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长征》之艺术特色评析

[摘要]电影《我的长征》通过主人公小战士王瑞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发生在7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风貌，并以其独特的语言设计、充沛的情感张力和新颖的视角选择彰显出一定的艺术特色，是—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激发民族美好情感的精品大作。
　　[关键词]《我的长征》　艺术特色　长征精神
　　
　　从电影《金沙水拍》到故事片《长征》，从歌剧《长征组歌》到舞剧《天边的红云》，承载长征精神的影视文艺作品可谓浩瀚如海，常出常新。在所有以长征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包括1959年的《万水千山》，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长征》一样，以中国大片的形式。从“我”的角度去讲述长征，见证长征。这应该看作是中国主旋律影片一种崭新的尝试和转变。作为长征胜利献礼片，八一厂为《我的长征》动用了阵容强大的主创班子。由八一厂著名导演翟俊杰任总导演，陆柱国任编剧，王珈、杨军执导，穆德远担纲总摄影，作曲家张千一为影片作曲。在选用演员上，《我的长征》大胆启用新人，其中男主角王瑞的扮演者是在《我的法兰西岁月》中饰演少年邓小平的钟秋。该片获得了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颁奖词给予了该片很高的评价：影片以细节震撼人心，以真情催人奋进，关注个人情感实现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真正触摸到了长征的精髓所在，体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具备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此外，该片还获得了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音乐、最佳美术等7项提名，并获得了评委会荣誉大奖。
　　本文以该片为审视对象，认为该片以充满必胜信念的独特语言、富有浓郁情感的经典细节和勇于创新超越的微观视角，显示了其自身的艺术特色和永恒魅力，从而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该片的艺术创作值得广大主旋律影视作品创作者们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一、语言合——意志·理想·信念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以来。都是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展现中华儿女优秀品质的影视艺术创作的生动素材和精神源泉。但是，与以往同类题材的电影相比，《我的长征》的突出特点首先就在于它通过前后相合且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来表现长征这个东方的神话之旅。
　　语言，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表现元素，正如巴拉兹所说，它能使“欣赏者与艺术品之间永恒的距离在观众的意识中完全消失”。在影片《我的长征》中，不同于其他革命电影中遵照人物籍贯而采用地方方言表演的做法，该片从头至尾都统一使用在我国已经基本普及的汉语普通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语言的局限性，有效消解了全国观众与作品内容之间的距离，以唤起情感上的共鸣，使70年前的红军长征精神依然能够感召当下的中国人。同时，影片中伴随着红军小战士王瑞的成长过程而数次出现的那句话——“跟着走”，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在敌机狂轰烂炸的湘江边，王瑞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懵懂的他不知道红军将要去哪里，是他父亲望着毛主席的背影告诉他“跟着走!”这里，导演只用一句看似简单却饱含坚定意志和信念的细节语言，含蓄地向观众传达了一种“跟着党走、跟着毛主席走”的思想，比直接的表白更有感染力。继之。“跟着走”这句话又出现在连长的口中，这进一步增强了王瑞的信念。到了飞夺泸定桥之后，当毛主席说以后的困难还很多时，王瑞则坚定地说“我跟着走”!就这样，以小战士王瑞为代表的红军战士从最初盲目地“跟着走”到经历战火的洗礼后磨练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并逐渐树立起必胜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信念，主动地跟着党走，跟着胜利走。可见，一句台词虽然仅有三个字，但却能做到前后呼应相合，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象地再现了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那段关于意志、理想与信念成长的真实历史。
　　
　　二、情感真——亲情·友情·爱情
　　
　　除了电影语言艺术的特色之外，《我的长征》还表现出了浓厚的伦理感情味道，演绎着亲情、友情与爱情的多重感人故事，具有独特的情感张力，从而将伟大的长征精神超脱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成为人类所共有的宝贵财富。

　　电影的情感定位与价值追求向来都是一部影片成功的关键。《我的长征》导演翟俊杰纠正了过去我国主旋律影片“缺乏人性关怀”、呈现出“伪圣化”、“抽象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等不良倾向，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革命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友情以及恋人和夫妻之间的爱情恰到好处地穿插在紧凑的以战争发展为线索的叙事链条中，增添了该片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比如在影片中采用了近景镜头和特写镜头表现了这样一组震撼人心的细节；离开遵义前，王瑞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为坚守纪律，被迫将刚出生的女儿留下的一幕，传神地展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与作为父亲、丈夫的情感交织与角色冲突。这种充满情感的细节描写，使毛主席的伟人形象摆脱了神性的光环，更接近于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因而显得真实可信，能够引发观众情感的触动：再如王瑞在长征中先后与父亲、姐姐、姐夫生离死别的不幸，更让广大观众在体验激烈残酷的斗争所带来的视听震撼之余。萌生出对革命烈士无限的哀思之情；又如看到曾连长为了救王瑞而坠崖牺牲时，一份厚重的兄弟友情刹那间升腾出来，让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另外，还有彝族汉子达尔火和美丽的彝族姑娘索玛之间纯洁无暇的爱情，也为惨烈悲壮的长征之路添加了一抹亮色。
　　总之，观众时刻都能深切感受到影片中所渗透的丝丝人间真情所带来的温暖，进而做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诠释长征精神，充分领略它的真谛所在，并获得一种长久的生命感动和不竭的精神力量。
　　
　　三、视角新——小我·大我·集体
　　
　　长征，无疑是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因此，过去同类主题的影视作品，多是采取全景式的宏观表现形式。似乎惟有如此，才能体现出红军长征的气势磅礴、气吞山河、无与伦比。但是，影片《我的长征》则不同于以往，它采用了微观视角。摒弃了“一味求大”即大战役、大人物、大场面的表现手法，实现了视角的转换，这亦是其艺术特色之一。
　　对于总导演翟俊杰来讲，长征这个题材已经不再陌生。早在十几年以前，他已在电影《金沙水拍》中一显身手。在10年前的电影《长征》的拍摄中，又第二次踏上长征路。对于第三次拍摄长征，翟俊杰表示，尽管前两次长征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次创作无论如何都不会沿袭前两次的拍摄手法，并且有意避开以往表现长征的叙述风格，以一切归零的状态去完成这次创作。翟俊杰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很神秘的历史，我每一次接近它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或是激动，或是震撼，每一份感受都是迥异或是激动，或是震撼，每一份感受都是迥异的。但惟一没变的是长征中红军的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每次都让我感动。如果没有信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正是那么一份信仰。”他坦言：“过去拍长征都习惯采用全景视角，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局部出发也可以把故事讲好。美国的《魂断蓝桥》以二战爆发为背景，讲述了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虽然没有正面展现当时任何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影片本身的批判力量和反战力量都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观众。”在《我的长征》中，程俊杰在《我的长征》的表现形式上，导演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不仅追求原生态与诗意化，而且巧妙地处理了小人物与大人物、纪时性与故事性的辨证关系，不再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历史事件，而是以小见大，“将视点对准战争中的普通战士和基层指战员”，一改以往主旋律军事大片的拍摄视角，让一个普通红军小战士的命运成为影片的主线。通过“我”——小战士王瑞的亲历，“折射出长征中若干重大事件：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战——乌江大捷——通过彝区——飞夺泸定桥，乃至作为情感延伸、作为尾声表现的雪山草地”。新颖的视角展现了从一个无知、软弱的农家少年到坚定、勇敢的共产党员的成长过程。凸显了从一个个普通战士形象到红军战士整体形象的映射过程，最终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再到“集体”的视角跳跃与手法创新，使该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