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2年期间民国初中英语自编教材特点评析

民国是中国一个时局动乱、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长期受外国列强侵略、欺辱以及清朝已经开展“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国外教育理念的影响，在民国这段政治变更频繁的时期，英语教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自编英语教材方面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民国初期自编英语教材不仅是中国英语教学史的重要成果，也是当前英语教学改革解读的热门课题。

本文主要选取从民国建立1912—1922年“新学制”颁布的这段时期主要自编初中英语教科书进行研究，解析这段时间出版的著名英语教材特点及其深层教育理念，探索民国自编教材特点，体现外语教学与国家需求、教学改革以及实用教育的融合，揭示当时自编教材出现“百花齐放”的深层文化特征，从而为当前外语教学改革提供启发和参考依据。

　　一、引言

众所周知，教科书是课程实施和课程教学的重要载体，教科书的编写水平直接影响到教育对象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英语教科书不仅仅是课程教学的重要工具，是英语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实现英语教学培养目标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侧面表征形式。

民国初期，社会动荡，教育工作在夹缝中求生存，而英语教学在清朝受到列强欺辱的背景下则承受着更多的期待、压力和使命，这让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也成为编者自身在时局、政局以及教育目标等方面所作出的自我选择和教育思想塑造。正是在民国时期这样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民间自编教科书迅速发展，而且，随着当时社会变革的加深加剧，英语教科书更加融合本土文化，呈现多元融会贯通甚至“百花齐放”的现象。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1912—1922年期间初中英语自编教材出现繁荣发展的原因进行概括和总结，评析自编教材得以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探索自编教材实现创新和转型的核心教育理念，为当前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1912—1922年民国政府的教育政策

　　本文选取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2年期间民国初中英语自编教材，原因是自1922年以后，在教育有关方面“新学制”出台以后，英语教材编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模仿日本到模仿英美，教学法也从提倡翻译法教学到提倡直接法教学”{1}。这里并不着重分析民国不同时期教科书的异同点，而是探索英语教材编写特色以及当时两个著名出版社对于教材改革的重要推动作用，以期审视当前高考英语教学改革之后，我国英语教学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1.1912—1922年民国教育政策特点

1912—1922年期间，民国教育政策特点，首先可以概括为随着民国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不断总结清朝时期教育得失以及大师级人物的倡议对教育改革推波助澜以外，基本上教育发展脉络为逐渐建立起来对于各级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审定制度和实用课程标准。以指导思想为例，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首先取消晚清政府的学部，并于同年1月9日成立教育部，由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

1月19日颁布了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该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科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2}，2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他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从这点儿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英语教学是服从全国整体教育方针政策的，并不是因为是新或者洋的学科就放弃修身、育人和实用原则，而且随着民国对于审美教育的重视，英语教学应隶属于全国教育标准体系下，即还是针对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项技术培养，而不是我们目前近几十年教育教学发展成为衡量学生所有学科能力的重要标准和参考依据现象。

例如，民国时期通过教育总长制定的教育方针，对全国教材的编订提供统一规范和参考价值。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形成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军国民教育辅佐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的教育宗旨，于9月2日公布实施，明确将教育学生的品德放在第一位。同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依照新的教育目标制定了新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此学制对中学校的英语要求，在《中学校令实行规则》中第四条规定：“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并增进智知。外国语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释义、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

{3}从这点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制定的外语教学方针，是培养语言运用的能力和增进智慧、知识。这样的教育目标和教学学制，对于当时的教材编写具有重要的纲领和指导意义。结合当前我国英语教学改革，已经进入面临社会转型与发展巨大挑战的新时期，随着高考英语测试的分值变化，全民对待英语的态度也大大转变，功利心更加凸显，这样由社会层面和家长层面裹挟外语教育的教育理念，既不能培养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不能增进学习外语以后对于智知的补充和扩展。最为严重的是，被家长们裹挟的教育，完全失去了品德的重视，反而是失德失育现象和心理扭曲教育严重。随着国家和社会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正是缺乏有担当有责任意识的年轻人的重要时期，若不能尽快解决品格教育和审美教育缺失问题，人才的培养落后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会严重制约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2.1912—1922年期间民国自编教材审定制度

1912—1922年这段时期的自编教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教材编写进入较为正规的“审定采用”模式。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机构或者个人编写相关的教材，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地申报和审定，通过以后方可推行。这样的教育方针，既鼓励所有有能力的人为教育编写优质教科书，也使清朝外语教学过程中出现杂乱无章的各种书目得到筛选和认定，帮助后人重新审定和编写。1912年7月教育部决定改行新学制，规定教科书采用“审定制”。9月初二，教育部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令》，其中明确规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校、师范学校教课用书，任人自行编辑，唯须呈请教育部门审定;编辑教课用书应依据小育令、中育令、师范教育令;教课用书为中学校编辑者以学生用一种，呈请审定;图书发行人应于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凡已经审定认为合用之书，每册书面，准载命某年月日经教育部审定字样……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就教育部图书审定内容择定适宜之本，通告各校采用。”

{4}从该法令中可以看出，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编写教科书的权利，而教育部对自编教材的采用有审查的权利，同时各省图书审查会对自编教科书有选择的权利和推广的作用。当前国内的英语教材琳琅满目，随着国家英语教育的长期普及和积累，当前英语教材改革，可以借助民国英语教材编写教育宗旨，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为中小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内容中，以中国青少年德育为教育核心的中国典籍中英版教材，进行背诵和讲解，还能起到文化反哺的作用。

　　3.民国自编教材的实用目标

1912—1922年期间民国英语教材的实用加细化，也值得当前高校教育思考。1913年3月19日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对每学年教学内容做了更细致的划分，教学内容第一学年包括发音、拼字、读法、译解、默写、会话、文法、习字;第二学年取消了发音、拼字、习字，增加了造句;第三学年照前一年少了造句、默写多了作文。第四学年比第三学年多了文学要略。

{5}从民国这段时期教育方针的制定，特别是英语教科书编撰的细化要求，就可以看到民国这段时期的英语教育为了凸显实用开始细化实践能力的培养，为1922年后出现英语教科书的百花齐放状态打下了基础。当前高校的外语教育，细化教学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但是实用目标下的细化培养工作还不足，与社会脱节严重，外语教育方针和内容需要结合国家大政方针的发展战略进行改革，鼓励结合当前国家发展形势的实用型自编教材，以培养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人才。如果依然是关起门来自顾自教学和以陈旧方式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直接就被社会淘汰。当前英语教学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新时期的高校英语教学，应该以社会发展实用的教材专业化作为教材改革目标，大学的各个专业各个方向课程都应该设置采用国际上最新权威英语版本的课程，这才是新时期英语教学改革的重点。

　　三、1912—1922年期间民国出版社的重要影响

　　1912—1922年这段时期英语教科书能够逐渐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与知名出版社的影响力密不可分。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推动中学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们不仅吸收了民国建立之前的优秀文化基础，还借助新思想新革命的启发，吸收国外优秀教育理念，在新的教学政策下，经过认真编订和审核，这两大出版社与时俱进，相辅相成，各自侧重地出版了一系列经典的英语教科书。

　　1.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相关教材

　　商务印书馆与1897年2月11日由夏瑞芳等人创立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到“抗战”前夕曾一度发展成为可与世界一流出版社颉颃的大型现代出版企业，编辑、出版了大量估计、专著、教材、刊物、辞书等，为我国近代化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6}下面简单介绍几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要英语教材。

　　首先，出版侧重科普型英文教材。《英文益智读本》原来是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发行的早期英语教材。民国成立并没有全盘否定清朝教材，而是借助权威出版社进行审定和修订。教育部门直接授权商务馆对这套书进行修订，取名为《英文格致读本》，于1911年2月出版，由祁天锡编纂，邝富灼校订，共五册。编撰后的教材，以“观察自然现象、探索自然奥秘、普及科学常识”为教育目的。书中插图数量多，并且插图制作精美，介绍了大量的人文知识，每册书的末尾均配有英语专业词汇的中文译文。该书“除了用于教材外，还可以作为学生的课外补充读物”。最为可贵的特点就是，每册书均包括六个部分：英文序言、英文修订序言、中文序言、目录、课文和词汇表;同时每册侧重点不同，除却第一册和原先第一册基本一致以外，其他各册在修订以后就各自凸显特色：“第二册内容主要以生理学和动物学为主，不仅讲授人体的构造和功能，而且对卫生学也有所涉及;第三册内容主要讲授植物学和农业方面的知识，尤其关注中国的植物和农业情况;第四册主要讲授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第五册内容主要讲授化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除了对这些知识的理论部分进行描述外，还对这些知识的实际运用进行了介绍。”{7}

其次，出版凸显遵循教育者学习规律的教材。《共和国教科书英文读本》是商务印书馆为适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而编辑的一套教科书，包括《共和国教科书英文读本》(高小)和《共和国教科书中学英文读本》(中学)。其中《共和国教科书中学英文读本》(中学)有四册，由甘永龙、邝富灼和蔡文森编纂，于1913年出版并发行。这套教材针对中学生教育理念编撰，一学年一册，课文难易适中，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编写。

在教材选材上，以英美读物中经典作品为主，如传说、历史介绍、传记、发明发现等。出版社肩负编纂重任，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中学校制定的要求，在符合中学生学习规律基础上，将阅读与语法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尽可能避免以往教科书中课文与语法是分别编纂，所导致的学生往往不知道他们所学的语法与课文的关系;同时，该套书每册书中课文内容具有连贯性，课文之间相互关联既使课文内容长短得到合适安排，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8}

　　最后，《英语模范读本》系列教科书是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凸显学科教学法的特点。该书由周越然编纂，于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套书共四册，每册均有八个内容环节：词汇、读音、书写、对话、阅读、默写、语法和复习。在内容方面，第一册书侧重对事物的简单介绍;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英美国家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学习内容;第四册主要是对英语经典作品的摘录和学习，体裁多样，难度较大。此套书编辑时遵循了口语训练、重视发音、系统语法学习、写作实践、归纳法教授语法及采用直接教学法等原则{9}，这样设计不仅遵循了学生学习的规律，还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英语教学的能力培养问题。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强调语言的理解翻译能力、阅读能力，而该套书丛以学生学习为重点，开展避免满堂灌教学模式探索及哑巴英语的针对性训练。

　　2.中华书局出版的相关教材

　　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1月1日。这个中国近代重要出版企业的诞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年轻时代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华书局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出版企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促进教育事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0}中华书局出版英语自编教材方面，也为后来的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一批英语教材，这里只简单介绍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特色的教材。　　具有教师指导特色的教材，如《新制英文读本卷首上》由李登辉、杨锦森编纂，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有编辑大意、给老师的建议、目录、课文、版权页共五部分。课文均挑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每篇课文之首都配以优美的插图;编排上简单，如每课生词都配有最普通而又恰当的汉语注释;在“给老师的建议”这一部分，主要是指导教师如何教授该册书的内容及方法。{11}

　　具有外语学科细化标准的教材，如《新教育教科书 英语读本》分为《新教育教科书英语读本(高等小学校)》《新教育教科书英语读本(中学校)》系列。后者由中华书局西文编辑部编纂，共四册，于1921年出版发行。这套书的内容特点为注重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每课生词都有正确的发音符号，每课后面又有各种练习题，每册后面都附有正音标和英汉字汇。{12}

　　四、1912—1922年期间民国重要英语教材编者

　　1912—1922年期间出版的初中英语自编教材，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知名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语言学专家或者教授，而是其他学科研究方向专家或学者，出于对外语教学的重视和思考，编撰出来具有明显个人学识基础的教科书，并赢得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好评。这对当前琳琅满目的教育教科书编写者以及重要出版社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应该鼓励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编写自己专业方面的英语教科书，经过权威机构的审定和考核，在高校外语教学中融会贯通，从而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

　　例如，祁天锡曾是东吴大学的美国教师，在英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参考书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并于1901年中期到达东吴大学，至1920年间一直教授生物学，任生物系主任。祁天锡非常重视中国的英语教育问题，1905年他完成了《中国教育手册》(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一书，注意考察当时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状况。他编写的《英文益智读本》由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1909)出版发行，是一套颇有影响的科学普及教材。

　　另一个重要编者周越然，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藏书家、散文家和性文化研究学者。民国初年，他曾在上海田华书局任引文总编辑，翻译出版过《大演论释》等四部书。1915年，经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部长邝耀西的介绍与保荐，周越然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编译员，专门编译英文书籍。周越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后长达三十年，先后翻译编纂的书籍与讲义有《国民英语入门》《英文作文要略》《英语模范短篇小说》《英美文学要略》《英文造句法》等三十七种，其中又以《英文模范读本》的发行量与影响力最大。{13}

　　五、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不管教育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政治时期，教育都要以教育对象心理和年龄视角为基础编写教材。当前初中英语教材琳琅满目，但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是以英语学科专业学习的视角和要求编选课文，既脱离了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核心教育观，又忽视了初中生的心智、兴趣和思维特征，“课本功利的、说教的成分过浓，使得课本内容缺乏童真和童趣”{14};

其次，不管教育政策如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编写中学生的英语教材，一定要始终围绕着育人和美育的角度出发，不管学习任何方向，学习者首先是人的教育，审美和德育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不能动摇;教科书的编写应符合审美和品德教育的特点。

教材的选材既要使学生感兴趣，插图精美，编排简单，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要始终将品德教育、品性养成以及有所担当为教育和衡量教育的主线;再次，不管教育考核方式如何变换，增加其他学科的外语教学知识，以增进外语学习的“智知”，也是当前英语教学改革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这就牵涉到外语学习的转向，不仅要深入外语语言的微观学习，还要跳出语言文本的小圈子，进入社会发展需求的大圈子，出台社会视域下的外语教学教科书编写方针，编撰涉及其他学科其他专业方向的基础知识英语教材;

同时，知名出版社应该再次担当起修身育人的编撰重任，特别是随着当前学科专业细化以后，出版教材仿佛已经成为本专业才能担当的工作，而跨专业编写教材，反而被出版社、圈子以及教师和学生所拒绝，这样的单一模式的修订教材，只会越走路越窄，不利于增进“智知”;最后，教育方针还要紧扣时代主题，为响应国家文化强国和文化走出去的号召，编订教材中除了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外，还应增加中国文化习俗外译比重，增添中国经典和科技发展的英译版。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1912—1922年期间民国初中英语教材出版情况的梳理，反观当前英语教学改革后的种种现象，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编写还需要从教材中的隐性审美教育以及增补专业知识教科书方面积极思考和探索出路。

　　作者：张楚 鹿彬 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