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当浮躁的岁月扰乱我们的内心，当深厚的文化内涵被束之高阁，当时代的技艺逐渐被湮没，你是否反思过，是否想过要为它们做点什么？你又是否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坚持着他们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手艺的崇敬与传承。 孙锐，便是这样一位致力于歙砚的不简单的80后。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那份浮躁与喧嚣，30岁出头的年纪，相较于同龄人，则更显一份老成与厚重，我想，这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年的歙砚生活所导致的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对于“非遗传人”这个称号，孙锐觉得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是对于歙砚，还是它的传承。 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现在带了两个徒弟，如今也是黄山学院的客座教授，给学生教授关于歙砚的历史文化、传承技艺。孙锐说，“有时候看到一些学生天赋很好，真的很开心。总希望多教点东西给他们，他们能多学一些。因为这样的传统需要延续，我也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 他不再单一的用传统课堂理论教学的方式，而是更多的让学生切实接触到歙砚制作的每一个步骤与要理，亲自动手，让学生能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摆脱他们对于歙砚的距离感，从而对于歙砚的接纳程度更高，也更利于他的传承。同时，不得不提的是，这种传统工艺课进入大学课程，还是首次。 虽然歙砚历史悠久，但它的发展却一直断断续续。2006年至今，由于政府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力度的加大，歙砚才有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所以对于孙锐而言，不论是他的徒弟，还是对于学校里的学生，他都是尽其所能去教他们。他会因为他们的一些进步而倍感高兴，也会因为他们的不用心不认真而感到惋惜与难过。 他常说他要对得起“传承人”这个称号，对得起他于歙砚的那一份热爱。 我们不仅要传承，我们还需要创新与保护。 传承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才是延续的真理。记得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最好的传承，传承不是重复，发展在于创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歙砚的传承，不仅在意砚雕技艺的提升，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更是每一个歙砚人艺术思想的见解与创新。 歙石的产地以江西婺源与安徽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老坑砚石为最优，所以歙砚又称龙尾砚，现在龙尾山是大部分存世关于歙砚珍品的石料出产地。砚石和玉石一样，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加之最近数十年的疯狂开采更使得歙砚石特别是精品砚石越来越少，老坑砚石已于2008年禁止开采。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关于歙砚的传承，保护同样重要。 越了解，越热爱 在孙锐看来，时间越久，了解歙砚越多，越发觉其中蕴藏着无尽的徽文化内容，很有味道。用孙锐的话说，这是一个很磨人的手艺，从最初的磨石开始，孰能生巧中一步步摸索，领悟砚雕的精妙。一步一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他认为好的歙砚作品，是自然与创意的最佳结合，除了珍贵的石料外，还要根据石材天然的纹理式样等进行创作，线条雕刻的细腻、干净、流畅，人物形神兼具或山水藏意，才能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内容。十几年下来，孙锐渐渐在行业展露头角，他的一系列作品也相继在国内大展上获得奖项。 从最初接触时的懵懵懂懂，慢慢学习后的了解，到如今时间沉淀下的热爱，关于歙砚这一条路有多难走没有人知道，十四年的时间不能说艰难困苦，但坎坎坷坷的下来，却也把孙锐打磨的更加内敛与沉稳。 其实，在我看来，一件好的砚雕作品，除了珍贵的石料、精湛的技艺，最重要的还是砚雕人的那一份用心，他投注于这方砚台的心血与感情，一件他对歙砚的那一份初心。 孙锐，便是如此，他怀抱初心，在歙砚这条路上默默耕耘，将这一份指尖上的技艺传承下去。
柯崇，幼喜丹青，1983年起就与中国首位砚石研究专家程明铭先生研究砚石、砚文化，并长期交流合作、切磋砚艺，使得砚艺突飞猛进。1986年在大谷运歙砚厂任车间主任并任砚雕技师。1992年-1994年受聘为上丰砚厂砚雕技术师，带徒数十名。1994年创办柯崇砚雕艺术馆，至今从事歙砚设计、创作及砚文化研究。为弘扬徽文化和推动歙砚产业的复兴和发展，创作、授徒两不误，共授徒百余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砚雕人才，许多弟子已经成为当代砚雕名家，是歙砚制作技艺的主要传承者。柯崇三十年砚雕不辍，制砚刀工独到，线条流畅，常根据石料的造形、纹理、颜色、等天然风韵因材施艺 ，追求自然与人工协调统一，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砚雕作品注重文化内涵，题材广泛，意境深远，能吸收古今诗词，绘画，及各类雕刻之精华，师古而创新，可谓砚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尽在砚中，深受行家赞许。 代表作有《东方巨龙》、《松林雅聚》、《仙女舞乐图》 、《琴棋书画》、《嫦娥奔月》、《狮子滚绣球》、等，2001年在纽约石溪大学展出，《九龙朝阳》砚被美国纽约华人艺术博物馆收藏，并获最佳华人艺术精品奖。2010年歙砚作品《巨龙砚》在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首届“中国文房四宝精粹博览会”获得“文房精粹奖”金奖。2014年8月柯崇的歙砚作品《和合二仙》砚又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荣获金奖。《三狮戏球》砚在首届安徽省民间工艺精品展获银奖。10月《徽州石狮》砚在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大展获金奖，《杜康品酒》砚在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四水回归》砚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11月《双狮滚绣球》砚在安徽省第四届传统工艺美术产品展获银奖。12月《有容乃大》砚在首届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研讨会暨博览会名人名品展获一等奖，《魁星点斗》砚砚获中华传统工艺名品一等奖，《琴棋书画》砚获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博览会金奖。并荣获“中国传统工艺特殊贡献奖”、 “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等至高荣誉。今年3月他的砚雕作品《庄周梦蝶》砚在第50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荣获2015中国工艺美术“金凤凰大奖赛”金奖，5月份《西厢记》砚又获2015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荣誉满满，被业内人士称赞为“歙县砚雕艺术家获奖第一人”、“ 金奖专业户” ，柯崇大师因此获 “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殊荣。柯崇在2011年4月被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授予“中华传统工艺大师”称号；全国职业技能考评委员会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传统工艺师；2011年国际职业规划鉴定中心评审为“国际注册高级工艺美术师”；2011年5月由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收入国家专业人才库；2014年黄山市政府授予了“新安艺术家” 称号； 中华文化研究院聘为院士，授予了“中华文化名人”称号；全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工程工作委员会授予了“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国际艺术家协会授予了“中华杰出贡献艺术家”等荣誉称号。柯崇现为安徽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歙砚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并任中国国际艺术家协会艺术顾问、安徽省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黄山市工艺美术协会及文房四宝协会理事、歙砚协会理事和歙砚精品艺术馆艺术总监。2014年，为了将歙砚文化之薪火更好地传承与推广，他成立了黄山市徽州歙砚研究中心，并受邀参与《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安徽卷》的研究和写作。柯崇大师集制砚与治学于一体，在2011年曾与程明铭先生共同编著了《中国歙砚大观》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三十多年来，既研发砚石，又操刀雕刻。既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又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奉出艺术精品。既单门独户的辛勤劳作，又积极组织业内人士为弘扬歙砚文化劳碌奔波。他为中国歙砚雕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歙砚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近年来，柯崇大师俨然以“中国传统工艺领军人物”身份，多次率领歙砚文化艺术家参与许多国家和国际展览与交流活动，不断加强歙砚文化和砚雕理论的研究与交流，悉心努力，使歙砚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多年以来柯崇与程明铭先生一起，在古歙范围内新发现了有金星、金晕、眉纹、水浪、玉带、等砚石的砚坑20多处，并开发利用了彩带、金皮、金膘、金丝、银线、彩眉、金眉、冰纹、千层石、朱皮籽料、龙潭黑玉、刷丝纹、等若干纹饰的砚石新品，开发利用这些砚坑砚石缓解了歙砚石的紧缺，对歙砚资源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柯崇是程明铭大师毕生培养的唯一研究砚石、砚文化的弟子。为了推广歙砚制作技艺知识，传播歙砚文化并提高歙砚的知名度，鼎力协助程明铭编著《中国歙砚大观》一书，本书是二位30多年合作的结晶，共分为十一章60余万字300多幅附图，内容丰富，字字珠玑。2012年被收入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丛书第一辑，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歙砚研究中一大空白。2013年柯崇被收入《当代安徽书画家即工艺美术师》;素有“南饶北季”之称的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为柯崇砚雕艺术馆题词“砚之冠”;《东坡赏砚》砚被饶宗颐大师收藏。柯崇痴迷于砚雕，创作歙砚之余对砚石、砚文化继续研究，其砚雕艺术不止于此，正在砚林中茁壮成长。
中华民族不仅有灿烂的文化，更有令人瞩目的遗产。遗产，《辞海》上解释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而冠以文化二字，则说明与文化相关。而前面又修饰以民族、民间四字，更加明确其意思是指散落在民间，流传在民间，而又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节日、民族服饰、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话本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状态）。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特质。既向世界宣告其曾经的辉煌，也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众多的，有许许多多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诸如莫高窟、都江堰、黄山等等，随着辽宁一宫两陵、牛河梁文化遗址、五女山古城等一批文化古迹相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辽宁乃至全国兴起了一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学者保护。②政府保护。③世界保护。
地域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需求及策略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由于传承人的观念与知识背景不同，口耳相传方式的不确定性，且融入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发展至今，有着强烈的传承需求，并且这种传承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亟须教育的支持，从高校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中小学教育都可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一）非遗的传承亟须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高校在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系统化、深入化、条理化，就需要有着坚实理论支持的专门人才来进行，高校承担其理论研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结合高校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体系，构建完善系统、科学合理的教育机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二）非遗的传承需要职业教育的实践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仅仅有专门研究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技艺传承方面也更需要职业人才的培养，故而，在中职教育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教育群体作为实践型人才的培训基地，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资源，增加地方文化特色课程，不仅使中职教育有了品牌意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课程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学有所“承”。（三）非遗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首先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可，只有从基础教育抓起，才能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让儿童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坚持对传统文化的热衷，自发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儿童时期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教育，是儿童乐于接受的方式，也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种教育需求。二、构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任务繁重，需要理论研究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与科研工作的鼎力支持，高校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与文化专家要积极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但是这样的专门人才是凤毛麟角的。因此，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尤其要在艺术教育中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使艺术教育的课程在审美基础上具有文化特性，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融入地域文化的思想精髓，激发儿童热爱家乡文化的兴趣与传承家乡文化的动力，使儿童对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自发的热爱与热衷。“ 其次，在中职教育过程中，逐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课程中的比重，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从文化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剖析，让中职学生逐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增加传承人的文化素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具系统化和科学性，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传承工作，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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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需求及策略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由于传承人的观念与知识背景不同，口耳相传方式的不确定性，且融入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发展至今，有着强烈的传承需求，并且这种传承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亟须教育的支持，从高校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中小学教育都可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一）非遗的传承亟须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高校在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系统化、深入化、条理化，就需要有着坚实理论支持的专门人才来进行，高校承担其理论研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结合高校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体系，构建完善系统、科学合理的教育机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二）非遗的传承需要职业教育的实践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仅仅有专门研究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技艺传承方面也更需要职业人才的培养，故而，在中职教育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教育群体作为实践型人才的培训基地，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资源，增加地方文化特色课程，不仅使中职教育有了品牌意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课程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学有所“承”。（三）非遗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首先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可，只有从基础教育抓起，才能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让儿童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坚持对传统文化的热衷，自发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儿童时期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教育，是儿童乐于接受的方式，也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种教育需求。二、构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任务繁重，需要理论研究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与科研工作的鼎力支持，高校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与文化专家要积极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但是这样的专门人才是凤毛麟角的。因此，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尤其要在艺术教育中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使艺术教育的课程在审美基础上具有文化特性，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融入地域文化的思想精髓，激发儿童热爱家乡文化的兴趣与传承家乡文化的动力，使儿童对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自发的热爱与热衷。“ 其次，在中职教育过程中，逐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课程中的比重，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从文化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剖析，让中职学生逐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增加传承人的文化素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具系统化和科学性，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传承工作，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良性循环。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相州古瓦砚 宋__王安石 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太湖砚 唐.陆龟蒙 谁截小秋滩，闲窥四绪宽。绕为千嶂远，深置一潭寒。坐久云应出，诗成墨未干。不知新博物，何处拟重刊。砚亦称为研，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之一，砚与笔、墨、纸合称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初期的砚，形态原始，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至汉时，砚上出现了雕刻，有石盖，下带足。魏晋至隋出现了圆形瓷砚，由三足而多足。箕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唐、宋时，砚台的造型更加多样化。砚材的运用也极为广泛，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突出，称“四大名砚”。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的砚台制作。其中采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端砚、歙砚、洮河砚。史书将端、歙、临洮砚称作三大名砚。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也有人主张，以天然砚石雕制的鲁砚中的徐公石砚代替澄泥砚，合称四大名砚。《午集下》《石字部》·砚《唐韵》吾甸切《集韵》《韵会》《正韵》倪甸切音。《释名》砚，硏也，硏墨使和濡也。《说文》石滑也。《长笺》滑训利，利犹厉也，与硏摩同义。《文房四谱》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篆，曰帝鸿氏之砚。《周武王·砚铭》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又姓。《元文类》国子监司业砚弥坚。又《字汇补》古典切，音蹇。濡石也。《正字通》说文硏砚音义俱分，今俗合为一。[2]砚，俗称砚台，是汉族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汉代时砚已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古代汉族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砚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 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因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凹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最常见的砚台的制作材料是石材，有来自广东端溪的端砚，来自安徽歙县的歙砚，来自甘肃南部的洮砚，来自河南洛阳的澄泥砚等等，这四种砚台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又称作端溪石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另有“南端北易”之说，“易”指河北易水砚。 歙砚(王耀作品）此外唐开始使用铜雀台遗迹上的砖所做砖砚流行一时。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时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纪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让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答应他，米芾舞蹈以谢，又恐皇上后悔，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明末吕留良有嗜砚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黄宗羲曾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砚台是梅朗中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题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明清时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其实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王渔洋《池北偶谈》载：“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砚。”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对多蝠砚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台湾浊水溪所产之“螺溪石”，经琢磨而成的砚，称“螺溪砚”，由于色泽雅美，发墨佳良，而且严冬不冻，贮水不干，亦为稀世之宝。编辑本段历史砚砚之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始以粗见雏形。刚开始时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如石玉、砖、铜、铁等。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古时以石砚最普遍，直到现在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可以作砚的石头极多，我国地大物博，到处是名山大川，自然有多种石头。产石之处，必然有石工，所以产砚的地方遍布全国各地。七十年代末，在陕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套绘画工具，其中有石砚、研棒及砚盖，距今约7000年左右。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墨砚，是用鹅卵石打磨制成。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至细。砚这种附带磨杵或研石的形制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改变，即取消磨杵或研石，而接近于现在的砚呢？目前所知，要直到两汉时期。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我国传统有四大砚，即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著名的有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端州（肇庆市）东郊端溪，唐代就极出名，李贺有诗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赞石工攀登高处凿取紫色岩石来制砚。端砚有“群砚之首“的称誉，石质细腻、坚实、幼嫩、滋润，扪之若婴儿之肤，。温润如玉，磨之无声，发墨光润。石上且有鸲鹆眼等自然纹理，歙砚产于徽州，徽州是府治，歙县是县治，同在一地。所以歙砚与徽墨乃是“文房四宝”中同产一地的姐妹。歙砚的特点，据《洞天清禄集》说：“细润如玉，发墨如饥油，并无声，久用不退锋。或有隐隐白纹成山水、星斗、云月异象。”端砚资源缺乏，名贵者已不多；歙县地处黄山之阳，取材广泛，近年仍有镂刻工极细之艺术大砚出产。洮河砚之石材产于甘肃临洮大河深水之底，取之极难。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不是石砚，而是用绢袋沉到汾河里，一年后取出，袋里装满细泥沙，用来制砚。另有鲁砚，产于山东；盘谷砚，产于河南；罗纹砚，产于江西。一般说，凡石质细密，能保持湿润，磨墨无声，发墨光润的，都是较好的砚台。种类砚，按材质来分，可有石类、陶瓦类、金属类、漆砂类等，而砚的主要材质是各种砚石。砚石一般以产地命名，我国出产有200多种砚石，其中最的当属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另一说法为澄泥砚）。
端砚以石质优良、细腻滋润和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的优点，被推为群砚之首，著名的实用工艺美术品
端砚的优点有石质优良、细腻滋润和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自古就是非常贵重的用具
砚台作为中国文化文明传承的重要书写工具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而且被历代文豪墨客们推崇为文房四宝之首，在古代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穷酸书生，只要是读书人都能以拥有一方质地优良的砚台为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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