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兰陵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丁纯（公元1504—1576年），字质夫，号海滨，山东诸城天台人。27岁考中举人，做了20多年的“岁贡”，却屡试不第。直到50岁上，方才除授钜鹿县训导，后又升任长垣县教谕，成为一县学政的全权主持者。由他开始撰写《恶豪传》，后经其子丁惟宁继续创作，更名为《金瓶梅》。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养静，号少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后授保定府青苑县知县、山西长治县知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中宪大夫湖广副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主编万历版的《诸城县志》，年仅45岁退职后还家，居于九仙山山麓下（即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丁家楼子村），现村中有丁公祠堂（文物保护单位）。丁惟宁在五莲县兰陵峪旁隐居二十余年，埋头撰写《金瓶梅词话》。后继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删、修正、校订、出版。兰陵笑笑生即丁纯父子之称。“兰陵”并非山东峄县之兰陵，而是山东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一条深谷，原名就叫“兰陵峪”，乡民俗称“兰陵口子”，后改为“洗耳泉”。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欣欣子”为谁？即钟羽正也。钟羽正，字淑濂，号龙渊，青州钟家庄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曾主编《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适之意。笑笑生，“笑”什么？一则，笑对世事之荒谬坎欹；二则，笑对人生之祸福。“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书画家，是丁惟宁的挚友，称《金瓶梅》“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宝典”。这一学说得到金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金瓶梅》学会会长王平认为，“丁惟宁说”的论点有很大说服力。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也认为“兰陵笑笑生”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纯父子？“兰陵”是否山东五莲县九仙山庄之峡谷？“兰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纯、丁惟宁？凡此种种，国内外金学专家正在进一步考证中，此说尚未有定论。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兰陵笑笑生与王世贞有深仇大恨无论是《金瓶梅词话》，还是《绣像金瓶梅》，均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贞（1526-1590年）乃至太仓王世贞家族的内容，态度甚不友好。一，两个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现了倒霉的兵部尚书王黼，因为保卫京师不力，致使敌军深入，被言官弹劾，五月下狱，被皇帝亲自判决秋后斩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1507-1560年)恰好就是这样死的，死后也恰好被追封为兵部尚书。王世贞和亲友，极其忌讳此事。二，两个版本第六十五回欢迎六黄太尉的山东官僚行列中，出现了两个例外人物，他俩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实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进士。一个是“右布政陈四箴”，现据考证是影射万历十七年冒死上谏的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一个是“青州王士奇”，现据考证是影射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和他的长子王士骐。同时出现的黄甲、凌云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江南省试举人，王世贞恰恰在这一科。而王世贞和凌云翼、狄斯彬、曹禾、黄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三，两个版本中西门庆的官商事业继承人张二官名叫“张懋德”，王世贞的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四，《绣像金瓶梅》敌视王世贞，进一步升级。第一回中应伯爵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明显影射李攀龙、王世贞因为少年显贵而排斥老诗人谢榛的丑行。五，《绣像金瓶梅》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师擅恩锡爵”，明显犯了“王锡爵”（1534-1614年)的名字。王锡爵是太仓王氏的领袖，帮助王世贞升官，帮助王忬封赠。在《绣像本》看来，这都是“蔡太师擅恩”。六，《绣像金瓶梅》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对联“乔木风霜古”，这句诗本来是杨士奇的，后来被王世贞抄袭过。书中把这句诗挂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讽刺可谓毒辣。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里去了？七，《绣像金瓶梅》第九十三回败家子“陈敬济”当了道士，取名“陈宗美”，成了娈童。王世芳(1503-1563年)，字济美，王世贞堂兄。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王世贞，自己字元美。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可知作者兰陵笑笑生既是严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贞的仇家。二者交集，现有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符合这一条件。 究竟谁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书上所署笔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这个中国文学史和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和读者。2008年11月浙江学者陈明达推出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论文中解释《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陈明达从八个方面考证：1，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2，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3，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4，王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状元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5.“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6，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7，《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8，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龙子犹、顾曲散人、姑苏词奴、詹詹外史、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崇祯中，由贡生授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斗争。受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文学思潮影响颇大，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编纂话本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桂枝儿》、《山歌》；笔记——《古今谈概》、《情史》；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等。冯梦龙是晚明一位极为活跃而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志》中曾称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幼年家贫，读书用功，对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过书，讲解《春秋》，所以后来能写出《春秋衡库》。中年时期，靠卖文为生，曾给苏州的书社（店）编写过大量的书稿、书籍。据《太霞新奏》中的有关记载和散曲，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期曾经热恋过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绝迹青楼，结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见冯梦龙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放浪于青楼。由于他在青楼歌场、茶坊酒肆活动，使他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机会观察和分析那些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生活和心态。他做官是在56岁的晚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先生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另有些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此外还有李先芳说、沈德符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刘修亭说、李卓吾说、汤显祖说、陶望龄说、丁耀亢说、丘志充说、袁宏道兄弟说等，不一而足。还有更早一些的“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据统计，这个名单截止到2013年已有60余众之多了。但这绝不是最后的数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名单就要上升到三位数了。除此之外，还有“世界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而丁朗先生则认为，《金瓶梅》的原著作权，并不属于“兰陵笑笑生”。所谓“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纯粹是炮制序文的那位夫子为了满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来潮，随手杜撰出来的一位“乌有先生”、“子虚真人”。丁朗先生主张“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他给这位作者花了一幅肖像，认为他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他长期生活于北京东部城区。二、他经常出入于“本司三院”之类的地方。三、他对武官生活的了解超过了他对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对京城知识的了解超过了对外地知识的了解；他对实际生活知识的了解超过了他对书本知识的了解；而他的书本知识（包括历史、地理知识等等）又主要来源于宋元活本和各种戏曲的戏文之中。四、他几乎没有什么诗才，甚至不大懂得诗词格律，而对流行歌曲及民间小调的爱好，非同一般。五、他与曲艺界关系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势一派的太监们观念一致，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他本人极可能是个性无能者和性变态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进士有交往，同时可能与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见丁朗著《金瓶梅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以上所有说法均无直接证据证明兰陵笑笑生的籍贯与姓名。四百多年以来，学者们为了解开这个谜，作了多少深文周纳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周续赓副教授曾幽默地说，除非哪一天地下出土了什么有关文物，否则这场争论便永远不会完结。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人清朝的詹世钗，身高达到3.19米。 有史料记载 迄今“世界身高最高”的长人是我们詹氏的詹世钗，他的家乡是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现又发现世界最高男人詹世钗的照片。此照1880年左右摄于香港，黑白照片，总体无光，用手摸有凹凸感。 据了解，婺源县文物普查人员去年在浙源乡虹关村发现迄今“世界身高最高”的长人故居。长人故居祖居屋是明代建筑，门廊足有两米多，名为“玉映堂”，是世界长人詹世钗（小名詹五九）的诞生地，故称“长人故居”。《婺源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婺源虹关有“长人之家”。父詹真重，身高八尺（约2.48米），二子世钟，身躯也达八尺；老四世钗，身高竟有十尺三寸（约3.19米）。他比已知世界最高的人——美国的桑迪．艾伦高0.88米，比现今世界第一巨人、22岁河南青年王峰军高0.74米。据史料记载，詹世钗曾在上海玉映堂墨厂做工，后被美国人重金聘请，周游世界表演，后入英国籍，娶英国人为妻，晚年客死英国。《夜雨秋灯录》卷四“长人篇”、《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对詹世钗均有详细记载。目前，婺源县博物馆还保存长人詹世钗云鞋一双。
世界历史上最高的人清朝的詹世钗，身高达到3.19米.《婺源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婺源虹关有“长人之家”。他比已知世界最高的人——美国的桑迪·艾伦高0.88米，比现今世界第一巨人、22岁河南青年王峰军高0.74米。据史料记载，詹世钗曾在上海玉映堂墨厂做工，后被美国人重金聘请，周游世界表演，后入英国籍，娶英国人为妻，晚年客死英国。其次是 籍贯：山西 姓名：张俊才 性别：男 身高：2．42米 目前身高2．42米，据国际互联网检索比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巴基斯坦男巨人苏姆还要高出0．02米的张俊才，昨天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成功进行了一项手术。 今年34岁的男巨人张俊才来自山西定县，此前因为身材太高导致心脏负荷过重，主要器官均出现衰竭迹象，而且体质较弱，浑身乏力，下肢肿胀，经专家确诊为脑垂体腺肿瘤。这种肿瘤会分泌生长激素，使人无限长高，致使心脏功能负荷逐渐加大，心律衰竭。珠江医院神经外科昨天采用目前最先进的立体定向X刀放射治疗方法，成功地为男巨人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治疗，目前病情稍见缓解。 最后 鲍喜顺，内蒙古人，2.36米，是目前世界上在世的身体各器官均无任何异常，没有患“巨人症”的世界第一高，已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俊才，男，1945年生，山西省临猗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带头人，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先后撰写了十本论著，发表了40多篇研究论文，承担4项省厅级研究课题，荣获各种奖项10次。
男，1945年生，山西省临猗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于山东聊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带头人，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王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主要源自姬姓，部分源自子姓、妫姓和少数民族改姓，东周时期的姬晋为王姓始祖。 王由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通天、地、人，代表天、地、人都要归“王”管的哲学。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王”作为姓氏即来源于“王”这个至尊之位。截至2014年，王姓的人口已达到9468万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7.1%。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大约占王姓总人口的28%；其次分布于四川、安徽、江苏、辽宁、黑龙江、山西、湖北、陕西、浙江、甘肃十省，王姓又集中了42%。山东居住了王姓总人口的10.5%。全国形成了以长江为界的高比率的北方王姓区和低比率的南方王姓区。而北方区又以太行山为分水岭，东部为高密度的王姓地区。西部为低密度的王姓区。王姓分布很广，但很不均衡。
王俊教授在肺癌和食管癌等胸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很高的造诣。他在我国首先开展并积极倡导肺癌术前的纵隔镜病理分期和规范化治疗，使之与国际接轨，从而显著提高了肺癌的治疗效果。在积累了丰富手术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30余篇有关胸腔镜的文章，主编了国内第1部胸腔镜专著，参与编写数部书籍的有关章节，编辑了第1套电视胸腔镜教学录象带和第1套胸腔镜多媒体光盘（5张），完成了我国第1个胸腔镜手术的国家远程教育项目，举办了7届全国电视胸腔镜外科手术学习班和6届全国电视胸腔镜外科研讨会，培养了全国75%以上的胸腔镜医师。其成果获得了2000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围手术期肺功能的研究领域，王俊教授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显著的地位。他建立了中国术前定量预测肺切除术后肺功能的核素检查方法，显著提高了胸外科手术安全性评估的水平，大大缩短了我国在该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在国际上首先证明DLCO较MVO2能更准确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DLCO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有关，而与长期生存率无关。他的新观点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后，被近年出版的国外胸外科教科书和专著广泛引用。他也因此荣获了2001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华医学会中青年外科奖。王俊教授的重要成就还包括开创了我国的肺气肿外科手术新领域。1996年，他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1例肺气肿肺减容手术。在卫生部科研基金的资助下，他研制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牛新包垫片并规模应用于临床，为肺减容手术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主编了国内第一部肺气肿外科专著，撰写了多篇文章。为规范肺减容手术方法，他还成功地主办了4届全国肺气肿肺减容手术学习班，组织成立了由多家全国著名大医院参加的全国肺气肿肺减容手术协作组。电视纵隔镜是近年在国外刚开展的一项新技术。2001年，王俊首先将该技术引进我国，并成功的应用于临床，为诊断不明的纵隔占位和肺癌患者提供了一种安全、微创的诊断和分期手段，并完成了国内第1例纵隔镜下纵隔囊肿摘除术等高难手术。另外，王俊教授在胸部小切口手术，食管狭窄的扩张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翻开十余年来中国胸外科领域的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重大进展都与王俊这个名字有关。目前，王俊教授还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卫生部、北京科委及北京大学等多项研究课题，从事着肺癌和食管癌基因方面的基础研究，以及新的手术方法、技术和器械的临床应用研究。并与北京大学医学部柯阳主任合作承担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中国肺癌研究最大资助基金）--中国肺癌规范化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研究建立和推广。
王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主要源自姬姓，部分源自子姓、妫姓和少数民族改姓，东周时期的姬晋为王姓始祖。 王由三横一竖构成源自子姓、妫姓和少数民族改姓，东周时期的姬晋为王姓始祖。 王由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通天、地、人，代表天、地、人都要归“王”管的哲学。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王”作为姓氏即来源于“王”这个至尊之位。
王俊1992年进北大读本科，97年本科毕业，被保送攻读北京大学人工生命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本科时，他就辅修计算机、人工智能。1999年春，我国承担1%的人类基因测定时，我国开始承担1%的人类基因测序任务，急需既有生物学背景，又精通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王俊在硕博期间很自然地被派去参加此项工作的研究，从此他开始与生物信息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承担了中国部分的数据分析工作。随后于2001年，在中国籼稻基因组计划中负责生物信息学分析部分。2003年初，王俊教授作为非典型性肺炎早期诊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四株与“SARS”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解码工作。同时进行了“非典型性肺炎”早期诊断的科研攻关，以最快的速度将30万份“免疫检测试剂盒”免费送到了防治SARS的第一线。在这场同疫病的斗争中，拿起科学技术这个重要的武器，坚守在第一线，为SARS的防治工作作出了贡献。王俊教授还组织实施了家蚕、家猪基因组计划与家鸡多态性图谱计划，发展了多个包括组装、比对、注释在内的软件算法，建立了多个数据库，以上这些科研项目成果发表于“Nature”,“Science”,“Nature Review Genetics”, “PLoS Biology”, “Plant Cell”, “Genome Research”, “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世界顶尖杂志。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王俊教授带领团队在深圳完成了第一个黄种人的基因组研究项目--“炎黄一号” 。2009年至2012年，王俊教授又带领科研团队相继完成了国际大熊猫基因组计划 、黄瓜基因组计划和桑蚕基因组重测序计划等一系列项目，同时提出了人类“泛基因组”的概念，对格陵兰约四千年前的古爱斯基摩人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联合欧盟开展了“人体肠道元基因组研究计划（MetaHIT）”的研究、组织实施中国人糖尿病和肠道微生物研究计划等，这些成果也都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2012年后正在组织实施的主要项目有：“百万多组学计划”、代谢性疾病与其他数量性状组学水平研究计划”、“单基因及个体水平肿瘤研究计划”“、“东亚人群的基因组多态性研究”、千种动植物基因组计划、千种单基因病基因组计划、“肠道微生物研究计划”“以及多个多态性图谱和分子育种计划（包括水稻、蚕和猪基因组）等。2013年带领团队成功收购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2015年7月17日，王俊辞去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华大基因CEO职务。华大基因董事会决议支持由王俊主导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关注前瞻性业务发展的新业务机构 。2015年10月宣布宣布创办深圳碳元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创业公司“碳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成立。
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如何？ 韩国的电影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韩国最初的剧场建于1903年。1920年代和1930年代虽然制作了很多优秀的无声电影，但到光复之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韩国电影的导演们受到了日本当局的严格检阅。光复之后，开放和检阅也仍就反复进行。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政治、社会比较开放，于是制作了相当多的好电影，这些电影中还包括历史上最优秀的几部电影。不过，在1973年实施维新宪法之后，加强了政治、社会统制，紧接着韩国的电影产业也陷入了最恶劣的停滞期。进入1980年代，检阅逐渐缓和，韩国电影的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可惜的是，这个时期正是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开放时期，结果韩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就急剧下降。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国产电影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电影产业的作用，但培育出像朴赞郁、奉俊昊、金基德导演等优秀的电影界人才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韩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也开始得到了认可，2004 年朴赞郁导演的老男人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就是其中一例。世界在关注韩国电影，连好莱坞电影界也为翻拍韩国电影而开始抢着购买版权。举世瞩目的韩国电影相当多，从1993年到现在上映的优秀电影如下：西便制（1993）： 西便制乃巨匠林权泽导演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是最受国内外评论家好评的电影之一。该电影讲述了板索里说唱者家族的旅程，引发对韩国传统文化全新关心。江原道之力（1998）：江原道之力是洪尚秀导演的作品，该作品是受到好评的第二部作品，它讲述了抱着失败爱情后遗症的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最为显眼的是以纪实性描写的方式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朴素关系。生死谍变（1999）：生死谍变讲述了镇压潜入韩国的朝鲜军特种部队成员的内容。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的作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电影名称为“Swiri”）是韩国最首部动作大片，按上映当时判断，生死谍变的制作费用是非常庞大的。处女心经（2000）：洪尚秀导演如江原道之力一样，再次展现了坦率描写的技巧，在这部搞笑片中也使用相同的方式描绘了人际关系。 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可受关注的视线(Un Certain Regard)”部门上映的处女心经描绘了制片人与画廊主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部电影是使女演员李恩宙一跃成名的初期作品。韩国电影产业现状分析 ––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讲座小记5月22日下午，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应电影电视系主任路海波老师之约，在我院东角楼角一教就“韩国电影产业的危机诊断及对策方案”方面的内容与电影电视系教师及2004级学生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李庸观先生是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及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韩国中央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主任教授，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和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他曾经荣获首尔文化艺术评论家奖，对韩国电影的产业政策、现状及电影形态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此相关的问题。李庸观先生以大家所看到的韩国电影数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开场，运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蕴藏的危机，并在最后提出了主要对策方案。他首先给大家分析了近年来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从影片的上映数量、观众数及本土票房的占有量等数据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呈增长状态的趋势，但是李先生从投资回报率、出口数及制作经费等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讲解和分析，让同学们更深一步了解了韩国电影产业存在的危机。接着，李先生提到，改善电影产业的不同流通阶段的构造性问题从而形成再投资构造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又谈到了韩国电影产业的构造性问题。李庸观先生对“关于制作资本和剧场资本分离”以及“关于文化电影（艺术·独立电影）配额制”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同学们对于构造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李庸观先生提出，既然发现了韩国电影产业所存在的危机，那就有机会在更恶化之前找出相应的对策以化解危机，即“危机就是一个机会”。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对策：一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回报率来打造韩国电影的安全制作环境；二是从投资––制作––发行––上映各阶段引导电影产业的构造合理化；三是进一步进行附加市场的开发以扩大电影市场规模并筹备持续成长基盘。李先生还对这三方面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三个对策将对韩国电影产业所产生的影响。讲座的最后，很多老师和同学就釜山国际电影对于年轻创作者的一些计划以及中国电影、电视剧在韩国的上映、播出状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李先生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回答。此次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讲座，使同学们增长了很多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知识，对于韩国电影产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整个讲座过程中，同学们都非常认真，表现也非常活跃，表现出了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关心。李庸观先生最后表示，此次与同学们的交流非常愉快，希望各位同学能加入到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去，为亚洲电影尽一份力。韩国影视业这几年为何能迅猛发展当韩国导演姜帝圭1999年耗资350万美元自编自导《生死谍变》的时候，业内人士普遍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撑韩国电影的韩国工业巨头们，出于企业集中产业优势发展的需要，纷纷剥离了下属的电影公司。而韩国电影的市场与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莱坞大片所霸占。然而，姜帝圭的这部影片，最后的票房、录像带和出口三项收入竟超过了3500万美元，突破了当时韩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韩国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谍变》的成功，将韩国人民对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点。2004年，姜帝圭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太极旗飘扬》又一次打破纪录，获得了56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从《生死谍变》到《太极旗飘扬》的这几年间，韩国电影取得了惊人的成长，“韩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风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产业大国。 倪震教授说，韩国政府给予电影产业发展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从早期鼓励国内非电影产业的大企业、大集团，如现代、三星等投产电影业，到后来对中小企业投资和独立制片人的鼓励，使韩国电影人在获取资金方面渠道众多。金大中总统在任时，废除了《电影审查法》，从政策上给韩国电影百花齐放以沃土。 韩国电影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路线。通过投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及院线的反复运作沟通，出产了一批票房价值高的电影。 “韩国电影一般描写的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没有多余的杂质，构思新颖、取材巧妙，同时给人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从事媒体工作的张婉怡是韩国电影的忠实拥护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韩国电影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导演群体人数众多，更换很快，给电影产业不断注入新的生机。随之出现的体制现象则是“独立制片人制度”，中小型电影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荣的背后，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倪教授介绍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电影投资找到了很多新的办法。特别是民间吸纳资金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中小企业和风险资金投资踊跃。有统计表明，目前韩国每年出产的60部左右的电影，分别由当地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投产制作。这些制片人早期大多通过销售发行权和版权获取投资。之后则主动向一些风险资金和大企业拉投资，或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融资。最近两三年，甚至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比如大获成功的电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过互联网融资，筹得了28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样大胆而活跃的融资方式大大活跃了制片机制，同时推动了国民的电影参与意识。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适时开辟了多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比如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等，为林林总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专业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发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了解，目前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 现在，韩国电影融资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IPO——到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姜帝圭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久前刚刚在汉城的高斯达克市场上市，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资。 与之相比，在融资方面，我国电影行业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拥有影片出品权。尽管近年来政策逐步开放，但由于电影市场尚不规范，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制片人在融资拍片方面相对困难较大。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进入明显不足，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韩国知名导演奉俊昊（Bong Joon ho）即将执导一部科幻题材的新电影，目前新片的名称暂时未敲定。奉俊昊（Bong Joon ho）作为有名的韩国导演，拥有着多部优秀作品的他，在国际上也颇为有名。奉俊昊（Bong Joon ho）执导的电影题材有很多，导演风格也是随着题材和故事不同做出了适当的改变。
奉俊昊（Bong Joon ho）导演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从他很有名的电影《杀人回忆录》中看出。这是一部由韩国真实案件改编而来的电影，该片早在案件侦破之前的2003年上映，因为这部电影的成功，让韩国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个未破案的系列连环杀人案上，给了这个案件更多的关注，也让这个案件可以在后续被重视、随后侦破。 奉俊昊导演这部电影的风格是写实的，在他的镜头下，将案件中悬疑、惊悚部分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也打破了观众以往对警察的刻板印象，出生小地方的他们没有很专业的训练，在办案手法上出现了很多失误，也有想要尽快结案的心理。
奉俊昊（Bong Joon ho）导演的风格也可以是黑色幽默、可以是在叙事上“去英雄化”，在他很有名的电影《汉江怪物》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科幻、惊悚题材的电影，这部电影在表面讲述的事物之下，表达了太多要素，可见奉俊昊导演辛辣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表面上的“汉江怪物”是给大家恐惧的那个具象怪物，但是实际上，这个怪物是邪恶的产物，隐喻这这个怪物的产生究竟是从而何来。
奉俊昊是极其会讲故事的导演。编导合一创作习惯也使我们能相对不受过多干扰，比较清楚的讨论他的个人特色。一、毁灭型悲观主义小人物之友。1、社会性题材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奉俊昊非常倾向选择与生活贴近的故事题材，挖掘现实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来折射社会现实。●《绑架门口狗》，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压力被狗引爆后的闹剧。●《杀人回忆》，各国都常见的女性受侵害事件。 ●《母亲》，小药材店老板娘母性的善恶相对论。 ●《influenza》，不良青年进化史。 ●《雪国列车》，封闭车厢社会学。 2、人物去英雄化 主人公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具备小人物式猥琐感。反传统角色设定。 ●《汉江怪物》，反传统父亲形象，塑造痞子气男主。 ●《母亲》，反传统母亲形象，塑造黑化母爱。 ●《杀人回忆》反传统警察（正面：高大全救世主。反面：蠢笨无责任感。）形象，塑造正负面皆有的饱满警察。 ●《雪国列车》，反传统「救世之星」，男主有黑历史，性格也并不坚毅。 3、从社会之苦到人之苦的讽刺 ●不割裂人物与社会的责任，不将单一地所有责任推给体制与外部。进行对体制和人物本身的双重讽刺，强调人物与环境共同作用。全面批判的过程中不偏袒某方。 《汉江怪物》，讽刺美帝，讽刺韩国体制无能。 《南极日记》，讽刺人的宏大理想与事实对比的可笑，讽刺困境中的人性。 《杀人回忆》，讽刺安全体制，讽刺小人物本身性格的自我矛盾，同时表现对自己国家的忧虑。
【《雪国列车》，在他之前的电影中相对较为清晰的正反双方基础上进一步模糊了边界。 尤其注意：它 并非是很多人所说的「反体制」，甚至与传统的同类片比较还带有相对意义上为体制辩护的成分。 在传统电影中，反抗者通常都遭受了毫无原因的非人压迫，但在此片中这种不公的压迫带来的正义感被弱化。甚至没有正义方——反抗者的动机是并不光明的。 因为反抗者是依靠 Wilford提供避难所与食物才得以幸存的（注意：是直接的施与，而非反抗者付出劳动换取报酬的交易。），所以虽然施恩者对受惠者待遇并不高，但那个前提仍然 给反抗者本身带上了很严重的「得了便宜卖乖」的嫌疑。 奉俊昊这次依然没有站在所谓的底层或高层任何一边，片中双方行为的动机都是合理的，所有人的行为几乎都是出自于趋利避害的本能。 在片中甚至明显地展现了末节车厢人的无知与非理性。海洋馆寿司店旁，黑人母亲 Tanya和列车部长 Mason的对话就能展现出两者对于「合理控制——平衡」的认知差异。 Wilford 对 Curtis所说的那一大段话是洗脑，也是真心话。 而这种过度反抗的后果，就是整个世界的崩坏。 总的说， 这次表达的主题是体制的宏观稳定与部分人利益的矛盾—— 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即 「体制内没有赢家。」 】 ●不划分绝对意义的好人与坏人，塑造立体人格， 人物极少「主角光环」附体，不开挂，不赋予人物神性，彻底回归人性。 这也是他电影压抑感的来源之一。 【上面这点是针对他的大部分电影。但 《雪国列车》例外。 男主出现了严重的「主角光环」附体，人物虽然也是有黑历史的善恶两面兼备的领导者，但是并 不立体，并 不饱满—— 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能解释他凭什么成为救世之星，凭什么他就能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任。 】 ●不动过多恻隐之心，不给人物过多善意。奉俊昊电影色调大多色调冷峻，比较爱好使用长镜头+斯坦尼康来提升情绪上的真实感。且热衷于毁灭其他电影中常用于承载「希望」的存在。列个表。 《杀人回忆》女学生。 《汉江怪物》小萝莉。 《母亲》援交少女。 《绑架门口狗》小狗。 《雪国列车》有意外 加上细节的步步紧逼如《母亲》开头那组的刀切镜头，更显压迫。 他的电影里没有人能活得高兴。 也正因为 1和 2提到的他所说的故事，所说的人物与我们日常所见人相近，而情节本身又及其勾人，在所以能够产生非常强大的移情效果，令观众产生强烈代入感。 二、 花式故事杂耍大王。 他电影的 故事都非常扎实饱满，逻辑严密无硬伤。相较朴赞郁电影视听上的美学享受，奉俊昊带给我们的快感更多来自故事本身。 1、反传统——大反转与段落反转 传统的犯罪片、科幻片等等，是有一个套路的，从整个电影大情节到小段落都有某种思维定式。 而奉俊昊擅长分散你的注意力，按照思维定式进行大量错误方向的暗示，令你陷入他误导中的后续剧情猜测，然后抛出反定式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 不光是整个大故事结局令你难以猜中，甚至在单个段落内也会进行数次反转，在你以为主角要脱离困境的时候、以为有希望了的时候突然掐死线索，令情绪突变。 例： 《汉江怪物》男主女儿的生死。 《绑架门口狗》楼道追逐戏。
2、情绪张力的刻意压制。 ●自私的惩罚：跟第 一点中的第 3小点有关，奉叔十分精准地 把握到人热衷于推脱责任的心理。 类似于：当朋友受伤害，我们希望把伤害他的人打一顿，结果发现是他自己的错。 我们自己犯了罪，想找借口怪罪他人，却被绑在测谎仪上无所遁形。 而由于强烈的移情作用，观众下意识把自己代入了主角的情感中，会站在主角的立场上，产生「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做的都是对的」的思维。例如《母亲》出于「保护孩子」目的、《杀人回忆》出于「查找凶手」目的、《influenza》出于单纯的「生存」目的，种种目的都看似有正当理由。 而奉俊昊就喜欢强调「你是错的。」 但不管是《杀人回忆》中警察对自慰男的拷打，还是《母亲》中的荒屋居住者的结局。 不论动机多么迫不得已，总归是为满足一己之私而伤害他人。 观众（主角）在「别无选择」而行「亏心事」时受到绝望、羞耻、焦虑等等负面情绪缠身，怨气又不能转嫁他人，只能自伤经脉。 说奉叔，不能不提朴赞郁，朴赞郁暴力美学虽然看似口味较重，但经过渲染后锤锤入肉带来的大开大合式神经质是可以满足观众的发泄欲望的。 而奉的暴力行为始终较为冷静克制，尽力不做过多情感渲染。加上极少出现纵情大哭或大笑的戏。即便有，也是在「哭出来」之前就转换场景，情绪未来得及发泄就被堵住，彻底保持封死你心理情绪宣泄点的目的。 ● 节奏的掌握： 用镜干脆，毫不拖泥带水是所有好导演的品质（若是没有剪辑权的导演，那就很多是好剪辑的品质）。 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热衷于提前一步——即前一点提到的，情感发泄的及时卡断。 众所周知，好电影的剪辑，每个镜头一定一帧不多一帧不少，务必卡在最妙的剪辑点上。 而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涉及到表意性的、情绪饱满上升的镜头，都会在正常电影的基础上减掉几帧，刻意卸掉一分力。 这一点看似微小，但正是这一点特别而精准地加强了前面所说的负面情绪带来的滞涩感和焦躁感（男同志请脑补箭在弦上突然发现丁丁被切掉了一截的感受）。 三、商业之星。 奉俊昊是韩国票房第一导演，这方面一直玩得很溜。 他很少探讨过于深邃的哲学隐喻，多注目于社会。虽然艺术风格没有朴赞郁浓厚，但带来的好处就是片子相对而言老少咸宜，各个文化层次的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是专业人士和发烧友心中的「好电影」，也是进电影院吃爆米花谈情说爱的人心中能值回票价的「好看的电影」。应该商业上能走得比较顺。 非他导演的编剧作品我只看过一部——《南极日记》，坦白说感觉剧本欠火候，伏笔处处最后却留了大坑，明显不完整。不知是否导演问题，如果不是，那不排除他导演水准大于编剧水准的可能。 奉叔自编自导的作品还是很棒的。 至于演员，因为不是他主业，也没做过多关注。 总之，奉俊昊是一个能把艺术水准和商业价值完美融合的优秀导演，这很难得，不要问我为什么。 目前没有发现他其他的缺点，不知是否爱太深以致障目。 希望有发现他缺点的人来跟我聊聊。 还有一些是要结合电影史的角度思考的，等我再多看点了来探讨吧。。。
奉俊昊的导演风格是非常具有社会性和艺术性，同时喜欢在影片中设置反转情节的风格。
现在我们的家里都厕所，来也匆匆去也冲冲非常的方便。但是你知道么一个人每天平均要拉200克的便便全球每天都会产生140万吨的粪便。 如果处理不好这么多粪便甚至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疾病，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会把粪便利用起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而古罗马人建立了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 但是在古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国家却倒退回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完全错误的处理粪便方式差点毁灭了自己的民族。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是怎么上厕所的呢？ 他们在城墙上方修建了空中厕所直接把粪便拉到地上可能是想让他回归大自然吧，而且城墙上还有一条条屎印，不仅仅有单人厕所还有双人这样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就不会无聊了。 但城堡修的不够高可能会影响你的生命安全，据记载波西米亚的瓦茨拉夫三世就是在拉屎的时候被长矛刺死。 发生了这种事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们会在城堡理留一个超大容量的屎坑，拉完就攒这，等到臭的不行了或者拉满了时候让人来收拾。 但是城堡是没有窗户的在加上不通风又昏暗，贵族士兵仆人总喜欢在暗中随地拉屎，这样整座城堡都在屎尿熏天的阴影下。 还有的城堡是被护城河包围，他们就直接把粪便拉到了河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发臭下水道。可能这样可以刚好的保护自己吧，试想愿意趟过一条全是屎尿的河呢。 更加神奇的就是巴黎的一些城堡他们直接把粪便投出城外，这样城内干净了而外面成为了粪堆慢慢的成为了一座屎山，据《厕神》记载由于巴黎日渐繁荣但城外的屎山日渐庞大直接让敌人翻过城墙轻松攻入。 可想而知连贵族都是这样子，那贫民百姓排便就更加猖獗了，各种角落，谁水池便到哪里都可以解决，更可怕的是每天早上家家户户都在往外抛，毕竟攒了一晚上了，走在马路上都要小心主要不要被泼一身。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出了一把办法，想要往窗外投粪便需要大叫三声。真的是妙啊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到了17世纪，大家都可以想到城堡里的公主们都会穿这很大的裙子，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穿我们比较熟悉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好看，但是裙子底下有什么秘密。 穿这样的裙子很不方便拖想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直接站着直接上有钱的可以直接请个女仆在下面给他拿盆接着，那没钱的就只能自己拿碗接或者就是站着拉完走人。总所周知那个时候的小姐姐都是不穿内裤的，可能是为了方便吧。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街道上要么是粪要么是尿加上生活垃圾，整座城市变得拥挤不堪只有几条主要街道实在堵住无法行走时，当地的政府才会派人来清理但是完全清理不掉主要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粪便产生。 久而久之政府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了一个小妙招，简单的说就是在建设很多公厕在河上让粪便直接流入河中。但由于建造的十分粗糙还有人掉入河内，还有在涨潮的时候直接把厕所冲爆了的。 那为什么要把粪便排到河里呢，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觉得河流可以把粪便带到大海里然后海水潮汐，海水又把粪便带了回来。之前泰晤士河里有好多鱼虾，养活这河边的渔民，但是因为粪便的原因已经臭的让人无法久留。 再过200年这个河就无法流淌了。 后来他们造出了首个抽水马桶，解决了这些但只不过是用更多的水冲走了粪便然后排到街上和河流里，在当时巴黎10个孩子只有2个可以活下来，纽约也不例外。 欧洲因为环境卫生引发了流行病1500年来从没停止过，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些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屎会给他们带来如此可怕的结果。 1831年欧洲大陆上的人一个又一个的突然死去患者们先是腹泻然后痉挛剧痛，咳嗽的厉害连续腹泻几个小时拉出的都是粪水最后患者身体开始收缩皮肤变成蓝色直到死去。 一个人发病时间非常快，可能早上还好好的下午人就没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们说那是一种神秘的病叫做霍乱，这种病很快就席卷了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1831年欧洲有近百万人死亡. 1848年人们以为这个病是因为空气中的恶臭引起的他们就用水冲走各种污秽的臭东西，于是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规定每家每户都必须安装抽水马桶然而这个方法加速了悲剧的发生。 后来有个叫约翰斯诺的人研究出了霍乱的来源并不是臭气而是被粪便污染的水，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1854年英国又有2万人被夺走人生命人们陷入巨大恐慌，后来伦敦重建了污水处理系统1859年开始动工6年后完成建完的第二年霍乱再一次发生但这个一次死亡率远远低于之前。 而在没有这样公共设施的其他城市在同年死亡率高居不下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几个城市迅速复制了伦敦的方案霍乱才好了很多。 在霍乱肆虐的60多年后，德国的一位医生柯克确定了霍乱弧菌的细菌导致了霍乱，这种细菌就是产生与当时欧洲的不卫生处理粪便污染过的水。
这个当中，他主要是通过了多次实验同时收集样本的方式来找到病因线索的。
好像是禽流感
1832-1848英国发生两次霍乱。1831年至1832年，英国爆发霍乱，造成约2.2万人死亡。1848年霍乱再次发生，死亡人数超过7.2万。如果说两次霍乱除了与粪便污染有关，还有其他因素，那么1858年夏天，伦敦“大恶臭”的事件的爆发，则直接与粪便排放相关。1858年的夏天，伦敦热得就像一个大火炉，泰晤士河里的粪便就像被烧开了一样，恶臭翻滚熏天。维多利亚女王曾想到泰晤士河边巡游，然而还未靠近河边就打道回府了，因为实在太臭了。她是这样描述的：“只要闻过一次，永生都忘不了，闻了之后还能活着，就是幸运至极了！”毫不夸张地说，这“大恶臭”事件，让整个伦敦几乎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