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音与连续变调

1. 引言
　　大量的研究都在关注二语学习者的口音（accent）问题，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学习者在非母语产出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但这些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两种语言的音段层面，第一语言经验对第二语言产出在超音段层面（声调、语调、时长等）的影响的研究甚少，而从迁移角度考察连续变调与方音的关系的研究也不多见。既往的研究强调的是变调模式与相邻词的关系，很少人注意到第一语言经验作用可能对变调带来的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同时一些对连续变调的声学描述也表明连续变调是个活跃的因素，对于二语习得者来说，连续变调的操控能力是方音识别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迁移理论和语音学习模型等来看，语音经验对变调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怎样呢？经验也告诉我们，方言经验会使许多人说普通话带有方音，但这种方音主要是有单字的音调把握不准还是由于变调模式变异引起的呢？本研究正是为这些问题而展开的，通过声学分析的实证方法考察方言区学生方言的连续变调和普通话的连续变调的关系，再次探讨方言被试的连续变调模式的发展与方音形成的问题。
　　2．连续变调研究综述
　　前人关于连续变调的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生成音系学领域，主要是在探讨连续变调规则的转换及运用问题，更多关注表层声调的产出是如何通过深层声调在规则的演绎中得以实现(Chen 1986; Selkirk 1984; Yip 1980; Kaisse 1985)。可能由于时间精力和科研条件的限制，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连续变调的研究目前尚且不多。
　　陈娟文(2004) 在听觉判断和听觉分析实验中，指出了上海人（上海话—普通话双语者）说普通话时，连续变调的产出并没有受上海话连续变调的影响。我们认为上海话的连续变调和普通话的连续变调模式不相同，因为上海话的连续变调模式却完全是“首字定调”，即在连续变调发生时，词的首字声调奠定了后面所有字的声调，此类变调就归属于“从有变无”的变调模式。因此上海人说普通话时，三声连续变调的产出并没有受到上海话连续变调模式的影响。再者，从前人考察的研究成果发现，莆田方言也存在三声连续变调，即方言的两个三声一同发音时，前面的三声发生连续变调，后面的三声则发生变音。而莆田方言的三声连续变调模式与普通话的三声连续变调模式是一样的，都归属于“内部变调”模式。但是考察两者变调值的具体情况，却又可以发现两者变调的趋势是完全相反的。即普通话的三声连续变调是前字的三声调值（214）转变为二声的高升调（35），而莆田方言的连续变调则是前字的三声调值（453）转变为二声的低平调（11）。两者变调模式一样但是变调值产出不同。邓园等（2003）指出了普通话水平较好的被试，不论什么语境，只要三声连续变调产生的条件充分，那么连续变调意识就一定会得以激活。那么如果一个方言—普通话的双语者，当其方言中也存在共同类型的连续变调模式，是否普通话连续变调的产出会受其影响？与此同时，前人的研究都把连续变调集中于单纯词的层面进行考察，还尚未见到在语流中考察连续变调的研究。林茂灿(2002) 指出了在语流中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紧邻的低平调，连续变调在单纯词和语流中的表现有所不同。本实验旨在通过声学分析手段，考察方言被试在使用普通话过程中，方言的连续变调模式对普通话连续变调模式的影响，并考察随着方言被试普通话语言经验的增加，方言连续变调体系是否发生变化?
　　3. 理论假设
　　母语磁吸模型Native Language Magnet (Kuhl 1993; Kuhl & Iverson 1995)认为，受早期语言经验的影响，人类的语音感知空间被分为若干个以母语语音范畴原型为代表的语音单元。这些范畴原型起着知觉磁吸的作用，把落入其影响范围的相似的语音向其自身吸附。这种吸附作用缩短了范畴原型与其周围的语音变体的感知距离。反之，如果某些语音与范畴原型的差异太大，而无法被原型吸附，这时范畴原型与其周围语音变体之间的感知距离就会被拉大。该理论模型指出了，语言学习者的母语语音经验所带来的感知空间的错位，改变了他们感知语音的模式，是他们对母语语音产生了一种“神经约束”，导致大脑相关系统的相对固定化。这种神经约束降低了学习者对母语范畴原型周围的音位变体的敏感性。语音知觉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Best 1995)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在母语语音经验的影响下如何感知非母语语音。它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非母语语音感知是一个感知空间的重构过程。当人们听到一个非母语的因素时，通常会根据其与母语语音的相似性，而将其同化到与之感知空间距离最近的母语音位范畴上。Best(1995)认为，非母语语音可能被一个母语音位范畴同化，也可能游离于母语音位范畴之间，即虽然落在母语语音空间之内，但无法被任何具体的音位范畴同化；甚至还可能无法被同化为语言音。
　　4．实验及讨论
　　本研究的逻辑思路是：通声学分析手段，观察对比方言被试在使用普通话过程中，连续变调的调值的产出情况。本研究选取了20名八年级学生（男10女10），另外20名大二学生（12男8女）。所有被试均为莆田话—普通话双语者。实验材料包括普通话材料（20个目标词和20个目标句）和莆田话材料（15个莆田方言词和15个莆田方言句）。实验所选择的词都是词频较高的词汇。实验要求被试对着麦克风朗读所给材料。实验都是在隔音室里进行，并进行全程录音。 
　　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组的语流连续变调与大学组的语流连续变调显著相关(r =.872, P < 0.01)，而单纯词的连续变调之间却并没有年级相关效应。而莆田话连续变调的产出，无论是在语流中还是在单纯词中，均偏离了原来的连续变调模式。同时也发现了莆田话的连续变调是与普通话连续变调存在相关的，两者相关系数为（r = .465， P < 0.01）。正如预期，莆田话的连续变调虽然与普通话的连续变调同属于一个范畴体系，但两者连续变调发生的趋势却不同。在莆田方言里，两个上声相连，那么前一个上声在发音时，会发生连续变调而转变为低平调（11）。本研究的一个发现是双语者的普通话（L2）的连续变调的产出，不论是词连续变调还是语流连续变调都偏离了原有的变调模式，证实了反向迁移存在于连续变调层面。
　　就语音感知角度而言，Best（1995）, 指出了一对非母语的音位对立中，两个音位都位于母语语音空间之中，且都无法被任何母语语音同化。 正如在莆田方言连续变调和普通话连续变调的两个范畴中。当普通话两个音的声调对 （35, 214）落入母语（莆田方言）连续变调范畴内，由于L1连续变调范畴是趋于低平调（11）变化，两种的变调都会主动激活，但趋势不同，所以在感知普通话（L2）连续变调时，并不会产生太大困难，但是为什么普通话的连续变调的产出无法达到35这样的高调？我们的解释是由于莆田方言连续变调归属于一个独立的范畴表征，在该范畴中连续变调的趋势都是靠近低调值的变化，由于普通话(L2)的连续变调对落入其范畴内或者说范畴周围，受其磁吸，所以即便在感知层面能意识到连续变调的高调趋势，但是仍然在产出层面很难达到35值。此外，NLM（Kuhl，1993）提出了知觉磁吸效应是建立在范畴原型的基础上。在第二语言(L2)习得的初期，L1的声调范畴已经建立，即莆田方言的连续变调模式（低平调）已经建立，形成了习得者的一种神经约束，这样在初期的学习中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被试对L2连续变调模式的感知，但随着L2连续变调经验的增加，原有L1的连续变调会不断地吸附周围L2的连续变调，于是L1与L2的连续变调模式就处于一个不断竞争融合的加工体系，即L1的连续变调模式的产出在受L2连续变调的影响下，其连续变调值趋于高调值，而L2的连续变调模式的产出，在受L1连续变调的影响下，其连续变调值则无法达到35那么高的变调值。
　　5．结论
　　本研究采用了声学手段，从语音学习和迁移角度探讨了方音与连续变调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与陈娟文(2004) 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即本研究发现了连续变调归属于范畴体系，在双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连续变调类型相同但连续变调趋势不同的双语中，第二语言的习得必然受到母语的影响，包括音段和超音段层面的语音提示的迁移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方音的产生是与连续变调的操控能力相关，同时也影射出了方音的产生不仅与音段层面的掌控能力有关，而且在容易被忽视的超音段层面子系统的操控能力同样会决定方音的强弱。研究的结论支持了语音学习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超音段层面，至少是连续变调层面的论断。本研究的一个意外发现是连续变调受影响程度在单纯词和语流中的表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语流中受到的污染是更显而易见的。这也许就是方音更容易从说话者的语流中听辨出来的缘故。
参考文献
Best, Catherine. 1995. A direct realist view of cross-language speech perception. In 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 ed. Winifred Strange, 171-204. New York.
Chen, Matthew Y, 1986. An overview of tone sandhi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Oakland, California, January 1986.
Kaisse, Ellen M, 1985. Connected Spee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Kuhl, P. K(1993). Early linguistic experience and phonetic perception: Implication for theories of developmental speech perception. Journal of Phonetic, 21, 125-139.
Kuhl, P. K & Iverson, P.(1995). Linguistic experience and the “perceptual magnet effect.” in Strange, W.(ed.), 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 Timonium, AD: York Press. 121-154.
Selkirk Elisabeth O. 1984. Phonology and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Yip, Moira, 1980. The Tonal Phonology of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MIT.
陈娟文, 2004, 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韵律特征对比研究[P]。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邓园、冯丽萍、彭聃龄, 2003, 不同语境下汉语三声连续变调发生规律初探[J]。心理学报，35（6）：719-725.
林茂灿，2002，汉语韵律结构和功能语调 《语音研究报告》[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