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男权文化与女性命运的关系
封建社会晚期的男权文化与女性命运主题是影视文学创作的宝库，它积聚了长久以来的压迫，也产生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新质。小说《伏羲伏羲》、《妻妾成群》和《银饰》的共同主题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权文化对女性命运的掌控和摧残。封建社会晚期，作为不安其分的“僭越者”，女性意识的萌芽势必被男权文化扼杀。在时空背景，色彩与意象，矛盾冲突等方面，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银饰》对三部小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
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
这三部小说作品中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的处境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词：家暴和守节。家暴是一个近代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词语，在处于男权社会的中国是不存在这个概念的，因为即使存在这种现象，女性在男权的压制下也只能逆来顺受。《伏羲伏羲》中的杨金山用二十亩地换了史家营王麻子的二闺女王菊豆，以期传宗接代。可惜金山年过半百，已经没有能力为杨家延续香火，他只能把心中的懊丧与恐惧发泄到二十岁的菊豆身上。二十岁的菊豆只是作为生产的工具饱受杨金山的暴力对待，未能从他那得到一点丈夫对于妻子的疼爱。《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因为父亲的破产自杀而被后妈嫁给了陈佐千做填房四太太。陈家四房太太中，大太太冷漠严肃，二太太佛口蛇心，三太太恃宠而骄，几位姨太太之间暗潮汹涌。陈佐千纵容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与相互倾轧，这对刚上过一年新式大学的颂莲来说也是一种家庭暴力，对她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银饰》中的碧兰嫁给了明德府大少爷吕道景，但大少爷却是一个异装癖，恋物癖，同性恋。当碧兰想与丈夫成为实质上的夫妻时却遭到吕道景的多般阻拦，甚至受到身体上的伤害。这对碧兰来说无疑是种冷暴力。在作品中，这些家庭暴力促使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临的另一个处境便是守节。不管女性在婚姻中遭受何种不人道的待遇，都只能出嫁从夫，从一而终。菊豆遭遇的是精神上的丈夫的缺失。杨金山本能地排斥不能生育的原因是出于自身，他只能把内心的恐惧与焦虑转嫁到勤劳的菊豆身上，待她还不如一头牲口。菊豆也就从未在他身上得到作为一个丈夫的怜惜和体恤。杨金山去世后，族长规定菊豆不能改嫁，她只能在岁月的流逝中与青山绝望地相守。陈佐千可以有四房太太并和府中的丫头关系暧昧，而各房太太只能对他从一而终。电影中陈佐千的四位太太必须在夜色中一齐等待唯一的“点灯”，以彰显女性对男性权利的依附。而作为父亲遗物的一支笛子却因捕风捉影被陈佐千误以为是颂莲前任情人的东西惨被烧毁。生性自由的戏子梅珊在陈佐千身上得不到独一无二的爱，被发现与旧识的医生私通后，按照家规被处私刑。碧兰的丈夫喜欢在深夜穿着妻子漂亮的衣物，戴着费尽周折收藏的银饰，幻想自己是个女人，祈盼得到铁团哥的爱慕，而不愿意做碧兰名副其实的丈夫。吕家老爷知道自己儿子的“不正常”，却因为他自己的面子问题要道景压抑自己的人性，也让碧兰守了活寡。
二、男权文化威压下的觉醒与挣扎
两千年来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少有话语权利，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女性意识才开始觉醒。濒临死亡的家暴使菊豆最终把求助的目光转向暗恋她许久的侄子杨天青。她与杨天青都不被杨金山当人看，同病相怜使他们逐步走近对方的心房。摄于惯性势力的杨天青止步不前时是菊豆在刺激他，在无望的偷偷摸摸中也是菊豆提议要远走高飞。自从得知外表温厚的卓云助雁儿一起诅咒她时，颂莲无法克制内心的愤怒和鄙夷，终于剪伤了卓云的耳朵。当雁儿继续变本加厉地诅咒她时，颂莲间接害死了陈老爷宠爱的丫头。颂莲在几房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为了生存和争宠，妇女的反抗意识已经萌芽，不过仅仅停步于对同类女性的伤害。三太太梅珊则是这个竞争机制中的超脱者，为了自己人性的解放献上了生命。碧兰在吕家没有得到爱情的温暖，机缘巧合之下向老实的小银匠倾诉心中之苦。碧兰问小银匠：“要是那件东西一个人能要来，可世上人又不允许他要咋办?”小银匠回答：“那就别要了，要不人家会说你是偷。”人往往只是想从对方的赞成中获得侥幸的怂恿，从反对中寻找偏执的执着。即使违背了三从四德，碧兰仍然认为自己“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不仅女性必须三从四德，男性也因三纲五常而被网罗，进而挣扎于封建专制和宗法制度之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尊卑观念深入人心。处于臣位和子位，处处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压制;处于父位和夫位，生活又充满惰性，日益萎靡。杨天青虽是金山的侄子，也算在子位，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使他不能堂堂正正地娶菊豆为妻，只能在深夜用交杯酒作为他们结为连理的狂喜而又沉重的虚假仪式。 处于子位的飞浦因为家中母辈的强势泯灭了对女性的正常的爱，只能通过远走经商暂时逃离家族的纷争与颓势。道景在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父位的专制之下，只能压抑和掩饰自己的人性。穿女装，戴首饰的道景被家人看成异类，被父亲强令“抑制不可告人的欲望，还要学会遮掩”，只能在他的本能与明德府的“礼”的冲突中痛苦偷生。“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下。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
三、男权文化对“僭越者”的压迫
三部作品中都有不安其分的“僭越者”的形象，且都受到男权文化的致命压迫。《伏羲伏羲》是子辈对长辈“僭越者”的压迫。传统规制的内化使杨天青和菊豆的爱情不能大白于天下，只能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以及青春张扬的人性的二者冲突中苟且。早熟的杨天白代替名义上的父亲对母亲及“堂兄”杨天青实行监察之职，虽对母亲百般维护，但对杨天青却从未有好脸色。《妻妾成群》是夫辈对女性“僭越者”的压迫，同时，异化了的女性如卓云等协助丈夫行使了惩罚的职能。陈佐千不能容忍任性清高的颂莲不断挑战他的底限，逐渐把颂莲打入了冷宫。卓云为逮住了出轨的梅珊而幸灾乐祸。《银饰》是父辈对子辈“僭越者”的压迫。吕家老爷不动声色地对小银匠实施复仇计划，并借刀杀人除掉了使他颜面蒙羞的碧兰。道景在本能与伦理道德的痛苦挣扎之下，只求两年自由生活的卑微希望，却被吕敬仁以知府的面子为由生生扼杀。
这三部作品中男权文化对“僭越者”的压迫不仅致命，而且虚伪。十八年的等待，不能与菊豆堂堂正正地在一起，不能与杨天白相认，杨天青走到了绝望的深渊，自尽于水缸之中。而电影中的杨天青则是被杨天白剥夺了求生的权利，菊豆也用一把火烧毁了束缚她一生的染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封建的压迫进行最决绝的反抗。杨金山和杨天青等四人都对邻里矫饰了侄嫂的乱伦，知道了真相的杨天白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的事实。陈府的惯例是妻妾成群，同时对女性“僭越者”动用私刑。梅珊被处死后，直呼“杀人啦!杀人啦”的颂莲被陈佐千宣布疯了来掩饰陈府的私刑。面对道景的痛不欲生，吕敬仁让其抑制和遮掩不可告人的欲望，吕敬仁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对封建道德的虚伪性的反讽。洞悉一切的吕道景在碧兰的墓前自杀，遗言：“我吕道景不做明德府的人!”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对封建虚伪的道德和礼教做出了最沉重的反抗。
四、电影改编对主题的深化
小说与电影属于不同的文体，虽然二者都重在对故事的讲述，但是文体特性规定了前者适于对心理加以把握，后者易于对视觉艺术进行呈现，因此，三部电影从不同角度对三部小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同时也深化了文本的主题。首先是时空背景的改编。《菊豆》的空间设置由文本中开阔的小山村改为封闭的染坊，时间设置由土改到文革浓缩为不具名的时间段。同样地，《大红灯笼高高挂》从水气氤氲的江南小镇搬到了山西的乔家大院，时间同样缩短，停留在民国时代。《银饰》则明确了四川的小镇作为剧本的发生地。[2]其次是电影中对色彩和意象等视觉艺术的运用。《菊豆》中的染布的颜色的变化代表了主人公心境的变化，由菊豆与杨天青的两情相悦时的鲜亮的颜色慢慢演变到尝到禁果后矛盾苟且的暗色。《大红灯笼高高挂》借用了慈禧太后赏赐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这一意象，表达了男权统治下女性的低下地位，院外听掌灯也只是突出了女性对男权的依附。《银饰》中的腊梅是女主角最喜欢的花，正如她在片头所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电影的主要基调便是花园中腊梅的清香与淡远。
再次是突出的矛盾冲突对主题的深化。电影《菊豆》中出现几个老态龙钟的族长，申明菊豆不许再嫁，必须守寡。《伏羲伏羲》中杨金山是自然死亡，杨天青羞愤于世最终自杀，菊豆在小镇隐忍偷生。而《菊豆》则由杨天白亲手葬送了名义上以及血缘上两个父亲的性命，是对父权的一种隐性的颠覆。菊豆用一把火结束了染坊和自己的生命，埋葬了卑缩在闭塞染坊中的屈辱人生，是对男权社会的又一次反抗。《大红灯笼高高挂》始终把陈府太太们的明争暗斗系于颂莲一身，集中矛盾，推动情节更合理紧凑发展。如电影开端便是颂莲不坐轿，自己走去陈府。刚和雁儿上演对手戏便显示了倔强的性格。整死雁儿，剪了卓云的耳朵，借酒透露梅珊的行踪，这些都违背了平时做人的准则，让颂莲看到了自身的阴暗面，矛盾的心理使颂莲绷紧的神经最终在梅珊被吊死的那一晚断了。《银饰》电影的开头便直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把碧兰出轨的因果联系呈现给观众。(碧兰找老实的小银匠买砒霜;道景在家中穿着妻子的衣服，戴着喜爱的银饰。)小说中的结局写得很含蓄，幕后的杀人凶手并未现出真身。电影中为了让观众明晓其中曲折，把吕老夫人下药一幕直接置于目前，道景也当面质问吕老爷小银匠和碧兰的死因。
作为影视文学中激荡人心的戏剧冲突，男权文化与女性命运的关系也使我们观照当下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的普遍人性。文学是人的文学，对矛盾的社会生活以及奥秘的人性的深掘，是文学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