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顺冶时期--17年
顺治时期的瓷器，该时期由于明末的战乱，官窑处于衰败期，直到顺治八年统治者才有精力和能力恢复生产御用瓷器，以致传世的顺治御窑瓷器极少见，精致之作很少见。
2、康熙时期--61年
康熙御窑瓷器釉面光涓细腻，胎土淘练精细、胎体和其他各代的同体节器物相比都要重实，胎釉结合较好，器物内壁的釉面和外壁基本一致。器型奇伟浑厚，新创器型也较多。
3、雍正时期--13年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清雍正官窑瓷器，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虽然仅存13年，但精湛绝妙，无与伦比，尤其是颜色釉方面成就卓越，仿古创新，新添十数种鲜艳的新釉色，代表了雍正官窑的最高水平，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
4、乾隆时期--61年
粉彩瓷器的质量不如雍正时期那样的秀丽淡雅，但在装饰工艺上渐趋繁缛，形制上丰富多样，特别是用于陈设的各种大器型，如转颈瓶，转心瓶，天球瓶，扁瓶，多角瓶等甚为流行。这些工艺繁复，色彩浓艳明丽的器皿是乾隆彩瓷制品中的杰出代表。
这一朝的官窑瓷以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而著称于世。由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依然有唐英等卓越的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
5、嘉庆时期--24年
景德镇制瓷已明显不如乾隆朝，本朝留存下来的嘉庆官窑传世品数量相对减少，而且制作质量不十分高，各种品种风格基本与乾隆朝瓷器相似，创新之作极少。
6、道光时期--30年
在清代景德镇瓷业历史上，道光朝经历了不少波折。无论是瓷器造型还是釉彩方面和制作方面，都有一种不尽人意的草率作风。
7、咸丰时期-10年
景德镇陷入战乱，咸丰初年，太平军在长江江西的广泛活动，使御窑场烧造的部分瓷器无法运出江西。
咸丰五年，太平军石达开等在江西与清军作战，景德镇御窑厂在战乱中被迫停烧，传世的为咸丰景德镇官窑瓷应为咸丰五年前烧造，这一阶段，似乎可看成是清代中期与晚期瓷器的分野了
8、同治时期--13年
经历了咸丰朝激烈的战乱之后，至同冶五年。景德镇御窑厂终于恢复了烧造，由于连年战事，当地窑业元气大伤。
景德镇御窑厂官窑瓷器的烧造仅仅为勉强应付朝廷的一种公务，至于同冶民窑瓷，更是粗制滥造。
9、光绪时期--34年
这一时期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传世品也极为丰富，品种也十分丰富。其间有许多书本朝官款。
10、宣统时期--4年
宣统朝距现代仅一步之遥，本朝烧造成量可能有限，品种也不多，主要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各颜色釉器等。
从传世品看，宣统官窑瓷烧造质量均较高，不管品种，样式，釉彩皆仿前朝，与光绪器基本相似，但同类作品制作比光绪器精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朝瓷器
元、明、清青花瓷器的区别比较 元 造型：器物造型的线条古朴、自然、构图圆弧中带柔，大件器物为主。 胎质：胎较粗松，带生烧味，含沙粒直至明代早期，胎体厚重，在圈足上能见枇杷红(即窑红) 底釉：影青(透明度较好)卵白或曰枢府(较浑浊)。 纹饰：运笔粗矿，自然潇洒。以大笔写意的花卉、人物为主，生活气息较浓。 青料：国产土青，进口青料 烧制工艺：砂底几乎都有窑红、铁锈斑块、粘砂。琢器多有接口，二节或多节。 款识：至今未见 明 造型：浑朴、敦厚。线条圆浑柔和，构图以弧线为主，大件器物早期不多，晚期增多。 胎质：胎骨较细腻(较之元代)，胎色白度好些，密度也较紧，但瓷化程度并不高，较之元代器体要薄而灵巧，部分好的官窑器上能见枇杷红。 底釉：早期：白中泛青(或为枢府釉)，釉质肥厚滋润，给人以含蓄的感觉，甚至是玉的感觉，有古典美感。后期：白度相对增强，釉质较肥厚，光泽不太强，釉色给人以深沉含蓄的感觉。 纹饰：用笔豪放，生动。题材广泛，取于自然，多写意，少写生。有人为意识，但仍以自然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浙江土青、平等青(陂塘青)、回青(佛头青)、石子青、进口苏麻离青。 烧制工艺：常见窑红。釉底有缩釉、窑缝。罐类多见接口，器足根尖如鲫鱼背。多为釉底，少见砂底。底少有粘砂、跳刀痕。初有圈，砂底细腻光滑。 款识：始于永乐。宣德款式最多，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等，楷、篆均有。 清 造型：轻巧、灵秀。线条挺直生硬，构图以直线为主，大件较多。 胎质：胎质较坚硬、致密，瓷化程度好(所谓中国真正的瓷器)，胎质细腻，胎色较白，器体较薄，很少见有枇杷红的。 底釉：底釉发白略泛青，给人以光亮的感觉(康熙、乾隆最白，所谓浆糊白)。釉质细而薄，玻璃化程度好，色泽耀眼，有点刺眼，不够含蓄。 纹饰：用笔纤细，严谨。构图较图案化，甚至是拘谨刻板，较多人为意识。题材多仿古，以吉祥类图案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石子青、明珠料、洋蓝。 烧制工艺：少见窑红，缩釉。琢器基本不见接口，器足根圆浑如灯草根。不见涩圈，多为釉底。少见跳刀，粘砂痕。 款识：历朝均有，款式多样，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楷、篆均有。
清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
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入关，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在位17年。他在位的这段时期，正是清朝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时期。
1651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等器。北京雍和宫藏有1651年江西监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窑青花云龙纹香炉。
由此推断，顺治官窑瓷器制作年代大部分应晚于1651年，属顺治晚期的作品，且产量很少。
顺治官窑器品种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黄釉、蓝釉、酱釉、白釉等。而民窑器烧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种和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
顺治一朝时间较短，且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转变时期，故这一时期的无款瓷器常被笼统地称为“明末清初”瓷。
顺治时期瓷器造型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风貌，有些沿袭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品种，如筒花觚、洗口兽耳瓶等。民窑器多造型古朴稚拙，胎体厚重，器足宽厚，多为砂底。釉质青白，多白中闪青，如鸭蛋壳色。
顺治民窑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纪年款。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榄瓶、蒜头瓶、洗口兽耳瓶、筒花觚、观音尊、将军罐、莲子罐、香炉、筒式香炉、笔筒、碗、盘、碟、杯等。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康熙十七年，也就是1678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
康熙五彩釉瓷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
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
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和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
雍正时期是清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清宫珍藏的雍正粉彩镂空团寿盖盒，通高13.2厘米，口径21.7厘米，足径12.9厘米，盒呈扁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盖面隆起，盖顶置宝珠形钮，圈足。盒内设9格，外壁以粉彩描绘缠枝花纹。
盖面先镂空缠枝莲纹，莲朵中心镂空团“寿”字，再以粉彩描绘。口沿涂金彩，近足处绘双重莲瓣纹，圈足外墙绘回纹。足内施孔雀绿釉，外底中心青花双圈内留白，以青花料篆书“雍正年制”双行4字款。此盒以镂空加彩绘技法进行装饰，而且镂空技法娴熟，彩绘笔触细腻，堪称雍正粉彩瓷器中殊为少见的作品。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1728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
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57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6字3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草率，喜用雍正朝官窑瓷器以造型端庄、做工精细著称。如雍正青花八宝勾云纹高足盅，高8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3.8厘米，盅撇口，弧腹，外撇高足。盅里光素，外绘青花纹饰，分别为云托八宝、缠枝花。足内边沿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楷书款。
此瓶造型秀丽，构图疏密得当，工艺精巧。青花画风仿明永乐、宣德风格，以点染的重笔模仿铁结晶斑点，于清秀中显露出古朴刚劲之风。图案中的祥云，在传统文化中均属于吉祥图案，寓意福寿吉祥，为雍正官窑青花瓷器的杰出之作。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怪诞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但产品的质量却不如前代。并且还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
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翎管是古代官帽上插花翎的用具，为中空的圆柱体，顶端有圆形小钮，可缝缀于帽顶。乾隆时生产出精美的粉彩勾莲纹翎管，高4.3至6厘米，口径1.3至1.8厘米。此件瓷翎管以白地粉彩为主，绘有勾莲、蝙蝠、如意、寿字等图案。
清宫御用瓷器乾隆粉彩三秋图笔筒，高1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8.7厘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书款。
笔筒为六方形，口沿描金，外壁6个面上分别绘有粉彩石榴、山茶、菊花并题写行书《咏石榴》、隶书《咏山茶》、篆书《咏菊花》诗三首，均为皇帝亲笔御书。石榴、山茶、菊花均是秋季花实，合称“三秋”图。
珐琅彩瓷在乾隆年间极为盛行，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
如乾隆珐琅彩福寿双耳瓶，高17厘米，口径4.2厘米，足径4.4厘米，盘口、细颈、硕腹、颈部有双耳、颈部图案和腹部分开，以图案花面为主，腹部饰葫芦和蝙蝠为主，寓意福寿双全，底部蓝料款“乾隆年制”4字，外加双方框。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创新。
嘉庆青花的纹饰题材丰富，受乾隆青花的影响甚为明显。绘画技巧上，随形变化，笔法纤细流畅，构图由繁缛逐渐变为疏朗，工笔多于写意。
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道光时期，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形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3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同治黄地蓝寿字纹盘，是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此盘高5.1厘米，口径17.3厘米，足径10.4厘米。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里饰黄釉地蓝彩篆书“寿”字纹，以盘心团“寿”字为中心，由里向外排列4周，每周字数不同，但书写疏密一致。外壁饰白釉地粉彩折枝花卉纹3组。足内施白釉书红彩“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
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
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
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姿多彩，也由于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于匠气。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北宋官窑瓷之我见（中国文物鉴赏论文）2009-04-27 00:36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1.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2.釉色美丽烧制精湛上图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3.釉层厚度极为薄从以上两图的断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并且从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三．总结这学期通过在复旦大学选修《中国文物鉴赏》，我对文物这一方面更感兴趣，尤其是北宋官窑及其瓷器。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① 参见于百度百科“北宋官窑”② 参见于“景德镇陶瓷网”——“北宋官窑瓷款鉴别”（非图和分析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盘口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黑彩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政府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透视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陶瓷史稍显过时了,有些理论跟不上了.1.<<景德镇现代艺术陶瓷投资与鉴藏>> 画册刊录作者作品展”是集瓷都景德镇陶瓷艺术众多名家高手的一次大型规模作品。集中展示画册刊录作者的一百八十件作品，其中画册刊录作品百余件，部分陶瓷大师的作品被海内外收藏界誉为惊世之作。2.日用陶瓷鉴别——现代陶瓷教科丛书本书作者：李雨苍 编著作 者： 李雨苍 编著出版社：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3.陶瓷书目（按：以下系天涯社区·闲闲书话注注书友的藏书目录。含雪堂陶瓷书目以下为我收藏的部分陶瓷类书籍，凡在其他书籍、图集中包含陶瓷内容者，均不列入本书目。1.饮流斋说瓷，广州许之衡守白著，线装排印本，（民国）上海朝记书社印行，中华书局代印2.竹园陶说，刘子芬著，民国十四年线装自印本3.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陶瓷(上)4.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2.陶瓷(中)5.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3.陶瓷(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一版三印6.中国陶瓷大系之一汉唐陶瓷大全7.中国陶瓷大系之二宋元陶瓷大全8.中国陶瓷大系之三明代陶瓷大全9.中国陶瓷大系之四清代陶瓷大全——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1993版10.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编，文物出版社1997年一版三次11.中国的瓷器（修订版），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研究所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7月修订一版12.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一版四次13.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年5月初版14.中国陶瓷美术史，熊寥著，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8月初版15.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朱裕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月一版三次16.古瓷鉴赏与收藏，张海国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17.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陈德富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一版二次18.古代瓷器，赵丛苍主编、小鹿编著，中国书店1997年9月初版19.中国古代仿古瓷，赵宏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20.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周仁等著，轻工业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21.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22.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论文集，叶文程著，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0月初版23.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内部资料，1983年6月厦门大学印24.元代瓷器，叶佩兰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25.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著，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初版26.清代陶瓷，刘兰华、张柏著，北方文物杂志社1988年12月初版27.中国青瓷史略，陈万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一版二次28.童书业说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29.中国古陶瓷论丛，傅振伦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30.马说陶瓷，马未都、王春元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31.东方的青花瓷器，（英）哈裏.迦纳著，叶文程、罗立华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1月一版二次32.陶瓷路，（日）三上次男著，宋念慈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80年2月1日初版33.陶瓷探隐，蔡和璧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2年11月初版34.宋代官窑瓷器，李辉柄著，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5月一版三次35.长沙窑，长沙窑课题组编，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36.长沙窑瓷绘艺术，周世荣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9月初版37.石湾陶瓷发展史，佛山大学石湾陶瓷艺术研究课题组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38.《景德镇陶录》详注，傅振伦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初版39.明朝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全开图壹张），北京历史博物馆主编，承名世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12月40.景德镇陶瓷艺术（古代部分），熊寥编著，江西美术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41.景德镇的青花瓷，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初版42.景德镇瓷俗，邱国珍著，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43.青花瓷器鉴定，张浦生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44.中国青花瓷，马希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45.青花名瓷，马希桂主编，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3年4月30日初版46.青花青，郭良蕙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0年6月15日二版47.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胡雁溪编著，团结出版社1995年11月一版二次48.清代民窑青花瓷，胡雁溪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2月初版49.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陶瓷，左汉中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50.中国民窑瓷绘艺术，毕克官著，外文出版社1991年初版51.清代民窑彩瓷500图，胡雁溪、杨小涟编著，团结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52.馆藏中国历代陶瓷特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7年7月初版53.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柯玫瑰著，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54.古瓷片，毕克官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年7月初版55.中国古代瓷塑玩具大观，白建国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1月初版56.瓷砚赏析，谢志峰著，广西美术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57.陶瓷，刘以鬯著，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11月初版58.濑户乃海的中国陶瓷，广岛县立历史博物馆，平成三年非卖品59.宋瓷.天目欣赏、原太乐陶瓷作品展，日本便利堂株式会社1984年4月14日发行60.古陶瓷修复，毛晓沪编著，文物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61，陶说，（清）朱琰著，分说今、说古、说明（代）、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缕述景德镇瓷器源流。(木兆轩主人赠）62，陶瓷，10开精装本图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10月一版一次，印数1500，50元。就我有限的视野所及，有关陶瓷的全彩色大型图集，在60年代可能仅出过此一种。63，景德镇《瓷器》季刊10册：1963年1、2、3、4，1964年1、2、3、4和1965年1、2期。64，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印制，8开画册，日文及英文，207页。钤印：李知宴藏书。65，中国陶瓷文献指南，徐荣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精装872页，1-3500册。66，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明初官窑考），A.D.BRANKS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104P。67，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潮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1954年11月修订重版，128页，1501-4000册。68，《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孙彦等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290页，1-3000册。69，《古瓷辨赏》，王健华、李国强著，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16开彩色铜版纸印，168页。70，《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广东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16开64页，图版41幅。71，《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童依华著，台湾大业公司1984年10月初版印行，16开200页。72，《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余继明、杨寅宗主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4月四次印刷，精装340页，9001-14000册。73，《中国古代陶瓷造型与装饰》，关玉琮著，辽宁省硅酸言研究所1979年内部印刷，16开油印本，248页。74，《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宝藏》中文版，土耳其共和国外交部2001年编印，8开156页。长乐老寄赠。75，《中国陶瓷史纲要》，叶喆民著，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4月初版，精装329页，3000册。小黄黄托人从香港购得。76，《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辑，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6月初版，精装315页，1500册。77，《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二辑，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10月初版，精装231页，1000册。也许地处盆地的缘故吧，四川的考古研究非常封闭，许多新发现外界不能及时得知，刚出土的器物连考古所和北大考古系也无法看到。这两册书要不是在旧书店偶然发现，我也不知道四川曾在80年代出过这样一套书。其中关於四川境内一些古窑址的文章十分有意义。78，《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马文宽、孟凡人著，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135页。79，《海底瓷都与海外珍瓷》，周世荣、魏止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120页，3000册。80，《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朱培初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237页，5200册。81，《瓷国游历记》，[纽西兰]路易.艾黎著，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10月初版，16开铜版纸精装134页，3500册。木兆轩主人赠。82，《学瓷琐记》，王志敏著，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16开243页，2000册。83，《黄冶唐三彩窑》，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16开精装81页，2500册，彩版74页+图版34页。84，《人间瓷话》，钱汉东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铜版纸精装226页，5000册。85，《晋唐宋元瓷器真赝对比鉴定》，汪庆正顾问、程庸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铜版纸119页。
建议楼主可以去看视频学习
可以看陶艺方面的书籍。
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影响太大了，以致现代的工匠都在仿制宋代五大名窑的产品。以陶瓷工艺论，中国两个顶峰在现代都无法超越，一是宋瓷以简洁著称，给人以平淡、宁静致远之感，虽经千年依然是中国陶瓷工艺表表者；另一个是清三代陶瓷以繁褥著称，色彩丰富、花样繁多，无论在造型、构图、制瓷工艺等都反映出当时领先世界的水平。现代仿宋陶瓷工艺有哥窑的花瓶、香炉、杯盆等都有，原本哥窑的“金丝铁线”是一种控制不好产生的缺憾美，但现代却花了工艺人无数时间去刻意仿造这种缺憾美，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另就近年仿烧成功的汝窑，最多的就是茶具的制作。
宋朝是我国瓷器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全国有100多个县， 近千个窑口在烧制瓷器。不仅产生了定窑系、钧窑系、耀 州窑系、龙泉窑系、青白瓷窑系等等窑系，而且著名的代 表性窑口也非常多。以影青为典型的透明白瓷达到了极高 水平，青瓷突破了越窑的单一格局，并且把汝、官、龙泉 为代表的天青、粉青和梅子青颜色的青瓷发展到了前所未 有的巅峰。宋朝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唐朝以来的彩绘瓷、黑 瓷和花釉瓷，而且还创新了酱釉、天蓝釉、红钧釉等等釉 下彩瓷系列品种。同时，宋朝的著名瓷器留下的难解之迷 和争议也是最的。 宋朝五大名窑瓷器的价值，一般以“汝哥官定钧”来排序。但是，明朝的人在五大名窑之前，还排列了一个所谓的“柴窑”，论其精美程度，犹胜于御用汝瓷。在五大名窑中，定窑和钧窑分别在宋朝和元朝形成了两大窑系，因此，定窑不仅要分官定和民定，而且要以窑口分涧滋村窑口和其他窑口以及南定与北定，钧窑也要分成北宋官钧和金钧与元钧。实际上，宋真宗时期的贡御影青瓷，对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此，受到贡御影青瓷的影响，北宋时期，影青瓷的生产风靡全国，“当时则效著行海内”形成了全国性的青白瓷窑系，并一直延续到元朝。不过，现在的人都把宋真宗时期的贡御影青瓷遗忘了。 北宋早期宫廷使用的影青瓷器和定窑瓷器，都是采用匣钵装烧，没有芒口，做工精细，釉质细滑。贡御影青的刻花工艺，远胜于定窑刻花，也胜于耀州刻花，影青瓷器的印花工艺与定窑印花工艺相似。北宋中期，生产贡御影青瓷的景德镇湖田窑和曲阳涧滋村的贡御定窑，改进装烧艺，为宫廷生产了一些芒口瓷，引起宫廷对芒口瓷的不满 意。于是，“遂命汝州造青窑器”。 到了宋神宗时期，贡御汝窑出现以后，定窑芒口瓷和影 青芒口瓷（多用金、银、铜包边）不再被宫廷采用。因此，后来生产的芒口瓷都不是供应宫廷使用的瓷器。然而，现在的人在一些专家的误导下，把凡是包过金边、银边或者铜边的芒口定窑瓷器都视同宫廷用瓷，其交易价格高出真正的贡御影青瓷百倍以上，实在可笑。实际上，这些金属包边的芒口定窑瓷器，其工美艺术比非芒口贡御影青瓷相差甚远。可以说，耀州窑和龙泉窑的精细作品，都不逊于定窑的芒口精品瓷器。所以，不分精粗，一律把芒口定窑瓷当作五大名窑中的官用定窑瓷，确实是鱼目混珠。钧窑虽然在元朝也形成了一大窑系，但与北宋末期的官钧窑相比，在做工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区别，人们在相互交流过程中，都能比较清楚地给予相应的价值评估。 附注：北宋9位皇帝共计167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北宋早期三帝：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登基，976年去 世；宋太宗赵光义，976年登基，997年底去世；宋真宗赵 恒，998年初登基，1022年去世。 北宋中期三帝： 宋仁宗赵桢，1022年登基，1063年去世；宋英宗 赵曙，1064年登 基，1067年去世；宋神宗赵顼，1067年 登基，1085年去世。 北宋晚期三帝： 宋哲宗赵煦，1086年登基，1100年去世；宋徽宗赵佶，1101年登基， 1125年交权；宋钦宗赵桓，1126年登基，1127年与徽宗一齐被金兵俘虏。北宋王朝倾覆，无一完卵。
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北宋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年）开封沦陷，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其创造历史的夺目光华以及光耀中天的岁月，实可谓灿如烟花和流星，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今念来，徽宗亲设、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北宋官窑，虽独得天赋，贵为皇室直属企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异常雄厚，扎实，但缔造它的帝国，尚且被金兵用弯刀长弓一举摧毁，又何遑论一个小小的窑口？不过，尽管徽宗的北宋官窑这个曾经光照天下的美好事物，为残酷的战争所终结，致使北宋官瓷的烧造年华因此屈指可数，但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北宋官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亲设的窑口，开一代先河，为中国官府（国有）企业留下了一个典范的陶瓷官窑制度，成为后世官窑制度的滥觞，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徽宗北宋官瓷为中国青瓷历史上一座至尊的巅峰，也一点都不为之过。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