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业教育全面高等化的异议

职教界一直致力于办学层次的高等化，包括中职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关于职业教育高等化的理由主要有技术进步说、国际惯例说和断头路说等三类，但这些观点均不能说明职业教育应该全面高等化。职业教育是市场导向的类型教育，在现有高等教育分科细、职业化明显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全面高等化会造成同质化、高等教育过剩的结果。在办好现有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前提下，转变观念，职教层次有升有降，才能实现职教结构的优化。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2020年，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这样，高等职业本科可以进行探索了，那么职业硕士甚至博士似乎也成为职业教育的趋势。L1)既有的职业教育机构都有着升级的愿望，“不想升本科的专科不是好专科”，专科学校很有升本甚至申办硕士、博士点的冲动，职业教育整体升级之后，似乎既有的职业教育机构也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至少可以提升地位。升级论的理由主要是三类：一是技术进步说，即技术进步推动职场需求，进而要求职教层次提升;二是国际惯例说，主要理由来自ISCED1997关于5A与5B的分类，即既然职业类教育的层次可以到5级，5级包含专、本、硕，那么职业教育自然不应止步于专科，职业硕士甚至职业博士都应加以考虑;三是断头路说，即现有的止步于专科的断头路职教体系让学生觉得没有盼头，与普通高等教育比起来低人一等，以致缺乏好的生源，导致恶性循环。

　　职业教育与以前相比应该有所改进，有所进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分科很细、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特征明显的背景下，是不是就一定要高等化甚至是全面高等化，这却让人怀疑。

　　一、关于技术进步说

　　我国现在的主流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但倡导职业教育应该升格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其理由也是从需求来讲的：科技的进步导致职业岗位对技术需求的提升，职业教育升级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社会的进步，原来的劳动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技术进步后的工作。最常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汽车说明书的问题：原来的说明书只有几页，现在的说明书上百页，因此，工人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升级。

　　技术变革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影响存在争议，主要可分为三派观点：正向说(Johnston和Packer)认为发达国家传统低技术含量的职业正逐步被高技能的服务行业所取代;负向说(和Zimbalist)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雇主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会降低对技能的要求;双向说(Spenner等)认为技术对工作技能和教育需求有较大影响，有的工作对技能要求提高，有的则相反。目前还没有足够数据来解决这种分歧。因此，主流研究连技术进步会提升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这一命题都证明不了，更何谈对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提升。

　　三种观点所考察的地区、时段、行业不尽相同，由此得出有出入的结论也不足为奇。虽然存在分歧，但从逻辑上可以证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多数工作对多数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不会是急剧上升的，即技能需求总量不会上升(技能需求总量：∑某岗位所要求技能的难度×岗位需求职位数)。否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天，人类根本走不出学校，毕不了业。工作的复杂程度高，意味着对担任此工作的员工的技能难度的要求高，学历要求也高，当然也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从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新兴行业在一开始出现大量复杂程度高的工作，因此对高技能人力资源的大量暂时性需求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该产业或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或成熟期，激烈的竞争会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高技能人才意味着高薪酬，而要严格控制成本以应对竞争，就注定这些人只能成为关键的少数。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家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在遍布美国的40多家工厂中都分别设有一个总会计师，每位总会计师有3～6个监督人员向他汇报，并管理25～50个职员。这些总会计师的年薪仅为3万美元，因为他们只受过高中教育，而且并非聪明过人，若要雇用取得过大学文凭、硕士文凭和注册会计师证书的有经验人员的话，支付的年薪需要6.5万美元或更多。为什么能把高中生放在这么高级别的岗位上?因为公司已经把总会计师的全部决策几乎都高度程序化了，公司制定了一份4000页的会计手册，并不断进行更新，它能告诉每一位总会计师他所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样，总会计师要做的就是“照章办事”。如果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程序在手册里找不到，总会计师就会向总部请示，由总部指导他该怎么做，总部在收到有关问题的请示一个月后，会将会计手册再次更新。在成本压力下，选用低成本的低学历员工是企业都会选择的压缩成本的有效路径。另外，让投人人员的技能达到高水平以达到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只能由装备来替代人工，这是高水平、稳定的质量控制的必要条件。不把质量控制的希望寄托在员工的技能水平上是质量管理的通识。质量控制的驱动也会导致对员工(也包括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的趋势。可见，技术进步是长期趋势，但并不会导致技能需求总量的上升。能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关键的少数岗位的要求提高，对大多数岗位则降低了要求，甚至连岗位都取消了。因此，为关键的少数而升格是否必要?

　　即使是对于这些关键的少数，其教育与培训也大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完成。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也是在职场中生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成为中坚力量，或者说职场中的中坚力量多是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这足以说明即使是职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岗位也不见得非要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因此，对职场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可以由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也可以由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因此，是由职业教育高等化还是由普通高等教育来满足这一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处于产业升级阶段，大量低端产业需要转移，高端产业要兴起，对劳动力的技能、学历等要求一定会提高，这毋庸置疑。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低端产业转移出去，高端产业建立起来，产业升级是需要过程的，特别是中国还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进城，职业教育整体升级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升级，那么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不需要的吗?所以，职业教育的整体升级在目前是不需要的。另外，产业升级意味着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的改变，培训的绝对难度也许是增加的，但相对难度却不见得增加，甚至是降低的。所谓相对难度是相对于当时当地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古人也许穷其一生也理解不了地球是圆的，是自转、公转，这些知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都没什么难度，这说明绝对难度没变，而相对难度则大大降低。因此，产业升级带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的逻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技术进步说既不能说明技术进步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技能的提升，也无法证明即使存在这种要求的提升会必然导致对所需教育培训的高等化，因此，技术进步说对职教升级、高等化的论证不充分。

　　二、关于国际惯例说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简称ISC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其初衷是国际社会用于教育统计的分类标准，源于1970年代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供各国和国际上收集、汇编和提出教育统计数字的文件”，经过多年使用，1997年11月，《1997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以下简称《97分类法》)得以通过，这是一份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磋商的成果，反映了当时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该文件特别提到三种新情况之一，就是“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增加与发展”。《97分类法》包含两组交叉分类的可变因素：教育等级和学科划分，这也成为之后的2011版分类法的基本框架。2011年，经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2011年)正式发布(以下简称《2011分类法》)，对《1997分类法》有多方面的调整，之后不断修订，于2013年又发布《教育培训的学科2013版》(ISCED-F2013)。关于职业教育的重大修正存在于ISCED1997与ISCED2011之间。

　　《97分类法》的高等教育从5级开始，该级别“不直接获得高级的研究资格”。5级很宽泛，相当于我国专科到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按照课程的类型把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型的/为研究做准备的/可从事高技术要求的职业的课程，代码表示为5A;另一类是实用的/技术的/适应具体职业的课程，代码为5B。一般认为，5B就是我国的职业教育。但什么是职业教育，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或公认的定义，97术语中没有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在《97分类法》2、3、4级的教育级别中都有“职业或技术教育”，被定义为“主要为引导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中从业所需的实际技能、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教育。完成这类课程可获得所在国主管当局(如教育部、雇主协会等)认可的在劳务市场上从业的资格”。此类课程又可分为以理论为主和以实践为主两类。97版的描述成为我国高职高专划分的重要依据，也为高职本科预留了想象空间。

　　《2011分类法》的高等教育包括5、6、7、8级，分别标示为短线高等(类似于我国的专科)、学士或等同、硕士或等同和博士或等同。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低等级相比，高等教育课程的内容更加复杂和先进。在2011版中，2到5级的课程定向是区分开的，分为普通和职业教育，相当于我国的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5级以前)以及高职高专(5级)。但到6级、7级，《2011分类法》使用术语“学术”和“专业”分别替换“普通”和“职业”，但并未给出“学术”和“专业”的定义，只是把这种区分解释为“为将来根据诸如教育的学科来区分学术和专业的定向提供了可能”。

　　这一变化说明几个问题：其一，5级(专科)及其之前的级别课程定向可分为普通和职业，这在国际教育界有共识，《分类法》97版和2011版给出了基本相同的分类和定义;其二，在6级(本科)及以上级别，课程定向也是有区别的;《分类法》97版和2011版虽然在分级上有差别，但在高等教育中都对课程定向做出区分，97版分为5A和5B，2011版则是“学术”和“专业”，这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际教育界依然认为高等教育需要进行课程定向的区分;其三，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区别不同于5级(专科)及其以下的区别，但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或没有达成共识，所以，6级及以上的课程定向分类没有沿用“普通”和“职业”，而是使用了未作定义的“学术”和“专业”来做区分;其四，职业教育(姑且先这么称呼)从专科(5级)到本科(6级)存在质的差别，至少是目前国际上的教育分类现状反映了这种质的差别。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以ISCED作为升级、高等化的理由也缺乏说服力。

　　三、关于断头路说

　　求学无路导致不好招生是断头路说的重要理由。如果人为地阻断学生的求学之路，这种做法没有合理性葚至是合法性。但职业与普通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天然地在求学之路上出现断裂，注定只有极少数有毅力的学子才能通过。而且这条路也不是完全走不通，各地都有专升本的项目，只是客观上只有少数人能走通罢了。至于因此而让学生觉得没有盼头的推论只是一种个人判断，上学要上到哪个层次更多的可能是个人价值判断，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也不是人人都要读到博士，即使到了博士是不是还要叹息无路可走呢?如果确实因此就不好招生了，要判断此事的对错或好坏，那就要看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学生进入职业院校的目的是什么，两者是否匹配。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明确的，就是为社会、为企业培养技能人才，而不是学士、硕士的预科。升学路径畅通并不意味着职业院校因此就变成了升学通道而放弃立校之本，如果这样的话，职业院校还有无存在必要?如果职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就业市场提供初步培训的劳动力(或人才)，那么职业培养的毕业生就应该大量地流向就业市场而不是升学，而且每一层次的职业教育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每一层次的职业教育从数量(流向)上看都是断头路!这才是正常的!

　　断头路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职业培养的学生因为不能继续深造，所以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因此，这也是学生不报职业学校的原因。”社会层次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财富、权力、声望三个维度，职校的毕业生最容易在工资收入上找到差异，这也是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的根源。但“几乎在所有国家，白领工人都会比蓝领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职业教育正好是培养蓝领工人的，恨屋及乌，培养低收入人群的职业教育也就低人一等了。可见“低人一等”的病根不是断头路或是职教应高等化，筛选理论、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都可以对此做出解释，而且“低人一等”只是个人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是病，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一个院士和一个普通人在大家心目中是“相等的”，这才真正是病。“低人一等”也许是现实，但长幼尊卑就是一种数千年形成的而且是必须形成的社会秩序，分等级也好，分阶层也好，社会总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而教育程度成为一个最为经济的信号来完成分层功能，这是想否认也否认不掉的现实。关键是想要抹杀这种区别的企图是危险的。社会各界以某种高尚的理由(如公平)抹杀等级差异，会有别的机构、组织以别的方式来分出阶层，到时候付出的社会成本会更高。

　　从实证研究来看，学生不选择职业院校的原因是复杂的，现有的专科(职业培养)与本科(普通培养)不存在类型差异，更多的只是层次的不同。一个压缩的本科比不上正儿八经的本科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专、本之间还是不能形成本质差异，是不是能说明在现有体系下，本、专之间总体上不可能形成类型差异，或者说职业教育到专科已经足够，甚至可以说，职业教育总体上不需要高等化。强行高等化就意味着同质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过剩。

　　四、结论

　　其实，笔者反对的是职教全面高等化，并不反对有条件的学校探索更高级的职业教育。从宏观上看，我国需要的是大量的非高等职业教育，办好这一层次的职业教育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试想，是办好现有的各层次职业教育，还是让现有的这些学校升级而让新学校来填补升级后的空缺，哪一条路径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会促使职业教育有所改变，也会促进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分化和优化，但这种分化绝不意味着职业教育需要全面升级和全面高等化。这种结构优化应该有局部的升级、高等化，也应该有部分的“降级”，有升有降才是正常局面。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而不是级别高的才是最好的。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特别是改变教育界的观念。实际上，职业教育高等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不完全是这些说出来的观点上的差异或教育理念有多大的不同。在现实中，职教升级对局中人在权力、财富(拨款)、声望方面都会有极大提升，这是现实的、可立即兑现的，恐怕也是躲在各种冠冕堂皇升级理由背后的一个重要诉求。

　　只有真正让所付出的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真正做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育界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上，中职才有可能办好中职，高专才有可能做精高专，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充分回应社会需求。同时，青年学子往往怀有崇高理想，而常常会忽略无法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事实，更容易站在理想与道德的云端进行指责与痛苦的选择，这不仅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不能忽视的问题。

　　作者：陈勇　罗黎辉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