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得不屈服于北方大军阀袁世凯，于2月13日提出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当选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遂筹划起兵伐袁，旋即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孙中山回国并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一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2] 《总理遗教》。[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4] 《总理遣教》。[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标题是建立黄埔军校
（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选题要适当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的大小，也就是论题涉及内容的广度。确定题目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如果题目过大，为了论证好选题，需要组织的内容多，重点不易把握，论述难以深入，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最后会因力不胜任，难以完成，导致中途流产或者失败。相反，题目太小了，轻而易举，不费功夫，这样又往往反映不出学员通过几年大学阶段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也失去从中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题目较小，难以展开论述，在字数上很难达到规定字数要求。此外，论文题目过小也不利于论文写作，结果为了凑字数，结尾部分东拼西凑，结构十分混乱。二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题目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论题涉及的深度。确定题目的难易，也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量力而为。题目难度过大，学员除了知识结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外，资料搜集方面也有局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论文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中途要求另选题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选一些自己不可能写好的论题；又不能贪图轻便，降低要求，去写一些随手可得的论题。（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
题目写：那些可爱的人们。 （因为他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付出了生命所以他们是可爱的。)大概写：弘扬辛亥精神，共迎民族复兴 辛亥革命史迹、人物故事；辛亥后人忆辛亥；辛亥精神、中山先生精神探讨，对两岸关系发展意义研究；辛亥故地百年巨变、经济发展成就介绍；海外华人看辛亥，探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之途径。
不需要那么好，就辛亥革命100周年就可以了，我也要参加比赛，就是这个题目
中华民族的兴起！！ 从公元前213年到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他，带领我们进行了辛亥革命、是他，让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他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后面的就写写辛亥革命的起因、战争时情景，描写要写的华丽一些，结果要写，写完结果在写孙中山的成就啊就OK啦。 望楼主采纳！
中国历史悠久，发生的事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其中最亮最亮的一颗就是辛亥革命。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辛亥革命又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然后，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最后，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无数革命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新生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令我敬佩。他们那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熠熠生辉，万古流芳。 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辛亥武昌首义精神，所谓它的精神，便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和“协作精神”而武昌起义的成功，与湖北革命党人一呼百应、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不管“革命”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在人们心中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革命目标，去努力奋斗与进取，最后才会换来神州大地的繁荣与富强。当我们在美丽的公园里嘻戏、玩耍的时候，多曾想起过那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事情，又多曾想起过那为了建设新中国而牺牲的那些勇士们。虽然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的革命事迹。是他们为革命献身，是他们的努力奋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和现在的美好时光，我么现在都是好桌字，好板凳，好书本，好文具……以前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了将来，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中国山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内容和形态丰富多彩，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 象的文化形态。从以山水为载体的形态来说，又可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 所谓山文化，就是以山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山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尚书·盘庚》中就有记载：“ 古我先王适于山”。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以山中为活动场所。中国的许多名山声誉远播，都有各自独特的 文化内容。它们因所蕴涵的主要文化内容不同，而成为不同个性的名山。最著名的有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 山、风景名山等等。 五岳，在中国的众山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五岳地处神州大地的东南西北中，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 岳之首的泰山，以文化、自然混合遗产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岳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一种缩影。 佛教名山，在中国众山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有佛教名山二百多处，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列入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有十多处，佛教文化最集中的当推四大佛教名山。你要感受一下佛教文化，了解佛教在中国 的发展，知道佛教文化有哪些内容，那么佛教名山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些佛教名山又保存着形形色色的艺术。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就在佛教名山之中。中国古代雕刻、泥塑、壁画等的精华，也需到佛教名山 中去探访。 道教名山，是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中国有道教名山一百多处，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道教文 化著称的有十多个，诸如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茅山、崂山、千山、三清山、齐云山、仙都山、冠豸山、 九宫山、王屋山、崆峒山等都是。龙虎山“峰有九十九，水有泸溪河”，包含景点一百六十多处，人文景观十 分丰富，为道教正一派发源地，有著名道观大上清宫，张道陵的子孙历代张天师世居这里的天师府。武当山是 很有特色的著名道教名山，这里层峦叠嶂，峰奇谷险，洞室幽邃。“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宏 大的道教建筑群隐现于山麓涧谷之中，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近来，全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实地考察后指 出：武当山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明代道教建筑群，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风景名山，指的是以审美文化著称的名山。诚然，美是中国名山共同的特点，上述几类名山都有很高的审 美价值，只是风景名山这方面最为突出。“天下名景集黄山”，古往今来的游人，把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视为黄山“四绝”，素有这样的赞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堪称世界公园。庐山的风 光也极有魅力，飞瀑泻泉，云雾缭绕，自古就是人们探奇寻幽的胜地。雁荡山向以奇峰、怪石、飞瀑、幽洞、 深谷闻名于世，历来号称“东南第一山”。“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画图”，游武夷山，既可放筏九曲 观光，又可攀援登山探胜，使人们沉醉在武夷山水之中。“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美景胜桂林”，泛舟漓江之 上，穿行群山之间，宛如置身于一幅漫长的山水画卷。武陵源、九寨沟、黄龙，都是新发现的明珠，被誉为世 外桃源、童话世界、人间仙境，虽然初放光彩，却顿时蜚声中外。这些穷山僻野一跃而为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 ，这种文化现象标志着当代新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还有一些名山的文化沉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面对骊山这个历史悠久的游 览胜地，不禁想起这里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舞台。 所谓水文化，就是以水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区。各种不同的水域有不同的特点，诸如江河、湖泊、海滨 等各有自身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江河文化，这淤积在江河两岸的文化现象，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古往今来：黄河为什么被誉为中 华民族的摇篮？为什么被视作古老文明的象征？她孕育出了什么样的灿烂文化？黄河流域地势自西向东逐渐下 降，横跨我国地形上的三大阶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她奔流直下，沿途 有哪些雄险的奇观？刘家峡水库、三门峡水库等，对黄河水利的开发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到今，多少才华出众的 人物在万里长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此外，那打帮河上的黄果树大瀑布，蔚为雄奇的壮观，历来为游人所激赏 。那钱塘江口的涌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大大小小不同的江河，往往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孕育成各自 的文化。 湖泊文化，也是中国山水文化的重要形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湖泊为主体的就有近20处。我国的名 湖风姿万千，大都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伴随着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美。从黑 龙江的五大连池到广东的七星湖，从杭州的西湖到大理的洱海，都有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海滨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走向海外的历史，留下了抗击外来侵略的遗迹，如今又是对外开放的象征。胶 东半岛的蓬莱，以“海市蜃楼”驰名中外。蓬莱仙岛，自古就寄托着炎黄子孙向往大海的理想。丹崖山巅蓬莱 阁，面海凌空，气势雄伟，是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之处。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派遣方士徐福率领数千名 童男童女入海东渡采仙药。徐福就是从崂山境内的小岛登上航船的，这里后来就命名为徐福岛，中华民族走向 海外就是从此开始的，如今徐福岛也就成了很有意义的纪念地。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给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 就在那里定居和繁衍。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农耕、医药之神，关于他的业绩日本史志也有记载。近年来，随着 徐福故里等的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厦门南部的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 称，四季如春，环境幽雅。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就在这里操练水师。鼓浪屿日光岩陡峭的巨石上 ，镌刻着“闽海雄风”四个大字，右上方刻着：“郑延平水操台故址”。日光岩山麓还有郑成功纪念馆，陈列 着收复台湾的文物。旅顺口，周围峰峦环绕，口外礁岛棋布，自然风光绮丽，而又是海上门户。景区内文物古 迹很多，其中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各种遗迹，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 中国山水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从审美需求出发，以对山水的 审美体验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的审美创造的结晶。这一形态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园林、山水诗文、 山水绘画等。 园林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园林史上，有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两大类。汉代的皇家苑囿，开始 模仿自然山水，反映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自汉代以后，私家园林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彼此参照，相互渗透 ，至明清发展到高峰。除京城以外，苏州、无锡、扬州、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园林荟萃之地。现存的环秀山 庄、网师园、拙政园、留园、寄畅园、个园、何园等，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园林主要由假山 、水池、花木、建筑组合而成，是一种综合艺术品，讲究诗情画意，追求意境的创造。经过长期的造园实践， 形成了完善的园林艺术理论和精湛的造园技巧，使中国山水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山水诗文，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以后，到了唐代进入了成熟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张若虚的《春江花 月夜》，以月照春江情景交融的意境而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开启了山水诗的新曙光。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许多名山胜水都有他留下的诗篇，令人为山川的神奇秀丽而惊叹，为山水诗创作开拓了广阔天地。杜甫对 祖国山水也倾注了无限深情，他写的《望岳》、《登岳阳楼》等堪称千古绝唱。孟浩然和王维被誉为唐代山水 诗派的双璧，高适和岑参则以描绘塞外风光著名。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中国历代山水诗异彩纷呈，许多风 景名胜区都召来了历代诗人的吟赏，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汗牛充栋的山水诗，从各个方面发掘和 体现了中国山水之美，也扩大了风景名胜的影响。与山水诗并驾齐驱，描摹山水的游记也渐渐发展起来。唐代 的元结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奠定基础的当以柳宗元为代表，宋代诸名家各辟蹊径，明清山水小品绚丽多彩 ，一直发展到当代而历久不衰，各具时代特色的名篇佳制层出不穷。在各种形态的山水游记中，大致可分为两 大类：一类重在抒情和议论；一类重在考察和写实。前者的特点是使山水役于人，将山水视为表情达意的手段 。柳完元开创了以山水游记抒写人生感怀的优良传统。到了宋代，这类游记更为人们所普遍重视，时而还将叙 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后一类的特点是探索山水的“真”、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体现在忠实地描述山 川地貌上。《徐霞客游记》可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发扬了郦道元《水经注》开创的传统，又吸取了陆游《 入蜀记》的经验，达到了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的融合。在他的游记中，不但看到美妙传神的景观描写，而且更可 见出他那“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精神，与他一同感受攀登的艰险，分享到达佳境的乐趣。 山水绘画，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又一重要审美创造领域。在世界上，中国是山水画出现最早的国家。魏 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宗炳、王微等都从事山水画创作。到了唐代，山水画更走向繁荣，出现了青绿山水、 水墨山水等多种流派。历代山水画的大师们，既重视“外师造化”，又强调“中得心源”，主张采山川之灵， 向大自然探求画理和画法，留下了灿烂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山水画遗产。近代以来，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 刘海粟等，又把山水画推向了新高峰，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色。中国山水画，是绚丽的山水孕育出来的，而又 使山水得到审美表现。 总之，中国山水文化以人化的山水的面貌出现，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美。它是美丽的景观和辉煌的文化的结 晶，与哲学、宗教、美学、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以及科学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使多种文化 现象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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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美术教育中的思想品德教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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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线”在美术作品中的功能与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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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论美育的经济功能
13、 中外小学美术教育比较研究
14、 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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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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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当代山水画与传统山水画比较或花鸟、人物
4.中国当代人物画的创新与继承或山水、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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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南齐“谢赫六法”的新释
7.中国人文画论 8.禅宗对中国画的影响
9.诗境与画境
10.中国画论新鲜
11.中国画的欣赏美学
12.中国画的意境美类
13.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融通类
14.中国画的艺术语言研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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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论中国画的线类
17.现代中国画革新的美学反思类
18.中国画的空白艺术类
19.中国画色彩问题研究类
20.中国画的提款与题跋类
1. 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再思考
2. 传统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
3. 艺术设计的科学性——材料、技术与功能之关系
4. 标志设计与图形艺术的结合
5. 浅论设计中的功能和审美取向
6. 色彩设计与广告宣传效果融合
7. 艺术特性在广告中的把握
8. 造型设计与空间的利用
9. 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10. 浅析家居装饰中的表现艺术
11. 色彩在景观中的应用
12. 室内设计中的绿色生态设计
13. 办公空间设计中人性化的探讨
14. 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15. 商标标志设计之我见
16. 现代包装设计的文化观
17. 包装设计中人文思想的再思考
18. 设计风格在品牌传播中的作用
29. 中华元素在品牌设计中的运用
20. 浅析品牌包装设计
《峰回路转》《金秋之韵》《情系……山》（或江河）《风景这边独好》
我擅长。。真的
把水浒传改一下，“宋江”为“孙悟空”，赶脚就很像了。。
话说五百年前孙大圣因取经有功，被封为斗战胜佛。五百年后的今天，孙悟空因为心系家乡，就告老还乡，在花果山开了一家大超市，发布广告，广招天下英雄豪杰为工，大家听到消息之后，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把整个花果山挤得水泄不通。你瞧，这不，正在面试呢。猪八戒仗着自己是孙悟空饿师弟，一下子从最后插到最前面了，他对孙悟空说：“大师兄，看咱们关系那么好，你就让我当个形象代言人吧！”“不行，我可是大公无私的，你说说自己当形象代言人的优点吧！不过，我看你的形象……本人不敢恭维。”“大师兄你别损我啊！你看啊，你这里既然是开超市，那就是要好吃啊，看我这么白白胖胖的，说明你们的食物既好吃又营养啊！”“恩，好像有点道理，好吧，这个形象代言人的位置就留给你啦！”“谢谢大师兄，那我就先回家准备准备，保护形象了啊！”“恩，记得明天早上8：00准时开工，迟到要扣工资的啊。”接下来，又来了许多人应聘。武艺高超的牛魔王为门卫；师傅为总经理；老实的沙僧当收银员；有这天籁般的声音的嫦娥为播音员……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不久，孙悟空便成了天下最有钱的人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人干得好，也是因为孙悟空会用人，才使得在短时间内他能这么富有。所以，用人是关键！
《论唐僧师徒取经的机会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研究师徒四人踏上取经之路的缘由及机会成本，唐僧是为了所谓的“救众生”但其肉眼凡胎此去一路上妖魔鬼怪甚多，其出发前的风险与所得时极不成比例的，而其三个徒弟无非是“赎罪”成功了可以洗刷罪名，并得到正式身份（正果），失败了也无非退回原位，孙悟空去花果山、沙和尚回流沙河、猪八戒回高老庄，因此他们三个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等等，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孙子兵法学后感
《孙子兵法》读后感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子在书中揭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不仅受军事学家所推崇，在经济领域、领导艺术、人生追求甚至家庭关系等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初读《孙子兵法》，只觉得晦涩；再读《孙子兵法》，脑袋会思考了，好象是有那么回事。如今，又捧起《孙子兵法》，想写点感悟，与专业相关的东西。 商场如战场，很贴切的比喻。《孙子兵法》是套源自战场的理论，那么在商场上，我们对其加以变通的理解，很多理论、原则都可以借鉴。 1、用人之道。当今企业，都提倡以人为本，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孙子在兵法十三篇中贯穿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地位。在《始计篇》中提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强调将帅在治理军队、领导部属时要赏罚分明、恩威并重；“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能力；“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里的“兵”是“懂得用兵的将帅”，孙子十分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与现代企业视人力资源为企业的珍宝如出一辙。又如，“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这些强调的都是将帅的重要性。其实，对于士卒，也强调了其作用。“视卒如爱子”（地形篇）企业强调团队合作，关爱员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也是必要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企业是一个团队，团队合作是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内部不能同心协力，必然使更多的资源浪费于内耗之中。 2、企业文化。“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始计篇）战争的决策者一定要在战前做周密的计划，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出不同的估计和安排，也就是说，要打有准备之仗。这点对人力资源战略和规划作出了很好的诠释，面对日益复杂、变化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组织内更高的员工要求，组住对战略已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规划是一种预测性活动，简而言之“算也”。一个年度开始时，企业要制定本年度的战略，对人员需求、培训、绩效考评、薪酬管理等做好规划、未雨绸缪，就可以从容应付未来的发展变化。如果什么都不准备在当今高速运转的市场环境中，势必淘汰出局！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军势篇）其中要点在“势”而不在“人”。正如将帅看到战争中的“势”一样，企业主管应把握商场上的“势”，及时组织合适的人力，抓住商机，而不是被动地对下属求全责备，人员的组织架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必须能因“势”的变化而变化，让合适的人才在合适的位置上，掌握好机会，发挥出作用。这里所讲的“势”与“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中所强调的“势”类似。商场上各种信息瞬息万变，纸上谈兵、墨守成规、按图索骥只能被商场的大海所吞噬。敌变我变，关键在于谁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先发制人。 3、激励机制。“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作战篇）要使军队英勇杀敌，就应该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要想夺取敌人的物资，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奖励。企业若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个颇具战斗力的团队，就应该提倡一种“同仇敌忾”的企业精神。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一样的道理。企业良好的绩效管理还需要辅之激励手段，如物质奖励。随着人们对需求的不断提高，从生理需要慢慢上升到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有时候在会上的一番表扬可能来得更有效。这点于“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实篇）中强调的“避实击虚”的效果一样。企业在极力员工时，要尽量做到投其所需，避开员工已得到满足的需求，去满足员工渴望得到的需求，实现激励最大化。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孙子在治军上强调文武兼施，赏罚并重。在企业管理中，也只有文武兼施，赏罚并用，才能提高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使人人争先，个个努力，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 《孙子兵法》是商战中的“圣经”，特别是在今天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过度的时代，也就是在各个行业的商战中从一统“周天子”天下的局面向“春秋”再飞速向“战国”发展的时代，《孙子兵法》对我们的企业家们更具有深渊的指导意义和实际的使用意义。 《孙子兵法》只读一遍等于没读，要多读多思考，才能发觉其中无穷的智慧。
首先，孙子在《孙子兵法》中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从整体上筹划战争。论述了战争中的一系列矛盾及其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主张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此，孙子辩证法实属唯物辩证法范畴；其二，孙子辩证法是孙子势哲学系统中的方法论，它揭示了战争规律和势的本质、功能、运作规律性；其三，孙子辩证法产生于军事，但其广泛的应用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哪里有势的存在，哪里就有孙子辩证法的应用；其四，孙子辩证法的实际操作，可以直接转化为战略势或战术势，是为势的技术、手段；其五，孙子辩证法体现了孙子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维方式，是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武器。据此，孙子辩证法可具体称作为势辩证法，它类于电路中正负两极间的电位差，形成电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趋势，透视事物表里，明析事物的本质。孙子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在《孙子兵法》中，辩证法内容极为丰富，孙子运用它把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与操作对策揭示得淋漓尽致，其主要内容有：对立统一规律方面。在孙子辩证法中，以对立统一观为多见，如：战与和、势与事、君与将、彼与己、胜与负、治与乱、奇与正、虚与实、攻与守、迂与直、分与合、人与物、生与死、信与疑、屈与伸、行与止、利与害、表与里、文与武、速与久、刚与柔、攻与守、众与寡、先与后、强与弱、劳与逸、内因与外因、战争与经济等。质量互变规律方面。孙子把质量互变规律运用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力图从量的优势营造质的优势。如：《军争篇》中关于“气”的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形篇》中关于敌我双方面力量对比的分析，也是由量到质的过程：“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否定之否定规律方面。在《孙子兵法》中有的句式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如《用间篇》中：“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在这里，“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是肯定的；“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是否定之否定；“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是新升级的肯定。在《孙子兵法》中，还有系统分析的方法、信息的方法、控制的方法。（四）孙子管理哲学孙子管理哲学，是体现军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统一关系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的总和。在古代，除国家管理外，最大的管理实体是军队。如果说，国家管理重在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孙子管理哲学则重在国家安全、优化为势资源。管理主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自然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依存。孙子高度重视管理主体在管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并针对管理主体提出与其作用相适应的要求，恰如现代能级理论。在《孙子兵法》中，把君、将作为决策层管理者。指出作为决策层管理者应具有慎战、善战的素质，从而构成明君贤将管理决策层。管理决策层要特别处理好权力的运用。国君一经命将出征，就不可“乱军引胜”：“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孙子强调将要“重权”、“经权”：“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篇》）；“将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同时，孙子还强调有权之将要有“五德”（《计篇》）、戒“五危”（《九变篇》）、防“败道”（《地形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
思维的形式结构；逻辑的基本规律；孙子兵法与职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