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的统治策略及其教化政策

摘　要：隋代统一天下后，调整改革了有关教化政策，唐继隋之治，更将天下一变而为政治清明、民物藩息、文化昌盛、教育发达的封建大帝国。固然，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治世，乃多种原因促成，而其中，采用“守成以文”的统治策略和相应的教化政策治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隋唐；统治策略；教化政策
　　“文治武功”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追求，武以定邦、文以治世，文治的主要表现就是教化，就是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礼仪的、教育的、宗教的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手段，来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思想行为的形成，从而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由于它具有刑罚所不可替代的巨大功效，故成为中国古代特别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支柱，这一点在隋唐表现尤甚。
　　一、复兴和尊崇儒学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了隋朝，589年，隋灭陈，结束了自晋室东渡后近三百年之久干戈相寻、兵戎不息、四海不一的分裂动荡局面，重新建立起了一个专制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帝国。隋朝统一后，面对动荡的政治秩序、混乱的伦理纲纪、凋敝的经济，以及消沉的思想文化形势，为维护、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统治者采取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决然不同的治国策略，而这突出地反映在重新强调并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上。隋文帝认为：“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暂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①因此，自建国伊始至其寿终正寝，隋虽国祚短暂，但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重振儒学的措施：不仅规定国子学每岁“释奠”先圣先师，诏封孔子后裔，而且在全国“崇建庠序”，“延集学徒”，以传习儒学；搜集、整理散轶各地的儒家经典；征召、礼聘并重用四方儒士；以儒术为取士标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造成了名儒辈出，儒经不绝，而且在全国曾一度使学习儒经蔚然成风，所谓“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正是当时崇儒政策效应的真实写照。
毋庸讳言，隋朝复兴和发展儒学的努力促进了儒学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和统治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统治、巩固统一的效果。然而，由于炀帝暴虐无道，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使得隋朝在中后期战争频仍，赋税繁重，徭役无期，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儒学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使诸多兴儒弘道的措施在治国平天下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显著激化，使之迅速走向灭亡。这一活生生的历史惨剧，给初唐君臣以深刻的启示与教训，使他们不仅“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②，而且清晰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国家治乱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③。鉴此，唐兴不久，颇好儒臣的高祖李渊即下诏要求兴化崇儒，而锐意经术且善交儒生的太宗李世民更是未登基之前就在秦王府开文学馆，网罗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位著名的儒士，为他出谋划策；626年，又设立了弘文馆，精选天下之硕儒如虞世南、褚遂良等，共商国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的发展趋势，太宗果敢地提出了“以文治国”的总方针。他向群臣宣布：“戡乱以武，守成以文”④，决心崇儒学，施德治，行仁政，倡教化，以使风淳俗厚，天下太平。他如是言道：“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⑤太宗的主张和决心得到了当时王硅、魏征等权臣的赞同和支持，加之，隋朝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儒学的措施为进一步崇儒弘道打下了一定的根基，所以，自太宗始，有唐一代历朝统治者多继承隋代崇儒的政策，视儒学为“盛衰是系，兴亡攸在”的思想统治武器，极力复兴和尊崇儒学。其主要表现在：
　　其一，尊孔。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鼻祖，所以，要崇儒，首先必然要尊孔。唐自建国伊始就极力尊孔。武德二年(619年)，令在国子学中立孔子庙；贞观元年(627年)，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630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规定凡设有孔子庙的官学，对孔子或“四时致祭”，或“春秋释奠”，或“岁时行礼”，有时，甚至皇帝也要亲幸国学参加释奠或祭祀活动，以表率儒道。
　　其二，统一经学。政治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自汉以来经说师出多门、繁杂歧义甚至各执一端的问题和隋末丧乱所造成的“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的局面，⑥唐统治者在经过武德五年(622年)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决定统一经学，以实现学术思想上的统一。其中，《诗》取汉毛公“传”，《书》取汉孔安国“注”，《礼》取汉郑玄“注”，《易》取魏王弼“注”，《春秋》取西晋杜预“注”。自此，经学有了统一的教本，儒家学说自汉武帝后再次被确定为官方重要的统治指导思想。开成二年(837年)，为进一步统一经学，又命人刻制《开成石经》，计十二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计65万字，两面刻字，用石114方。《开成石经》的刊刻，不仅是统一经学的重要步骤，而且由于儒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儒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
　　二、扶植并利用佛道
　　隋朝建立后，不仅没有因为复兴儒学而排佛，而且视佛教为加强统治的有力辅助工具，于是，文、炀二帝对佛教给予了相当的财力支持和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听任百姓自由出家，令各地修寺庙、建佛塔、塑佛像、译佛经，使佛教在隋统治的不长时期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朝高祖时，即大建佛寺，营造经像。至太宗即位，虽言佛教“非意所遵”，但在贞观三年(629年)，却特地下诏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国时，太宗不仅特敕空城出观迎接，更令将玄奘带回的梵本657部佛经翻译出来，并为之作序，以倡导佛法。高宗时，继续支持佛教发展。一方面令玄奘继续翻译佛经，玄奘死后，“为之废朝数日”， 并派法师义净步玄奘之后尘赴印度取经；另一方面，自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63年)，数年内在东西两京内殿先后七次召集僧道讨论。武则天时，不仅令人翻译法师义净从印度带回的四百部经律，而且允许佛教徒主动接近宫廷，其中沙门怀义和法明等 人还曾伪撰《大云经》进谄武后，称武则天是弥勒降生，于是，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后，即诏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进行讲说，还度僧千人，并将怀义、法明等封为县公，予以厚待。
　　在倡导、发展、利用佛教的同时，唐朝统治者也继承了隋代修、建道观等一系列关心和重视道教的做法，对道教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极力扶植和利用，以适应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道教追尊的教主老子姓李，而唐朝既然是李姓天下，所以，自建国伊始，即依托附会，大倡道教，以给自身的统治戴上一个“君权神授”的美丽光环。
　　玄宗时托言梦见老子，因之，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并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一本。因为尊崇道教，自玄宗时起，法律上规定：道士、僧、尼犯罪，所有州县官不得擅行处罚；科举考试的贡举中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凡此种种，使得自玄宗起至终唐之时，道教一直受到极大的尊崇，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
　　虽然，对佛、道两教的扶植、倡导与利用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重要的是，儒、释、道三教在互相排斥、冲突乃至斗争中，也在某些方面相互吸收、会通与融合，而其中特别是儒学在得到尊崇与复兴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并汲取了释、道两教的思想因素和智慧资料，更是为有唐一代教化的推行与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整合社会、维护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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