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上，从整体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独特品质、城市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构成要素，对济南近年来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继承、发展、济南
“世界名都大邑之所以能成功地支配了各国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它们的民族和文明，并把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1]著名规划建筑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带给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城市发展继承并延续地域文化特征是城市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规划建设中，做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试以济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所存在的区域性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地域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2]
2、济南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2.1山、水、城交融的整体空间环境
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揽齐鲁，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华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山湖遥遥相望，形成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济南的城市空间特色是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以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凸起的小山头。
这种山、水、城交融的独特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总体来讲，济南大气厚重，具有北方城市粗放的性格；济南独特的泉水文化，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景致，城市总是因为有了水而显得清灵俊秀，济南因了浸润在城市肌理中的泉群水系而比普通的北方城市多生出了一股轻盈，有了几分“烟雨江南”的柔美。
2.2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景观资源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街区共有8处。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四门塔、灵岩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历史优秀建筑5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5处；区、县级依法登记保护的`文物328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约1000余处。
2.3“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空间布局
济南古城是在明府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3。26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济南商埠开辟于上世纪初，商埠区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城建史上中西合壁的典范。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振兴民族实业的“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百年以来，商埠区的空间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揭示了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的序幕。东西并列的古城和商埠，形成济南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上“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格局。
2.4“泉水文化”的独特品质
泉水是济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济南自古以来就以泉水丰沛而闻名于世，城市因此有了一个别称“泉城”。甘纯的泉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活力，赋予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广义讲，泉城文化景观资源应包括“泉水”、“泉城”、“泉村”、“泉文化”等四泉文化景观资源。泉水是四泉文化的核心。济南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众多泉水的形成。济南泉水的独特性还体现在数量众多、形态优美、水质优良、文人诗韵等诸多方面。
2.5“包容厚重”的城市文化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具有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济南处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处于“中庸之道”的状态，这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就形成了济南厚重朴实，温婉宽容的城市气质。[5]
3、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进展
3.1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情况概述
近年来，济南市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近年来，《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济南商埠区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策略研究》等20多项规划研究相继编制完成，大明湖东扩等精品工程相继实施，济南古城区及商埠区保护初见成效。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定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检查，体制机制基本完善。三是注重提取并形成文化特征符号。例如策划了“天下泉城”、 “守望泉城”等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征符号。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着力塑造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主会场“东荷西柳“的设计中，就以市花荷花、市树柳树为母题，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色。四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地域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例如，如自2013年起每年8月举办“泉水文化节”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活动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进一步强化了济南泉水之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3.2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工作的不足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与济南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资源有待梳理，在新城区、郊区或者大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等的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保护与发展实施机制有待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三是市政、交通、财政等专项有待优化。在古城区、商埠区，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区域文化发展战略不够明确，对大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重视不够，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强化。 3。3济南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对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的进展及不足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对历史古迹、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做好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搜集相关资料，从龙山文化、舜文化、孝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对龙山黑陶、舜耕山、郭氏孝堂山、灵岩寺、齐长城、鹊华秋色图等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努力塑造含蓄内敛、格调清新的新型文明城市。[6]二是创新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实施机制。亟需在市财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和投融资平台大量投入的基础上，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创建社会融资渠道，引导市场化运作，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共同推动保护改造工作的实施。三是调整优化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延续地域文化传统，深入挖掘文化优势，营造宜居环境氛围，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四是积极倡导公众参与。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诉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规划、建设工作应在适宜的阶段组织公众进行参与，科学合理决策，选择部分有责任心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规划实施。
4、结语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地域文化特色是城市发展之魂，是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从济南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前期研究、体制机制、法规建设、规划实施等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绝对是块宝，而且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知己知彼、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采取科学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品牌，切实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
1) 王洁，巨大都市东京--その多様性の都市空间，日本《近代建筑》 2000年7月期2) 王洁，宇杉和夫，大野秀敏，中国の都市风俗図に见る表层领域の研究―私有领域の公有领域への拡张の形态―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 2000年9月3)王洁，大野秀敏， 中国都市絵巻図にみる〈表层〉の意味构造に関する研究1)―「清明上河図」の〈表层〉の形态要素の抽出と分析―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 2001年9月4)王洁，大野秀敏， 中国都市絵巻図にみる〈表层〉の意味构造に関する研究2)―「表层」の形态要素の类型と意味―日本建筑学会大会学术讲演梗概集 2002年8月5）李锦霞，王洁，以邻为鉴，大造多样化的集合住宅，《华中建筑》，2004年第4期6）王洁，试论古代绘画中建筑的解读方法 ―以敦煌壁画和《清明上河图》为例—，《敦煌研究》， 2004年第5期7）王洁，从建筑与景观解读《清明上河图》的资料性 ，《华中建筑》，2005年第2期8) 王洁，大野秀敏，再生型园林校园的创造――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概念性规划设计，《华中建筑》， 2005年第4期9）王洁，陆倩茜，人性化场所――坐憩空间的整合营造，《低温建筑技术》 2005年第6期10）王洁，朱鹄飞，从空间的构筑到场所的形成――解读仙台媒体中心――，《华中建筑》，2006年第2期11) 王洁，朱鹄飞，Criterion to the High Office Building ，
楼主你好，看到您的帖子，我也是在网上帮您搜集过滤了一下，最后给您带来这篇文章，望您自己斟酌，发现还可以，请给分。==========================================================================论文摘要分析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城市经济总量和决策者重视程度的不同，各地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多数中小城市经济相对欠发达和环境意识不强，城市园林绿化投入不足，致使城市园林绿化中出现不少问题。笔者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1存在的问题（1）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建设规模发展不同步，无长远规划，侵占绿地、滥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城市的规划绿地被挪作他用。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使得成年树木被大量砍伐，砍了栽、栽了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2）绿地结构单纯，生物多样性体现不充分。一些城市绿化树种虽然较多，但植物景观单调，在色彩、季相上无多大变化，缺乏生机活力，难以体现其园林艺术风貌。如常绿乔木和常绿灌木，仅占全树种的15%，不能实现季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目标。另外，绿地结构层次不丰富，绿量不足，人工植物群落景观单调，如树种单一，乔木、灌木、草坪的比例搭配不恰当等。树木多以单种成片的形式出现，缺乏运用多种植物来造景，如大片的牡丹、桃林、国槐林、杨树林等，色彩单一，给人枯寂无味的感觉，绿化美化效果不尽人意。园林树种配置形式上，所采用的植物模式以丛植、片植、孤植为主，而列植、垂直绿化等其他植物应用模式少。（3）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倾向性。不考虑当地的实际、当地地理环境特点和树木生物学特性，盲目引进外地树种和重名贵品种轻乡土品种，重人工造景轻自然景观，重草轻树，造成引种失败和病虫害大发生。（4）管理水平低。忽视了“三分建，七分管”的园林绿化建设原则，无统一规范的经营管理措施，粗放养护管理，技术含量低。该修剪而长期无人修剪、该除草而长期无人除草，致使花园、绿地杂乱无章，病虫害无人防治，并且许多该间苗的苗木因没有及时间苗，导致种植密度过大，树木严重生长不良。单位、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城市公用绿地被侵占、花草树木被攀折、草坪被踩压、景观遭毁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还存在着如城市园林执法队伍不健全，管理技术力量薄弱，缺乏景观造景技术，管理手段滞后，赏罚不明等问题，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目前落后于城市发展、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5）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经过引种，外来物种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程度。如今，蛀干害虫、食叶害虫（如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已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另外，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害虫与寄主、天敌在长期进化中，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打破了这一比例关系，破坏了生态平衡，外来生物无天敌，致使病虫害严重发生和蔓延。（6）城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异常等促进了病虫害的发生。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而地上部分城市空气和生活污水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足以及人为破坏严重；地下部分往往是填埋的建筑垃圾，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树木生长势减弱、抗逆性降低，为有害生物的大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养护管理又长期跟不上，园林植物病虫害容易暴发成灾。此外，气候异常导致的冻害、抽条、旱灾、涝灾、烟尘、酸雨等自然灾害，会使林木生长势减弱，导致病虫害暴发成灾。据国家林业局报道，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2003长春大面积树木死亡以及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贵州省等地的冻害，都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的。（7）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害猖獗。随着国际、国内植物的频繁交流，由于进货方式不同，园林植物检疫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致使侵入型病虫害不断传入我国的不同地区。这些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如近年从国外传入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严重危害我国100余种花卉植物，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黄斑星天牛原先发生在华中地区，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蔓延到我国十几个省份，对我国杨树类植物造成严重危害。这些都是由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和引种不当引起的。2发展对策（1）城市园林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城市因气候、立地条件不同，生长植物种类也不同。因此，依据城市类型，对各城市植物群落进行详细调查研究，探索树木、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适应性、生存、生长发育规律，提出科学决策，选用合适树种。（2）规划设计应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点，风格多样，量力而行”，尊重当地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和生态群落，尽量采用和保留原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引入植物要与当地特定的生态条件和景观环境相适应。（3）在城市建设设计上采用多种类型，不仅可以植树、种草、种花、种果、种药，还可利用江、河、湖、海等水面养鱼、养鸭，在林中养鸟，并引进天敌，使人、动物、植物、鸟类、鱼类、微生物和谐相处，形成良性循环的能量、物质的转换。园林规划设计不仅限于观赏为主，不能只顾眼前的效果，还要有长远发展目标，要从城市长期发展考虑，留出基础设施用地，避免栽了砍、砍了栽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因此，园林绿化规划设计要有所转变，要以建筑为主转变为以防护功能和观赏并重、植物造景为主的新的观念上来。（4）我国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可供选择的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植物种类，包括有花植物近30 000种、树木近8 000种，可扩充造景材料。树种配置时要采取以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结合的复层混合配置绿化模式。还要通过垂直绿化实现阳台、屋顶、院墙、围栏的全面绿化，并鼓励巿民养花、植树。为增加“绿量”，应多种叶大浓荫的大乔木，增加乔木比例，乔木下面种草皮，并适当点缀灌木，搞复层立体绿化。此外，要以“林荫型”绿化为主导，加大道路、小区、游园及广场的遮荫效果，增加绿化地的色彩，为市民提供距离合适、景观优美、绿化充分、环境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5）加强宣传教育和园林绿化法制建设，提高全民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创建园林城市需要领导重视，加强领导是园林工作的保证，特别在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开展广泛的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实行单位评比和考核一票否决制，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同时，建立健全园林绿化的执法队伍，依据《城市园林管理条例》，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惩侵占绿地、乱砍滥伐等破坏绿地的行为，依法维护和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此外，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培养全社会爱护共同生存环境的自觉意识，树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全社会自觉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6）抓好园林队伍建设，提高园林队伍素质，推动全民养护管理水平。为把绿化工作抓到实处，真正实现绿化目标要求，一是配备高素质绿化专业队伍。按城市园林绿化三级管理办法规定，市、区、街道等三级都应配备、完善绿化设计、管理人员。对现有的人员，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绿化专业人才培训，特别是既懂园林设计又懂建筑设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二是各街道组建护绿小组，督促行人爱护绿草、树木。三是加强养护工培训。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护绿人才培训，特别是既能修剪又能造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养护的需要。 四是推动全民养护管理。实行包干分区，把绿地管护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实行奖罚制度，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奖励在养护管理工作中做得好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而对在养护管理工作中不问不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进行处罚。（7）加强抚育措施，提高园林植物抗逆性。由于绿化工作一般都是在基础建设完成后进行，质量良好的土壤在建设过程中被回填和运走，绿化的土壤是贫瘠土壤，并已被建筑垃圾污染，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必须将清除建筑污染规划进去。在建筑完成后，建筑垃圾由施工队清除运走，禁止将其埋在地下或堆在绿地上，同时禁止在绿地排放污水、垃圾等。在栽植前充分考虑土壤肥力，贫瘠土壤种植绿肥，提高土壤肥力后再用于绿化；选择树种时最大限度地满足适地适树的要求，可通过除草、灌水、施肥、修剪、控水、控肥、挂设鸟箱、引进有益的昆虫和微生物等措施，提高林木生长势，增加林木抗逆性（抗旱、抗涝、抗寒、抗病、抗虫等）。同时，还要对林木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林木生长动态，制定相应应急预案，来防止隐患。（8）加强植物苗木和林木检疫的力度，控制盲目引种。特别要加强对毁灭性病虫害检疫对象及容易造成危害的病虫害的检疫力度，对于有毁灭性病虫害危害的苗木，就地销毁；对于容易造成危害病虫害的苗木，进行药物处理后栽植；对于发现有毁灭性病虫害危害的林木，进行就地砍伐销毁；对于发现容易造成危害重病虫害的林木，立即进行化学药物防治，做到“防早、防小、防了”；对于危害较轻的林木，尽量不要采用化学防治，而应采用生物防治，避免城市污染。严格控制引种，只有在引种试验、驯化成功后，才能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思考论文
城镇园林绿化既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思考论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园林绿化是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改善城市生态和景观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口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就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 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
引言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镇园林绿化已不同于传统的栽花种草，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定位发展需要，科学统筹规划，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舒适的环境。搞好城镇园林绿化，不仅可以提高城镇面貌，树立良好的外界形象，而且可以平衡城镇生态，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有很大的作用。
一、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随着小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小城镇环境质培逐渐恶化。现实告诉人们自然界不可能无限度地承受侵害，我们雨也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组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窖子孙后代为需求发展的能力”，1992年巴州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人会”上通过的里约宣言，正式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战略—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趋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协调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保证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能源，提高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自然的发展则必须优先保持自然生态，使开发建设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小城镇同林绿化可持续发展要求往小城镇总体规划的框架内以生态学为指导，结合小城镇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定、合理的小城镇生态绿地系统，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稳定的人工自然生态群落，不断提高小城镇绿地定额指标，更好地发挥小城镇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促进小城镇市生态系统的改善和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小城镇园林绿化存在的问题
1、没有根据实际特点而盲目的进行效仿
目前在我国各大中型城市中，园林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建设得也很到位，但小城填在这方面做的却不尽人意，小城填在园林绿化建设时很多时候在效仿大城市，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许多建设与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严重不符，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还造成了资金上的大量浪费。
2、引种外来植物太盲目，种植形式也太单一
小城填由于在绿化建设时存在着盲目的照搬情况，所以不管是不是当地的种植情况，就盲目的种植外来的物种，所以因不适合当地的生长环境，导致成活率较低，不仅没达到绿化美化的效果，同时也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另外就是对植物造景不重视，绿化只是简单的栽几棵树，种一些花，或是在大范围内进行绿地的建设，没有层次感，不仅达不到景观美化的效果，同时也达不到造景的可持续性。
3、重建设轻绿化
在小城镇建设中，有些领导只是为了实现短期目标，根本就不考虑长远目标。把精力及财力都集中在建设上，而忽视了绿化建设。更有甚者会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就是要加强建筑物的建设，漂亮的楼房，宽敞的厂房就是显示城镇富裕的标志，而园林绿化就只会浪费资源，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最多只是在楼中栽一些树就可以了，对于园林绿化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三、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措施
1、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
城镇园林绿化，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镇的园林绿化不可能脱离城镇整体建设单独进行，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以城镇建设为基础。因此，要实现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
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统筹规划，即城镇绿化建设在城镇总体规划中参与协调，在城镇建设规划中将城镇绿化建设过程中的用地指标、位置安排、层次配置、品种选择、建设管理，以及与周边建筑协调等问题进行统筹安排。
通过与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相统一，能够使城镇园林绿化更好地与周围建筑协调，起到提升城镇品位的效果，才能形成更优美、更和谐、更丰富多彩的城镇园林景观，从而提高城镇的档次，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和精神需求，进而达到城镇园林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健全城镇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
健全法制环境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完善的法律法规既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对园林绿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手段。
要建立健全城镇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首先需要加强立法。除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外，各省市需要根据自身的环境特点和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与城镇园林绿化相关的各部门要依据自身工作的职责，制定本部门的相关规定，使城镇园林绿化做到有法可依。在加强立法的同时，还必须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在全社会形成“依法治绿”的良好氛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签订绿化管理责任状、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开展城镇园林绿化达标评比竞赛活动、组织园林巡逻纠察队等，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3、营造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实现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城镇园林绿化的重要性，从而营造出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城镇园林绿化的作用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赏目标，逐渐转变为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多种目标。因此传统的“见缝插针”式的城镇园林绿化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将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规划与整个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协调起来进行统筹规划，探索新的城镇园林绿化建设模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镇居民绿化意识不高，对城镇园林绿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供人观赏的阶段，参与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的自觉性较差。因此，在目前阶段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园林绿化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采取播放宣传片、组织讲座、有奖问答、参观演示等多种形式，对园林绿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城镇园林绿化的现状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转变广大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为城镇园林绿化建设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4、以科学技术为指导进行城镇园林绿化建设
城镇园林绿化既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遵循生态学原理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从生态学基础理论来研究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的功能来改善城镇的生态环境，实现人、城镇与自然和谐共存，从而推动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在城镇园林绿化中遵守生态学原理，一是要考虑备选绿化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选用适宜当地生长的园林绿化品种。二是要注意园林绿化品种之间的协调搭配和层次性，以建成稳定的，生态效能最优的植物群落；三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绿色植物的色、姿、形、味功能来改善和美化城镇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人、城镇与自然和谐共存，从而推动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总之，坚持经济原则建设生态城镇，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站在抓好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城镇园林绿化事业，争取早日建成园林化、生态化城镇。
参考文献
[1]罗芳.如何搞好新农村园林绿化的规划与建设[J].甘肃科技，2011，(15).
[2]文正胜.城镇园林绿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林业，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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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思考论文
城镇园林绿化既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思考论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园林绿化是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改善城市生态和景观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口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就小城镇园林绿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 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
引言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镇园林绿化已不同于传统的栽花种草，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定位发展需要，科学统筹规划，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舒适的环境。搞好城镇园林绿化，不仅可以提高城镇面貌，树立良好的外界形象，而且可以平衡城镇生态，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有很大的作用。
一、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随着小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小城镇环境质培逐渐恶化。现实告诉人们自然界不可能无限度地承受侵害，我们雨也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组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窖子孙后代为需求发展的能力”，1992年巴州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人会”上通过的里约宣言，正式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战略—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趋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协调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保证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能源，提高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自然的发展则必须优先保持自然生态，使开发建设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小城镇同林绿化可持续发展要求往小城镇总体规划的框架内以生态学为指导，结合小城镇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定、合理的小城镇生态绿地系统，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稳定的人工自然生态群落，不断提高小城镇绿地定额指标，更好地发挥小城镇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促进小城镇市生态系统的改善和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小城镇园林绿化存在的问题
1、没有根据实际特点而盲目的进行效仿
目前在我国各大中型城市中，园林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建设得也很到位，但小城填在这方面做的却不尽人意，小城填在园林绿化建设时很多时候在效仿大城市，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许多建设与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严重不符，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还造成了资金上的大量浪费。
2、引种外来植物太盲目，种植形式也太单一
小城填由于在绿化建设时存在着盲目的照搬情况，所以不管是不是当地的种植情况，就盲目的种植外来的物种，所以因不适合当地的生长环境，导致成活率较低，不仅没达到绿化美化的效果，同时也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另外就是对植物造景不重视，绿化只是简单的栽几棵树，种一些花，或是在大范围内进行绿地的建设，没有层次感，不仅达不到景观美化的效果，同时也达不到造景的可持续性。
3、重建设轻绿化
在小城镇建设中，有些领导只是为了实现短期目标，根本就不考虑长远目标。把精力及财力都集中在建设上，而忽视了绿化建设。更有甚者会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就是要加强建筑物的建设，漂亮的楼房，宽敞的厂房就是显示城镇富裕的标志，而园林绿化就只会浪费资源，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最多只是在楼中栽一些树就可以了，对于园林绿化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
三、小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措施
1、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
城镇园林绿化，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镇的园林绿化不可能脱离城镇整体建设单独进行，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以城镇建设为基础。因此，要实现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
将城镇园林绿化纳入城镇建设的统筹规划，即城镇绿化建设在城镇总体规划中参与协调，在城镇建设规划中将城镇绿化建设过程中的用地指标、位置安排、层次配置、品种选择、建设管理，以及与周边建筑协调等问题进行统筹安排。
通过与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相统一，能够使城镇园林绿化更好地与周围建筑协调，起到提升城镇品位的效果，才能形成更优美、更和谐、更丰富多彩的城镇园林景观，从而提高城镇的档次，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和精神需求，进而达到城镇园林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健全城镇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
健全法制环境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完善的法律法规既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对园林绿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手段。
要建立健全城镇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首先需要加强立法。除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外，各省市需要根据自身的环境特点和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与城镇园林绿化相关的各部门要依据自身工作的职责，制定本部门的相关规定，使城镇园林绿化做到有法可依。在加强立法的同时，还必须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在全社会形成“依法治绿”的良好氛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签订绿化管理责任状、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开展城镇园林绿化达标评比竞赛活动、组织园林巡逻纠察队等，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3、营造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实现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城镇园林绿化的重要性，从而营造出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城镇园林绿化的作用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赏目标，逐渐转变为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多种目标。因此传统的“见缝插针”式的城镇园林绿化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将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规划与整个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协调起来进行统筹规划，探索新的城镇园林绿化建设模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镇居民绿化意识不高，对城镇园林绿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供人观赏的阶段，参与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的自觉性较差。因此，在目前阶段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园林绿化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采取播放宣传片、组织讲座、有奖问答、参观演示等多种形式，对园林绿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城镇园林绿化的现状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转变广大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为城镇园林绿化建设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4、以科学技术为指导进行城镇园林绿化建设
城镇园林绿化既是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科学，因此，在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遵循生态学原理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从生态学基础理论来研究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的功能来改善城镇的生态环境，实现人、城镇与自然和谐共存，从而推动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在城镇园林绿化中遵守生态学原理，一是要考虑备选绿化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选用适宜当地生长的园林绿化品种。二是要注意园林绿化品种之间的协调搭配和层次性，以建成稳定的，生态效能最优的植物群落；三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绿色植物的色、姿、形、味功能来改善和美化城镇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人、城镇与自然和谐共存，从而推动城镇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总之，坚持经济原则建设生态城镇，是城镇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站在抓好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城镇园林绿化事业，争取早日建成园林化、生态化城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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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浅谈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与文化论文
摘要 ：文章通过对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临水宫既包含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特点，同时又融合了闽东乡土文化的基因，进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祠庙建筑形态，对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闽东；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道教文化；乡土文化
近年来建筑学界对于“乡土建筑”的关注越来越多，祠庙建筑作为最能体现“乡土建筑”特质的一种建筑形态，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祭祀礼仪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祠庙是汉民族祭祀祖先或先贤，以及供奉神灵的场所，通常采用庙堂式建筑形式。散见于广阔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的祠庙建筑，因地域的区别，在建筑艺术与文化上各具特色。本文仅以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为例，对其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道教文化和乡土文化对临水宫建筑艺术形态的影响，进而为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福建闽东区主要涵盖福州、宁德两大地区。古田县为传统“福州十邑”之一，1970年被划归宁德地区。古田临水宫就坐落在古田县大桥镇中村，是祭祀道教女神陈靖姑的庙宇，也是海内外临水文化的发祥地。它始建于唐贞元八年（792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存建筑风貌主要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建。全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总占地超过8000㎡，仅主宫就有4000㎡。临水宫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参差错落，与群山叠嶂相互辉映，极其磅礴大气，雄伟壮观。临水宫建筑为土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宫内处处雕梁画栋，精美至极。古田临水宫作为闽东祠庙建筑艺术的典范，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田 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
从艺术形态上看，建筑是由结构、造型、立面、空间、色彩以及装饰等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它受到所处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等条件影响，通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功能性特征。
（一）建筑形态
1.建筑结构与构架福建闽东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潮湿多雨，常年受到台风等灾害的影响，同时它又处在我国东南地震带上，因此房屋的结构与构架显得至关重要。古田临水宫主要为土木结构，整体建筑由木构架支撑，砖土砌筑外墙围合。建筑构架设计采用闽东民居常用的“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形式，稳定性强，柱间用梁、枋相连接，再辅以雕刻精美的斗拱、撑拱、雀替等构件固定，既有装饰效果又起到加固构架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2.屋顶构造和形式古田临水宫为重檐歇山顶，屋顶相互穿插，高低相叠，交织错落地结合在一起，起伏跌宕，像一座建在山腰的庞大宫殿，十分壮观。庙宇的屋顶体量巨大、造型独特，屋顶的飞檐呈现出极度夸张的弧形，两端翼角高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使原本宽大下压的屋顶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势，巧妙地化解了大屋顶带来的压抑感，让人在视觉空间心理上产生轻松愉悦的感受。屋顶正脊和檐角到处都是龙、凤、狮子、虎豹、大象、仙鹤等祥禽瑞兽泥塑，形象生动，姿态万千（图1）。屋面整体采用小青瓦覆盖，平缓舒展，整齐划一，随着屋顶的高低起伏，阴阳向背，产生不同形状、明暗、色彩的变化，在统一中形成了微妙的空间构成关系。
3.立面及造型要素古田临水宫的山门采用中国传统的牌坊式门楼造型（图2），气宇轩昂，意义深刻。墙脊为五山跌落式，下方用华丽的装饰边框修饰，装饰有精美道教题材的彩画和泥塑。庙门为青石门框，方正大气。左右两侧刻有一副“庙貌壮千秋鼎新有像，母仪昭百代坤厚无疆”青石雕刻对联，表达了古田人们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歌颂。庙门正上方为“敕赐临水宫”直匾，两侧为天官赐福雕刻，显示了庙宇的身份和地位。庙门两边的红墙上分别刻有一块双龙抢珠、虎豹临泉的精美浮雕，造型准确，形象逼真。临水宫山墙样式丰富，有平行跌落式、弓形、云形、鞍形等，形态各异的墙脊通过高低不同的穿插搭配，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曲线，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不同的造型给人或轻盈活泼、或严肃庄重、或玲珑小巧、或气宇轩昂的视觉感。这种建筑立面特征是典型的传统闽东民居的风格样式，体现出浓郁的乡土建筑文化气息和人们审美情趣。
4.建筑空间与布局从空间布局与设计上看，古田临水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前殿为主殿，内设有古戏台、钟鼓楼、拜亭和大殿等建筑，后为梳妆楼和三清殿，左右侧分别为婆奶殿和太保殿（图3）。不同空间功能分区明确，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独立的空间，动静分明。各殿建筑造型各异，营造出一个神圣庄严的建筑群。临水宫遵循道教宫观祠庙乾南坤北，坎离对称，尊者居中的原则而布局，坐北朝南，以纵面深、横面窄的态势将主体建筑和附体建筑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体现了以中轴线为基准，组合有序的建筑空间。古田临水宫采用“巧于因借，就地成形”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客观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建造，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别是从建筑群整体空间角度看，其组合方式随着山势的变化，高低错落，层次分明，再加上单体平面组合自由灵活，空间形式变化巧妙多样。
5.色彩构成及表现古田临水宫的建筑和装饰色彩构成及表现以红色和青灰色为主。红色作为墙体基色，象征着高贵、吉祥、喜庆；落地构件均为青灰色的花岗岩石和青石，屋面也都是青色板瓦，代表了庄严、稳重、刚毅的寓意。红色在青灰色的衬托下艳而不燥，青灰色在红色对比中沉而不闷，两者和谐统一。宫内木构件有的部分使用红色大漆髹饰，有的部分采用素髹工艺保留木头本色，还有的采用彩绘手法，彩绘色彩上多使用暗而庄重的深绿、钴蓝、孔雀蓝等颜色，避免过于富丽堂皇，追求道教自然朴素的意境，同时突出宗教建筑的神秘和庄严的气氛。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艺术
传统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表达的装饰艺术内容和风格对于建筑形式和人文精神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古田临水宫装饰上充分展现了闽东地域的文化艺术形态，采用闽东地区传统的雕刻、彩绘、泥塑、髹漆等多种工艺的手法，因地取材，因材施艺，灵活运用，技艺精湛，重点突出人文精神的传递。
1.装饰题材与文化内涵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以歌颂陈靖姑信仰，体现道教思想文化为核心，通过庙宇的雕刻、壁画、泥塑等建筑装饰，形成了一种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也反映了古田人民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愿望追求。宫内的装饰题材主要以道家仙人、道经故事、各种神兽、仙境、法宝等为主，带有浓郁的道家神化色彩和强烈的宗教震撼力，从视觉心理上引导人们对仙界产生向往之情，进而强化了他们向道的信念；也有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历史典故，如“千里走单骑”“赵子龙单骑救主”等，皆在宣扬“忠、义、气、节”等伦理美德，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积极作用；还有部分是动物、植物、民间器物等图案、符号装饰，利用谐音，通过假借，表达了世人美好的愿望，体现了古田淳朴的民风民俗。
2.工艺技法与传承古田的装饰工艺世代相传，图案设计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例如当地的祠庙顶棚装饰通常设计有藻井，象征广阔的天宇，其建造和装饰及其复杂。古田临水宫共有5口藻井，以古戏台覆莲藻井最为典型（图4）。藻井层次结构采用重复着直升——里拽出跳斜升的循环变化，隔层上升缩进的建造工艺，所有构件全部采用榫卯连接，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繁而不乱，充满了节奏感。每一层都有内容丰富、寓意吉祥的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作品，从下到上依次为云水纹图案侧板、装饰小斗拱、垂花额枋、花卉、神兽主题8格雕花板，顶心象征太阳，正中央是一朵覆莲雕刻，代表着圣洁光明，古田民间还传说其有“避火”的.作用，带有强烈的民俗文化色彩，是集力学、美学、工艺为一体的艺术精品。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文化
建筑是文化的具象形式，反映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因素对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古田临水宫建筑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建筑形态的成因。
（一）道教文化
古田临水宫是典型的道教庙宇建筑，它的基本形制、建筑特征、装饰艺术以及审美风貌都是由道教文化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通过建筑的形态具象化地传达着道教哲学思想、审美特征以及价值观念，从而体现出宗教庄严神秘的文化气息。临水宫地处偏远的山区，背山面水，山林清幽，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符合“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道教哲学，承载了道教远离尘俗、得道成仙的信仰追求。宫中随处可见的道家题材建筑装饰，共同营造出一个自然清净、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同时，临水宫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道教文化载体，它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谋求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好得吸引和教化信众，在建筑和装饰的表现形式上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强调传统道德观，又迎合百姓心理愿望，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显示出道教文化“入世”的一面。
（二）乡土文化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形成了地域性的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同时构筑了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建筑空间。乡土建筑既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深深地融入了当地资源、文脉和生活，是乡风、乡俗、乡情的物化与凝固。古田县地处闽东山区，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使之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无论四时节气、逢年过节，还是姑娘出嫁、成人礼仪、孩子出生等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千百年来这种朴素的民间习俗代代相传。尤其是陈靖姑信仰，承载着农耕社会中的许多生产习俗活动，形成了闽东地区一种影响广泛、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信仰。临水宫植根于这样土壤中，逐步形成了建筑、装饰等有形文化与神话、祭祀、民俗等无形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三）礼制文化
《论语为政》中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作为弘扬礼制精神的祠庙建筑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和道德人伦秩序所建造的，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至唐起，历朝历代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敕封多达数十次至多，陈靖姑也从民间神灵成为钦定神明、护国之神，其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清道光、咸丰两代皇帝敕封陈靖姑为“陈太后”“顺天圣母”之后，临水宫成为帝王的宫庙，在建筑礼制等级上达到空前的高度。为了突出高贵的地位，临水宫建筑形态参照中国唐代皇家宫殿建筑的风格、格局进行建造，高大威严、雍容华贵，并且大量采用龙的造型图案装饰，体现了皇家宫庙至高无上的气势。临水宫除供奉陈靖姑外，还供奉着林九娘、李三娘、杨太保等各路神仙，神仙等级和地位也是参照传统宗法等级制度进行划定，神祀所安排位置的非常讲究，对建筑整体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古田临水宫是闽东祠庙建筑文化的标志，是多种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的综合性创造，是中国道教文化与地域性乡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种祠庙建筑形态。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艺术与文化离不开闽东地域这块土壤，它是闽东乡土建筑历史的见证，凝聚了闽东乡土文化的精华，是当地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对临水宫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它已然成为了一种历史遗迹，一种文化遗产，我们要时刻抱着“尊重历史、留住历史、研究历史”的态度去珍惜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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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厚、窗小 没外墙
在热带和赤道地区，气温较高，空气又潮湿，因此通风降温成为居住的主要问题。这些地区房屋的窗户大而多，大都面向海风或山谷风等盛行风的来向。世界上开放性最大的房屋正是出现在这里。据记载，太平洋中部西萨摩亚的农村房屋，就是把十几根树干围成圆形或椭圆形，顶部覆盖椰子叶和蒲草而成。房子没有墙，只挂长苇席，可以收起放下。收起时凉风入屋，放下时抵挡风雨和下午西晒的阳光。由于这种凉亭式房屋很适应当地的气候，因而遍及岛国各地，甚至首都阿皮亚市内不少房屋也修成亭式，连国家议会大厦也修成了一个大凉亭。
当然，这种建筑与西萨摩亚多地震（6级及以上地震一年不下6次）有关，但热带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类房屋。南亚小安达曼群岛翁格人的凉亭式房屋甚至连苇席都没有。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布朗族人专为过路人修筑的“沙拉”房，也是这类凉亭式房屋，不过因为当地冬季气候也很温暖，在这种房子里休息过夜也并不寒冷。
热带地区农村房屋的另一大类就是杆栏式建筑。这种楼一般先夯木柱，上架横木，然后再在上面造屋。人一般住上层屋中，因为高处风大凉爽，又可避地面潮湿和蛇虫危害。下层圈家畜或放一些杂物。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孔明帽式的傣族小竹楼就是这种杆栏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代表。过去竹楼都用长竹片条编墙和地板，通风良好，甚至夜晚在室内可见星星，人踩在地板上弹性很好。但是近年来随着傣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竹楼已慢慢被木楼所代替（但除以木代竹外，其他均不变）。
这种杆栏式建筑也遍及东南亚和世界热带各地，但住法各有不同。澳大利亚的有些地方，干季中人是住在楼下的，因为进出方便。而新几内亚人的高脚木屋，下层更是作为日常家庭劳作。接待客人和做饭的地方，上层只用来晚上睡觉而已。这就要看当地气候干湿情况和居住习惯了。
�6�1因为热带沙漠气候地区白天炎热 �6�1昼夜温差大，当地房屋有墙厚窗小的特色，厚墙可以 尽量减少白天 太阳热量传入屋内，小窗可以减少白天从沙漠地区吹来得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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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F5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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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