溯到1950年组成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当时共和国才成立，根据斯大林要我国准备立即进入联合国的意见，毛泽东一声令下，迅速组成了一个可能在中国外交史上属于空前绝后的高级代表团，以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为团长，著名的老共产党人李一氓为副团长，加上代表、理事、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近30人。跟张闻天一起调来的我也充芋其中，当了个代表团的资料组长。但是由于美国阻挠，中国的席位长期不能恢复，紧急组成的代表团只得驻北京待命。根据张闻天的指示，待命期间着重抓“练兵”，其中一项是著书写文章，而所写文章又多在《世界知识》上发表。因此，代表团很快就和《世界知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李一氓还“敲诈”时任世界知识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的冯宾符为代表团的一批撰稿人开过一次较为丰盛的饭局，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并和冯宾符、郑森禹等交上了朋友，还用笔名开始为《世界知识》写稿子。

　　1955年初，张闻天从驻苏联大使的任上被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作为他动嘴、我跑腿，他出题、我作文的一个小助手，我也从使馆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被召回。张闻天上任后，除紧抓外交业务和整顿内部外，还决定为开展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际关系研究做几项基础建设性的事情，这就是：创办一所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关系研究人才的学校，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全国性的外交和国际问题专业图书馆，一个主要出外交与国际问题书刊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他抓得紧，又实事求是地尽量利用现有条件，所以这几项任务除图书馆外都在三两年内就完成了。这里只谈出版社的筹建。

　　成为外交部主管的专业出版社

　　应该承认，办一个专业出版社并不容易，主要不在于物资和设备，关键是一整套业务人员。但张闻天善于利用现成条件，如同拉出人民大学的外交系建成外交学院一样，他又从人民出版社拉出《世界知识》编辑室和第四编辑室即国际问题图书编辑室，并以这两个编辑室为基础建成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归中宣部领导。正巧时任部长陆定一也有意向把涉及外交和国际问题的这两个编辑室分出去，当时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长姚溱，因业务来往和我混得很熟，就向我打探能否将《世界知识》交外交部领导。我一听，这正中张闻天的下怀，回来立即报告他，并商议接收过来如何管理。于是，姚溱代表中宣部和陆定一，我则受张闻天委托，经过了解和协商，认为可以把人民出版社内《世界知识》编辑室和第四编辑室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只出国际问题书刊的专业出版社，并按张闻天意见，直接由外交部领导和管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世界知识出版社就成了外交部直接领导和管理下的一个部属单位。

　　张闻天对出版社不止实行大政方针的领导，对具体业务也管得很细、抓得很紧，经常过问刊物的内容和出版社的出书情况。例如，他建议《世界知识》杂志开辟一个“外论介绍”栏目，曾为此亲自给邓小平总书记写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张闻天对《世界知识》的领导管理工作，多是派我去传达和落实的。所以在一个时期，我就成了外交部和《世界知识》的联络员。

　　因世界知识出版社而躲过一劫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制造了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随之我也被外交部党委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揪出来进行批斗，并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的处分，然后下放劳改，并同意我改行留河北省做地方工作。我正在河北省昌黎县搞“四清”时，没想到外交部又把我从河北省委要了回来，以代替已患重病的副总编辑吴景崧主持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于是我离开昌黎，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可是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符浩司长却说，不必去世界知识出版社上班了，先回原单位办公厅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这就使我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失之交臂。但却可以说，我是搭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航船才回到北京的。更幸运的是，根据事后了解，在农村的一些地方，“文革”搞得很野蛮，打死人和致人伤残是常有的事。如果我继续留在搞“四清”的那里，经过内查外调，得知我原来是“张闻天在外交部反党的主要助手”，很可能引起众怒，即使不被打死，也难免受伤致残。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可以说是救了我一条命，起码避免了伤残。现在我能活到九十多岁，还算耳聪目明，可以继续写书作文，不能不说是受惠于世界知识出版社。

　　两个观点的出台

　　1978年，我从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等待复查时，曾被临时分配到刚刚复刊的《世界知识》杂志。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每期给杂志写一篇文章（头两期为试刊）。过了大概半年，由于邓小平决定撰写一部《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书，宦乡把我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写作小组，我才离开了出版社。但是，我和《世界知识》的联系仍然比较密切，还偶尔为它写点稿子。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知识》有几次发表了我反驳和批评主流舆论的文章，使我的不同意见得以表而出之，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主流舆论的发展趋势产生过一定影响。一个例子是改变关于“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评估，一个例子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早已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

　　说“南北差距不断拉大”，是指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因为它们多地处北半球，所以简称北）的经济增长快于南方的非洲、拉美、还包括大部分亚洲地区。这也确实符合战后头三四十年的实际情况。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形势已发生转折性变化，再继续这样说就不合适了。出现“全球化”这个词汇的1985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产生了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一个是政治民主化。而这两大趋势又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经济市场化而论，1985年后不到十年，被市场化卷入的人数就从6亿左右猛增到60亿，全世界完全市场化了。这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也被列入属于新兴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形势虽然已经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国家还习惯性地说“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这句话，当然其中也有团结发展中国家、警惕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用意。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提法已经变得过时和陈旧了。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一时引起了争议。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知识》前来约稿，我就借机把问题展开来写了一长篇。《世界知识》在1994年第8期和第9期分两次刊登，只是把我原来的标题《不能说南北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成《南北差距的新变化》。

　　有关时代问题的争议，我的意见同样在《世界知识》上得到了及时反映。

　　1986年年底，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二战后不久，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已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此论一出，一时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而仅仅在一年之后的1987年年底，那时尘埃远未落定，《世界知识》为纪念杂志发刊1000期举行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并发了言。这次座谈会和在1988年第3期杂志上发表的与会者发言，影响很大。应该说，这次讨论会是开了风气之先，是关于时代问题讨论的一次公开“亮相”。参加这次座谈会并发言的有宦乡、陈忠经、童大林、姜长斌、李慎之、浦山等多位老熟人。他们中许多人已先后故去。此刻写文，再次引起我对他们的深深怀念。

　　继1989年政治风波、1999年3月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国飞机轰炸，时代已经转为和平与发展的看法第二次遭到比较集中的质疑。就在较多的非议声中，《世界知识》又在2000年7月1日和2日，在怀柔举办题为“反思：一年来的‘和平与发展’大辩论――纪念《世界知识》1300期主题研讨会”，我再次应邀参加并发言。我和大家的发言发表在杂志2000年第15期上。

　　除了邀请我参加这两次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之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在2000年5月出版了我的《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书，并在杂志2000年第13期上发表了我的有关文章。

　　从党的十三大起，中央一直坚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鉴于时代问题的重要性，《世界知识》积极推动和进行时代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本人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知识》的积极推介。有人认为，我研究国际问题五十年，在这个领域做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时代问题的研究。这当然是过誉的话。但无论如何，《世界知识》对我研究时代问题的支持，我是永远铭刻在心的。

　　《世界知识》的存在横跨两个时代，它所肩负的任务和涵盖的内容也为时代所决定。在1950年以前，它报道和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战争与革命，共和国成立后，主要内容就已经在事实上逐步转为和平与发展了。这个转变，是我体会到了的，甚至是亲临其境的。

　　到今年10月，我就活了整整92年。如果从学习阶梯和智力发育来看，我可以说是同《世界知识》一起成长的。我现在还有点模糊印象，《世界知识》创刊后，我就在书店和学校图书馆看到过它，从那时起，也知道了胡愈之等人的名字。这也许可以说明我同《世界知识》关系的悠久。在它80周年的时候，我斗胆自命以它的老朋友身份，祝它茁壮成长，带领读者走在全球化的前列，普及新的世界知识，让大家早日成为世界公民。

　　（作者为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本文来自《世界知识画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