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协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而中国却依旧在封建主义道路上徘徊，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日落西山。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肯定是理工的哥们吧呵呵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他们看到了蕴藏在东方这条巨龙所潜在巨大能量，看到了中国和她孕育的人民在古代的辉煌，在90年代创造的奇迹！中华儿女都在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拼搏着，我们向往幸福，我们渴望富足，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巨大屈辱和损失，这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奋斗的动力！！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从此"天朝大国"的大门顿开，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国防危机，中华民族步入了漫漫长夜。开始了一部充满屈辱、辛酸和悲壮的近代中国的国防史。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越来越深，沿江、沿海到处是被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中国的各项交通事业全为列强所垄断，国内到处可见外国驻军，整个中国被划分成几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彻彻底底成为有国无防的国度，终日在风雨中飘摇。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不幸又遭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更大的破坏！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主权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国土被割让、大批战后赔款付出，使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苦难！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国防以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强兵必先富国，两者应当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因此，我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历史还启示我们，国防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国防与政治密切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巩固--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并吞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于晚清都是如此。 历史也清楚的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清王朝晚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镇压的方针，最终造成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侵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因此为了在伟大的新时期，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维护我们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是国防强盛的重要力量！国防建设历来是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竞争的主要领域。 "先进的武器毕竟是重要的，科学技术是不能忽视的"。国防科技领域，要重点研究开发一些关键技术。掌握这些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实行积极防御，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是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围绕这个方针，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要千方百计把我军的武器装备搞上去。 综上可知，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落后就要挨打！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扎实掌握专业技能，把自己努力培养成有用之人，在步入社会之后，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科技的进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话建设，为我国国防的强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我国的国防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至公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防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过程。古代的国防主要是从兵制、军事政策、边防建设、交通运输业几个方面发展的。而中国古代的“国防”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范围的防御，因为中国古代都是历代中原王朝对于周围少数民族的防御。然而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华夏炎黄子孙。而历史发展到了近代因为当时的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衰落、国防空虚，造成了外国列强的侵犯我国的主权。我国人民备受欺凌，从《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到强盗般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从八国联军的侵略到《辛丑条约》；从东北沦陷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国之所以遭到列强的侵略是因为综合实力的下降、清政府的腐败、国防的羸弱！因而清政府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国防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国家的政策正确与否、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兴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我国经过四年的解放战争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我国国防力量建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前，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已建成并且交付海军使用。“辽宁号”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国防建设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其一航空母舰提高了我国海军的资讯化水平。其二航母可以综合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力量，可以其为核心，建立航母战斗群，大大提高我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其三航母可提高中国海军的海上远程攻击能力。其四航母将提高中国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增强核的威胁能力。我国的国防军事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提供了保障。中国的国防发展向外界展示了我国的雄厚实力，增强了我国人民的信心。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发展的同时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华巨龙腾空而起。正是因为有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发展，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才使我们能远离战争，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然而，祖国当今的周边环境仍然恶劣，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刻苦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祖国的美好明天而奋斗。祝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昌盛！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中国国防史我国国防历史最早起于奴隶国家夏,成熟于秦汉时期.兵制建设上由生产力决定,夏商周实行兵农合一自己制,秦的兵役制和汉的募兵制,到唐朝时的府兵制.在国防工程上,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我国古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修建的巨大工程,先后经历八个诸侯国和十多各王朝的构建,到明朝时才具现在的规模.另外,我国少数民族也在东北修建称为边保线长城.为了加固边防,我国古代一般采用从内地迁徙居民到边疆垦荒和利用戍边军队屯田等办法,其实质实在经济上使游牧民族向农业转化,以消除动荡因素,利于汉族的长期居守.始于明代的海防建设对抗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开辟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把目标转向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这时,一些有学之士提出了国防体制改革和武装力量变革,并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弃过去的对周边小国的守藩政策,转而从屏蔽边疆出发,实行藩篱政策.中法战争中的援越和甲午战争的援朝战争也是中国国防的重要住成部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全国军队主要由北方的北洋军和辛亥革命后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军住成.这些军队大都实行幕兵制.1912年,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统一了军制并正式实行军衔制,奠定我国现代军衔制的基础.在民国年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北伐战争,将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实行对内高压,对外屈服的政策,中国的国防实力衣然弱小.新中国成立以来,v国防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一阶段(1949～1965年),为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还被迫进行了对印度的反击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中国相继成立军事科学 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工业项目,这为中国常规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和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1965～1979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制成导弹、氢弹、人造卫星,并组建了第二炮兵.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还顺利进行了珍宝岛、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反击战.第三阶段(1979～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此,中央作出了将国防军队建设由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要决策,提出了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制定新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内容:(①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有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嬴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②在军队建设上,有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强调科技建军;③要按”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兼顾、协调发展).中国第一枚*********中国"轰十"隐型轰炸机中国航空母舰将来的中国会有多强大,让我们摄目以待!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08 15:08:49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10 19:52:40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写作思路：
以工业革命后英国家庭的变化为主题，突出工业革命的变化，结合个人感悟。
正文：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
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主导部分。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有200万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无产阶级也正式形成。
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无情地剥削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于童工和女工的残酷压榨，成为工厂出现初期的普遍现象。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无产阶级一出现就开始了。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的兴起。
这个问题是在考工业革命的影响，你就从影响方面论述就可以了。例如工业革命产生了工厂制度，这样会使家中的男子去工厂工作而非从事原有的农业畜牧业，甚至有的工厂还出现了女工，展开论述即可
才50分....
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的发展，男子从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妇女则被排斥于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外，从事附属性的劳动和家务。男子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地位提高，自然就产生了统辖家庭的要求，子女继承父亲的血统、财产和权力。同时，伴随着生产劳动中性别角色的高度分化，妇女受到严格的人身隔离，她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之中，从而依赖于男子，从属于家庭。 自妇女从社会舞台退入家庭小圈子以来，她们便一直视家庭为其唯一生存支柱，生活的核心，因此家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旦妇女有了经济独立，不再从属于家庭，妇女的家庭观念必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工业革命将妇女由家庭带入社会，赋予其经济独立，对她们传统家庭观念基础的动摇。——这是妇女家庭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与现实基础。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当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她们开始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灵活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汽机所代替，这样很明显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劳动力昂贵的男人，而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女工和童工，这也随之导致了妇女大量走向社会工作岗位。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首先对当时的妇女就业情况作一简要说明。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0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而在纺织业和家庭服务业妇女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年，如家庭服务业工人共103万，其中男工13万，女工90万，裁缝、女服裁缝、女帽匠，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男工494人，女工34万；洗衣业、花边制造业、杂役、草帽编制业、手套制造业等有工人32万，其中男工2万，女工30万。[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出版社1974年版，第41——42页。] 各纺织部门更是妇女的天下，1839年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总数的56.4%，[波尔特著《国家的进步》，第193页。] 毛纺织工厂女工占69.5%，丝织业工厂女工占70.5%，麻纺织工厂女工占7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甚至在体力劳动的行业中也有女工的身影，根据1841年的数字，当时煤矿女工达到6000人。[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大量妇女由家庭走向了社会。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社会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其经济独立也日渐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恩格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妇女降为第二性是从经济地位的丧失开始的。因此，妇女改变命运的入口也必须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随着机器生产和低工资，促使资本家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而吸引妇女进入就业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工资的获得意味着妇女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人的依赖，有了脱离家庭经济依赖的基础，并使她们有了自由支配劳动果实的权利。例如：出生于曼彻斯特的18岁姑娘简 L，动力织布机机工，看4台织机，一周挣16先令，交给她母亲7先令，剩下的9先令归她本人支配。[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许多人将这笔钱花费在穿戴上，因为她们已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理所当然花费在她们认为有用的地方，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和责备。如：简 L穿的长外衣用去一磅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磅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而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的很好也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级的妇女不相上下。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而另一些比较节约的女工，则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数额作嫁妆。据估计，一个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工，在16岁到25岁期间，积蓄可达100英镑。[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由以上妇女的工资开销，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妇女已开始重视自我，抛开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妇女家庭观念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经济独立，其他所谓思想上的精神独立便无从谈起。从前，妇女“只能通过铁条阻隔的窗户窥视她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角。她们竖起耳朵，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只是男人口中传来的一点点知识。”[戴安娜 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下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7页。] 而现在，随着妇女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她们不必经过男性这个中间环节而与社会有了直接接触，随着她们社会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她们的精神独立意识也在经济独立中孕育而升。 二 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 妇女经济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妇女们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她们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工资。她们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条件，使之不再仅为家庭的附属品，摆脱了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有了经济独立，从而使之有了享有权利的基础。妇女们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在其中产生了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看看一位十八岁姑娘的服装帐单，再看看丝织厂和纺织厂的女工们在星期天的派头，（我在第一部分所列举），我们足可以发现妇女和姑娘们已开始在自己身上花费相当多的钱，她们对服装打扮的消费逐渐增多。[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这说明了当时的英国妇女居然可以不顾家庭的过多束缚，来独立的为自己花相当多的钱。这表明了伴随其经济独立而来的是造就了她们的一种“独立人格”，亦即精神独立。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局限于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生活单调无味，缺少社会联系。最初，已婚妇女就业的核心动机还曾经主要是“为了家庭”（多数妇女是为了家庭的财政预算而工作，因为只靠丈夫会入不敷出）。而后来她们显而易见地将个人的动机放在了首位：越来越多的妇女声明，她们的目的是通过就业来保障属于自己的收入，保持对丈夫的相对独立性，获得从事职业的快乐或者保证由职业生活所产生的社会联系 同时，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她们从事的不再是没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家务劳动，而是有酬劳动。社会以工资的形式对她们的劳动，乃至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她们逐渐在社会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培养了成就主要依靠自己奋斗的自信心。而且工作中的妇女脱离了家庭，来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必会使她们在工作中形成一切依靠自己的自立感。而这种源自于工作中个人价值实现的自信与自立，必然培养妇女在家庭中的“自我意识”。不再一味的依赖家庭，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独立的精神意识。 社会舞台造就了她们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社会对她们新角色的有别于传统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加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此时社会要求的改变，精神独立的英国妇女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厂主们对于女工是否承担家庭义务不感兴趣，他们决不会因为她们是孝顺女儿和贤妻良母而给以高薪。妇女此时的工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劳动，而是深入到整个社会工作之中，并且以前家庭劳动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有为社会工作所取代的趋势。家庭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已绝对不如昔日了，她们生活的重心已渐渐偏向于社会，将其社会工作纳入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以至于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后时期，有些年轻未婚女性甚至到了即将结婚之时居然还不懂如何料理家务。要知道，料理家务可是传统社会中女性最重要的“必修课”呀！载于1833年《议会文件》中的一个片段中提到“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年轻妇女中的一位即将担任妻子、母亲、保姆、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职责她承担起来，往往是过早而又不注意节约。她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学家庭生活的普通事物；即使学到了这个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实践。”而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十二小时的劳动，加上离家路途往返的时间，因此年轻的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以上不在孩子身边。”[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已婚妇女也不再那么重视家庭。总之，工业社会中的妇女不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她们由家庭走向社会，因工作而获得精神独立，工作已渐渐取代了家庭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工业革命给英国妇女带来的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之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 妇女婚姻观与生育观的变化 婚姻观和生育观一直以来是家庭观念的重要部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家庭受到社会工业化的冲击，家庭中夫妻趋于平等，妇女家庭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之进一步所牵扯到的便是英国妇女的婚姻观和生育观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首先要谈的是当时妇女的婚龄和择偶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妇女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完全依赖他人，几乎不能自助，因此姑娘们纷纷渴望早早嫁个好丈夫。婚姻和生育是她们生存的需要。然而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的经济独立使她们生存不再成问题。妇女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使之不必为寻找一个家庭而被迫早婚。在女性中，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以寻找经济上的依靠；而对于有固定工作的后者而言，她们的经济独立不仅可以维持她们的生存，而且可以使之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找到她们施展才华的事业。总的来讲，此时的妇女已纷纷推迟结婚年龄，她们不再将婚姻作为其幸福的唯一归宿。婚龄推迟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则是当时妇女择偶观的改变。由于妇女们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她们不再将婚姻仅仅作为其生存的基本，也不用再听命于父母家庭的支配，而是在能够自己谋生的自立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关于真正的“人”的意识，有了个人的情感。因此，此时妇女的择偶标准不再是由家庭的生产形式的需求和机会所决定，也不是为个人生存考虑，而是将配偶的选择取决于爱情的支配。她们在配偶的选择上更注重的是爱情、情感支柱、友谊和伴侣关系，这些均成为英国妇女们此时的择偶标准。当然，由于她们此时对自我情感的充分重视，对择偶的标准的改变，对婚姻的期望较高，也必然带来她们婚龄的推后及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当时英国妇女的离婚问题。当妇女（同样也包括社会的另一半——作为丈夫的男性）对婚姻和家庭寄予的期望已经超出了保障生活的实际目的，而扩展成为对尽情享受的幸福之渴望的时候，在这种大为延长了的婚姻中，发生更为经常的和具有他种性质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解除婚姻的可能性的增加，主要基于经济的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社会原因：在农业生产和小企业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共有，人们不得不维系不幸的婚姻，现在，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里所涉及的群体，即农民和自主的企业所有者的离婚率最低，并与其他群体的差额颇大，男女农民实际上从不离婚。夫妻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中愈少相互依赖，她们就愈有可能在婚姻不幸时考虑分居或离婚。所以，妇女一旦走上社会舞台，有了挣工资的工作时，就加强了她们在婚姻发生危机时分居或离婚的意愿，增大了经济上的可能性。因此，离婚最多的是受过中级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担任职员工作的城市妇女；离婚率最低的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妇女。最终，不断减少或滞留在低水平上的户均子女数量更促进了离婚的意愿。因为，夫妻家庭中有了子女即削弱了他们离婚的主观意愿，也减少了离婚的经济可能性。就越来越广大的民众妇女而言，婚姻不再是以保障生存为目的的经济的结合，而是建立在婚姻伴侣对一种无上的爱情的关系的要求之上。当爱情越来越成为选择伴侣的决定性动机时，认为“爱情消失”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的观点逐渐得到了承认。妇女们想在婚姻中找到“非常的幸福”的渴望，尽管有种种威胁征兆，还是增长了。由此发展出了对婚姻中的情感保障、性生活幸福和亲密交流的要求。以往数代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市民所抱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实际的”爱情以及共同的生存、财产和地位的保障。与之相比，新的要求是否可以实现，更是无可比拟的难以预见。把浪漫爱情当作唯一“合法”的结婚动机来进行的广泛宣传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浪漫爱情通常只能保持一定的时间。对于为了白发到老而缔结婚姻的设想，它似乎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妇女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 与婚姻同步的生育问题此时也在英国妇女的家庭观念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中的儿女是一个家庭中重要的劳动力，妇女也将多生孩子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然而，历来妇女因生育过多而遭受的身心痛苦也使新一代的女性望而却步。孩子的出生有使母亲失去生命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她们带来失去工作的风险。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在此时的英国妇女中形成，人们开始尤其是妇女开始关注各种避孕措施。如载于《共和党人》的理查德·卡莱尔的《爱情是什么》一文中大肆向当时的人们宣扬一种由欧洲引进的避孕方式，他在文中谈到：“当这里和别处一样，节制生育蔚然成风，大家都不再生育过多的子女时，男人就不怕娶妻子，人人都会早婚，淫乱就会减少，道德和宗教责任心就会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这表现出理查德·卡莱尔的进行节育的生育观，而其宣传在当时很受人欢迎以至于后来居然为一位牧师检举，载于《议会文件》G·S·布尔牧师的证词中写到： “问：你是不是知道在妇女当中流传着详细说明这种工具用法的印刷品或者书籍？ 答：我记得两年多以前，那时卡莱尔到我们地区来演讲，有人向我报告说，他出版过或推销过我们谈到的那一类书，但我找不到机会去加以证实，我只是听到有人报告而已。”[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很明显，以卡莱尔的节育观极其行为来看，他是一位积极宣传避孕、节育的倡导者，而后来他的宣传居然受到当地牧师的不满和检举（因为节育是为中世纪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这足以证明其宣传对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广大影响；这也从彻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特别是妇女对避孕节育这方面知识的了解的巨大需要。 所以，从上面两则彼此相关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生育观的巨大变化——冲出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 四 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感的产生 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的是由双方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当妇女投身于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参加工作，参与交往，重新获得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的机会，自身价值相应得到提高。此外，在工业社会中，孩子不再像农业社会或采集、狩猎社会中那样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关于孩子的价值观的转变，有助于妇女摆脱生育的压力，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在家庭和社会上寻求新的角色。男女两性关系在社会、家庭领域中走向平等的趋势，改变着夫妻地位和相互关系。妇女参加工作，摆脱了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甚至有些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补贴家用，男人甚至需要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因此，毫无疑问，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不再在家庭中处于屈从地位，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当时人们的思维仍然局限于传统家庭的定式，丈夫挣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在当时大多数情况下，女工结婚后多半会辞掉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婚前是否进过工厂并无二致，但如果往下挖掘，不难发现尝过经济独立甜头的妇女，婚后对于这种地位的向往比起没有工厂经历的妻子要强烈得多。一些懂得自身价值的妻子，甚至会产生对琐碎家务的厌烦心理。她们自信能同男子一样获得生活资料，心理上与丈夫的平等感有可能产生。 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是，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后，丈夫工资不够一家开销，妻子往往会重操就业，进厂干活。而家庭中妇女地位变化最明显的，要算那些被称之为“头脚颠倒”的家庭，即妻子挣钱养家，丈夫失业在家干家务。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后并不花费太多的体力和技巧，如纺织部门，主要看机器和接断头，妇女完全可以胜任。她们灵活的手指和敏捷的动作还胜男子一筹。女工比较听话，易于训练，所得报酬较低，例如，纺纱女工每周挣八、九先令，比男工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此，一些适合女工劳动的行业，男工被排挤了。这从恩格思对英国工厂的调查可以看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纱厂中只有妇女；在使用骡机的纱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在动力织机和粗纺机上工作的，有的多半是女工，有的则全是女工，男工只从事蒸汽机的管理、纺织机械的刷洗和维修，或当木匠、监工、看门工等，人数远比女工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27——428页。] 其结果，在一些丈夫找不到工作而靠妻子养活的家庭中，出现了男女传统位置的大错位。恩格斯说这样的家庭仅曼彻斯特一地就有几百户，兰开夏412个工厂中每个工厂都有两三户。不依赖丈夫而生活，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非常关键的。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有过母系社会，就在于那时妇女的采集劳动是维持人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妇女是主要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而在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幸福的最大障碍也在于她们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不能自助。工业革命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E 罗伊斯顿 派克编《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社会学家古德指出：“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则男子与女子的收入愈接近，女子就会愈少依赖男子，…… 而妇女的经济实力愈强，发言权也就愈大。……”[W·古德著《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为其夫妻平等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在朋友来访时正在替妻子补袜子的男人说：“……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1——432页。] 这男人的一席话充表现出“头脚颠倒”家庭中丈夫的无奈与沮丧，在他身上再也难以看到工业革命以前夫权的那种霸气了，以至于在家庭中无经济地位的他一个人在家给上班的妻子补袜子，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是反的（而应是妻子为丈夫补袜子）。补袜子现象就表明了丈夫心中夫妻平等感的出现（而不再是如以前一样充斥于心的是作为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威严了），而第一次参加工作而见丈夫的无能的妻子对此也就更加敏感了。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妇女通过就业得到了日益增长的财力，在家庭中取得了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使平等主义在夫妻思想中均得到了接受。在这里我想对“夫妻平等感”加以总结，并予以细化。首先是家庭的财政管理，由于此时家庭中的妻子已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必然使之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她们享有了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权利，她们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穿戴打扮上的更加注意；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独立的收支来源，必然使她们在家庭的经济支配上占有一席之地，家庭的财政支配权不再仅仅属于丈夫，妻子们也相应得到一部分，并且会随着她们经济份额的增加而上升，甚至占主导。如在有些“头脚颠倒”的家庭（我在上一部分所列举），妇女就掌握着家庭财政的主导权。 其次，是家务和孩子的抚育问题。由于此时妇女的经济地位的上升，她们的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乃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妻子们已不能再成为完全的家庭奴仆：妇女们被卷入社会之中，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她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顾及整个家庭的一切；同时，随着妇女独立精神意识的萌发，她们已不再依赖于丈夫，她们要求平等的情感，当然更不甘愿独自承担家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此时的家务劳动及子女抚养都不再仅仅压在妇女的身上，而是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共同享有家庭的权利、履行家庭的义务。因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义务的履行上经济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我在本节开始部分所提及的“头脚颠倒”的家庭正是如此，由于男性就业的困难，妻子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丈夫便承担起（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家庭的家务。但是，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中，夫妻感情也在家庭义务的承担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所以，随着工业革命对家庭的冲击，家庭双方关系——夫妻地位也发生显著变化，夫妻逐渐趋于平等，这一事实也必然造成夫妻平等感在英国普通妇女心中的产生。
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后世的影响12~13世纪西欧“新春天”与文艺复兴的对比文艺复兴中的“异端”成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西欧宗教地域划分的历史由来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影响如果觉得这些太浅显的话，我可以再加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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