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与美国的财政预算管理
发布时间:2015-07-22 10:57
管理理论演进在财政管理实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在20世纪的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国的财政管理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历史长、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美国是“科学管理理论”等一系列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源地,管理理论发展得最成熟。这里简单介绍一下20世纪初以来管理理论发展对美国财政管理产生的影响。
(1)本世纪初的情况
19世纪末,美国国会对财政收入的控制能力很强,但这时期的政府存在责任分散、缺乏统一领导、政治上腐败混乱等问题。这导致了以加强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运动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预算的职业化、开支的控制、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管理等问题越来越感兴趣。20世纪初,美国的泰罗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起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效率;
②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
③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
④实行刺激性的计划工资报酬制度;
⑤把计划职能同执行执能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等等。
泰罗理论的实质是动机理论,将这一理论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便得出了集中预算制度的思路。同时,依据理论研究的成果以及对组织结构变化的了解,可以保证预算管理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
20年代后期,人力资源学派提出了行政管理的另一种方法,也对实际工作中的管理者有帮助。该学派使用的概念不仅同行政管理、也同预算理论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对预算理论与实践来说,人力资源理论对分析财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效率、并研究怎样提高其工作效率,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人力资源学派提出:
①不仅应该从经济技术角度,也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察组织性质;
②人们的心理需要也必须加以考虑,因为每个工作者不仅仅受经济利益的刺激;
③在组织理论中必须考虑非正式的工作小组,因为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
④领导方式应该有民主色彩,以便实现有效的组织交流;
⑤工作人员的满足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密切联系。
人力资源理论强调可行性,但对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来说,人力资源理论的重要性要小于“科学管理理论”。
总之,这一时期,管理理论对美国财政管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和会计法》;设立了预算局并在组织上隶属于财政部;设立了负责,总会计局事务的审计长。这使财政管理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审计长的监督下(审计长服务于国会),行政部门拥有了更大预算管理权(过去国会的权力更大一些)。借助这种机制,从1921年到30年代中期,财政支出得以集中控制,滥用行政管理权的现象大为减少,并且还建立了更为健全的会计制度。
(2)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一时期产生了组织理论,对财政管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组织理论的经典模式不仅包括“科学管理理论”的动机模型,而且还包括30年代提出的组织理论。组织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认为劳动任务必须由中央权力机关依据行动计划分成若干个组成部分,对每个单位的活动应加以监督,与最终产品生产相关的各项活动要相互协调。组织理论还认为,一个组织内部的工作要根据以下内容实行专业化:
①组织活动的目的;
②将某个具体过程中的工作放在一起;
③按照服务对象进行专业分工;
④相同地点完成的工作要放在一起。
组织理论对财政管理理论的影响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其理论为决策者进行组织调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而且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组织结构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1939年通过的《重组法》将预算局从财政部转移到总统办公厅,并且重新明确了预算局的职责:
①协助总统编制预算;
②对预算管理进行监督和控制;
③进行行政管理和计划改进方面的研究;
④协助总统寻求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方法;
⑤协助总统清理和协调各部门制定法规的建议;
⑥协助处理有关行政命令的建议;
⑦协助开展统计服务;
⑧协助总统随时了解政府各部门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
这项法案使得联邦政府的行政控制日益加强,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应该指出,这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组织理论建立的。事实上,建议通过《重组法》的布朗委员会成员中有数位组织理论的坚持者。
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综合了科学管理理论、管理原则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重新分析了官僚制度:官僚制度通常要求协调合作,在正式的组织中,合作的形式必须是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
从对预算实践的贡献看,巴纳德十分重视对“经济激励”的研究,认为不仅存在“客观刺激”(如物质和金钱);而且存在主观刺激(如劝说和思想工作)。因而,预算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组织目标而设计的客观刺激方式之一。同时,他还认为,这种控制手段必须与其他管理措施相配套。
巴纳德的理论在许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在他之后,出现了一批重视雇员感情研究、重视决策的社会性以及一些在“系统模型”中考察政府行为的学者。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许多理论家成为实际的管理者,他们发现一些传统理论在政府的管理中不那么有用,而一些新出现的定量技术在战争环境里经受了考验,有些方法对政府管理非常有价值。这时,组织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受到抨击:这些理论的原则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它们只说明应该如何分工而不是说明实际上怎样分工。对传统理论的摒弃,导致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局面。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为财政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他提出,组织是“交流”和“协调”的综合体,管理者的职责是:
①就组织结构作出决策;
②就组织内部的工作内容作出更广泛的决策。
他还指出,“管理”是要求他人完成某项工作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受“有限合理性”的制约。这意味着,象其他政府管理活动一样。管理者在预算活动中一般不可能获得全部信息,做出完美、精确的决策,而只能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为获得更完整、更高质量的预算资料而努力。西蒙十分重视长期预算工作,长期预算包括预测职能范围的变化趋势和服务需要量、进行工作规划等。
(1)本世纪初的情况
19世纪末,美国国会对财政收入的控制能力很强,但这时期的政府存在责任分散、缺乏统一领导、政治上腐败混乱等问题。这导致了以加强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运动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预算的职业化、开支的控制、科学方法的运用和科学管理等问题越来越感兴趣。20世纪初,美国的泰罗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起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效率;
②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
③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
④实行刺激性的计划工资报酬制度;
⑤把计划职能同执行执能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等等。
泰罗理论的实质是动机理论,将这一理论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便得出了集中预算制度的思路。同时,依据理论研究的成果以及对组织结构变化的了解,可以保证预算管理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
20年代后期,人力资源学派提出了行政管理的另一种方法,也对实际工作中的管理者有帮助。该学派使用的概念不仅同行政管理、也同预算理论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对预算理论与实践来说,人力资源理论对分析财政管理人员的管理效率、并研究怎样提高其工作效率,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人力资源学派提出:
①不仅应该从经济技术角度,也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察组织性质;
②人们的心理需要也必须加以考虑,因为每个工作者不仅仅受经济利益的刺激;
③在组织理论中必须考虑非正式的工作小组,因为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
④领导方式应该有民主色彩,以便实现有效的组织交流;
⑤工作人员的满足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密切联系。
人力资源理论强调可行性,但对预算管理理论与实践来说,人力资源理论的重要性要小于“科学管理理论”。
总之,这一时期,管理理论对美国财政管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和会计法》;设立了预算局并在组织上隶属于财政部;设立了负责,总会计局事务的审计长。这使财政管理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审计长的监督下(审计长服务于国会),行政部门拥有了更大预算管理权(过去国会的权力更大一些)。借助这种机制,从1921年到30年代中期,财政支出得以集中控制,滥用行政管理权的现象大为减少,并且还建立了更为健全的会计制度。
(2)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一时期产生了组织理论,对财政管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组织理论的经典模式不仅包括“科学管理理论”的动机模型,而且还包括30年代提出的组织理论。组织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认为劳动任务必须由中央权力机关依据行动计划分成若干个组成部分,对每个单位的活动应加以监督,与最终产品生产相关的各项活动要相互协调。组织理论还认为,一个组织内部的工作要根据以下内容实行专业化:
①组织活动的目的;
②将某个具体过程中的工作放在一起;
③按照服务对象进行专业分工;
④相同地点完成的工作要放在一起。
组织理论对财政管理理论的影响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其理论为决策者进行组织调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而且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组织结构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1939年通过的《重组法》将预算局从财政部转移到总统办公厅,并且重新明确了预算局的职责:
①协助总统编制预算;
②对预算管理进行监督和控制;
③进行行政管理和计划改进方面的研究;
④协助总统寻求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方法;
⑤协助总统清理和协调各部门制定法规的建议;
⑥协助处理有关行政命令的建议;
⑦协助开展统计服务;
⑧协助总统随时了解政府各部门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
这项法案使得联邦政府的行政控制日益加强,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应该指出,这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组织理论建立的。事实上,建议通过《重组法》的布朗委员会成员中有数位组织理论的坚持者。
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综合了科学管理理论、管理原则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重新分析了官僚制度:官僚制度通常要求协调合作,在正式的组织中,合作的形式必须是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
从对预算实践的贡献看,巴纳德十分重视对“经济激励”的研究,认为不仅存在“客观刺激”(如物质和金钱);而且存在主观刺激(如劝说和思想工作)。因而,预算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组织目标而设计的客观刺激方式之一。同时,他还认为,这种控制手段必须与其他管理措施相配套。
巴纳德的理论在许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在他之后,出现了一批重视雇员感情研究、重视决策的社会性以及一些在“系统模型”中考察政府行为的学者。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许多理论家成为实际的管理者,他们发现一些传统理论在政府的管理中不那么有用,而一些新出现的定量技术在战争环境里经受了考验,有些方法对政府管理非常有价值。这时,组织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受到抨击:这些理论的原则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它们只说明应该如何分工而不是说明实际上怎样分工。对传统理论的摒弃,导致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局面。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为财政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他提出,组织是“交流”和“协调”的综合体,管理者的职责是:
①就组织结构作出决策;
②就组织内部的工作内容作出更广泛的决策。
他还指出,“管理”是要求他人完成某项工作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受“有限合理性”的制约。这意味着,象其他政府管理活动一样。管理者在预算活动中一般不可能获得全部信息,做出完美、精确的决策,而只能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为获得更完整、更高质量的预算资料而努力。西蒙十分重视长期预算工作,长期预算包括预测职能范围的变化趋势和服务需要量、进行工作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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