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毕业赠言

　　各位同学：

　　从今年初的雪灾到5·12大地震，不知大家在为自己的前途忙碌奔波之余，是否也关注着这些与繁华的大上海，与各位同学未来的生计或许没什么直接联系的事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半年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奥运圣火传递的激情，还是汶川地震带来的国殇，都会一一刻划成为诸位大学时代的“集体记忆”，它们也许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冲淡，但很难被忘却。

　　在为大家写下这篇临别赠言之时，我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大学毕业前夕，因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三位同胞遇难，而引发全中国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这件事情今天似乎已经甚少被人提及，但对我来说却印象深刻——国际法的“夸夸其谈”在现实世界的政治逻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令我最终把兴趣彻底转向了认识与解释现实规律的政治科学，而不是坐而论道般清谈权利或者公正。这种态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成为我在法学院任教的每一门课上都极力“灌输”的东西。至今为止，我仍旧认为在大学里所学到的任何具体“知识”都不及经受过合乎逻辑的、清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技巧训练来得重要。

　　但是，随着自己角色的变换与阅历的增长，我时常会反问自己：追溯到极致，我们要用什么来确证自己对社会科学的信念和对学术研究的鉴别力呢?

　　几天前，在大地震后意外爆得大名的北大校友“范跑跑”先生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表示，自己堪称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文科教师。而最近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炒作，以及网上铺天盖地的褒贬声浪，令我又很自然地反问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员，我是否完全了解我的职责与责任?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我又当以如何的价值标准来评断这位校友的行为?

　　巧合的是，在我给各位同学写这篇临别赠言之时，我从朋友那里又听来了另一位北大校友的故事。这位现在美国念化学博士的师兄现在也得到了一个“林跑跑”的雅号——因为身为四川人的他，在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就买机票回成都，下了飞机就去献血，献完血就直接去灾区做志愿者帮助救灾——跑得比谁都快、都远。这位师兄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人行为，并不想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之类。

　　还有一个与老师有关的故事则与我现在身处的香港中文大学有关。地震时，北川中学的一座教学楼倒塌。校长刘亚春和逃出来的师生们顾不上余震不断，竭力营救废墟底下的学生。而此刻他的儿子就压在附近另一所学校的教学楼下，但他没有放下自己的学生去找他的儿子。当凤凰卫视的记者事后采访这位中学校长，提到他已经遇难的独子，他说：“他的成绩很好，最大的愿望是考取香港中文大学。”听到这段采访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致信中大校方的领导，建议中大今年可以破格给北川的高三毕业生一个名额。她写道：“地震让我们见识了这些北川出色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从容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职责。”

　　范跑跑老师的地震亲历记中开篇就说：“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为自己辩解时，他一再提及自己对于个体权利与自由选择的极度坚持。这件事情真的很滑稽，Runner Fan老师并不清楚，以他的举动与言论，如果放在美国，唯一的后果只会是立马去找别的工作，永远别想再吃教师这碗饭——因为这种自以为是的“自由选择”违反了教师行业的基本道德底线与职业操守。百年前，严复先生使用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名词翻译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群己权界论。显然，法学院四年的训练一定可以给各位同学种下坚实的“权利意识”，但此时我想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固然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与维护，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模糊对与错、美德与丑恶的界限。最重要的，我们或许需要时时反思一下，一些基本的底线是不是必须得到肯定与坚持?

　　十数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薄扶林水塘道古色古香的港大University Hall门口端详外墙上关于这幢老房子历史沿革的铭牌时，忽然背后传来一声礼貌的询问：“有唔可以帮到你?”回头一看，却是一位住在这里的本地男生手里拎着两大包东西拾阶而上返回宿舍。大约他以为我在寻找这附近的道路交通，所以特意停下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在香港，时常会遇到这样令人感动的细节。表面上，这是一个节奏飞快、人情淡漠的城市，但人与人之间积蓄的温情与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却令北京、上海难望其项背。而支撑这一切的，并非“我为人人”的大公无私，只不过是坚守“我要做好呢份工”的底线。

　　那天下午我走到港大时已近黄昏。坐在陆佑堂的天台上，四下就是《色·戒》里王佳芝他们排演话剧、策划刺杀易先生的场景所在。想起去年年末因《色·戒》引发的国内知识界围绕个体价值与民族大义的激烈争论，想起这段时间王千源、王石以及范跑跑的各种掌故与言辞，想起当天晚上西九龙即将举行香港演艺界精英群集的赈灾筹款义演，我忽然觉得把所有这些事情都串联在一起，颇值玩味。

　　这是一个道德说教与高调宣传失灵的年代。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也罢，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也罢，似乎都很难再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一个转型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在网络信息时代更会时不时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脑残综合症”，以至于我们往往缺乏底气去不假思索地坚持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作为大学教员，我可以很坚定地给大家灌输社会科学的信念与研究精神，可以很自在地与大家分享各种世态生相和研究结论，但我始终不大确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大家的志业选择与价值判断。拉拉杂杂讲完上面这些片断，也许可以给大家留下一点记忆的脚注——在把天涯论坛上范跑跑的地震亲历记转给朋友们时，我加上了下面这段感言：

　　从本能而言，这位北大校友的做法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但从良知而言，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传道者”还能作何期待?这次地震真的是一面镜子，照出很多东西。我赞同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尊重我不接受的价值观，但厌恶形形色色的高调背后透露出来的、知识精英时常容易坠入其间的各种道德与智识上的“优越感”。看到范老师的说辞，联想之前沪上某位大牌历史学家的“天谴”论调，令我想起曹刿的那句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尊重范老师的表达自由，鄙夷他的言论，并以谴责他的行为来维护我的表达自由。无论是否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过基本高等教育的，乃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应该坚守自己对社会、群体，而非单纯对某些个体的关切，应该秉持最基本的谦卑与职业操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半年所发生的一切必定逐渐会淡去，付诸秋月春风。毕业之际，不论各位同学选定的道路如何，在未来的岁月中，如果遇到选择与取舍，面临人与我之间的协调，期待大家还能在记忆深处发掘出这篇临别赠言里分享的点滴片断，以谦卑的姿态明确自己所应坚持的底线与操守。

　　作者：汪卫华 来源：天涯 2017年3期

　　祝大家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